下乡知青，有想当农民的吗

农民苦

© 徐尔新｜文

一

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苦的劳动，是栽秧打谷季节的活路。

夏季，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天不见亮，队长就拿着话筒，在办公处高声叫喊：“二队的，出工了！”

通常这种时候，人睡得正香，懵懵懂懂的被叫起床来，空着肚子出工，一直要干到九点来钟才吃早饭。休息片刻，太阳已经高高举起来了，此时队长的话筒，像催命鬼似的，又在办公处尖锐地叫起来了：“二队的，出工了！”与此呼应，上面一队的，下面三队的，也都在各自招呼自己的社员下田干活了。这次出工，一直要在大田里干到太阳当顶。人在水田里插秧打谷，头上毫无遮拦如同火烤，脚下水温烫人，上下夹攻，人就好似置身于蒸笼中，额头飙汗，前心后背，汗流如注。

我是新手，和一排人在田里插秧，动作一慢，左右两边不能久等，都插到前面去了，留下一条巷子。然后人家上坎了，又到另一块田插秧去了，我却还在“秧巷”里挣扎。乡下人把这称为“关秧门”，对当事者而言，是极其难堪羞辱的事情。但你怪不得人家，大家都在赶工，总不能停下来等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苦练技术，跟别人齐头并进。几天下来，手法渐渐熟练，大体也能跟上进度，农民就说：“你这知青，还不错嘛。”

下午两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队长终于会叫一声：“好了，休息。”大家早盼着这句金口玉言，立刻纷纷爬上田坎，往阴凉处走，收工回家，休息吃饭。等到太阳偏西，五点来钟的样子又得出工，就一直要干到晚上九点来钟。整个一天下来，农忙季节的劳动时间，会达到十一二个小时。

这样的劳动节奏，有时会持续半个月。我常常插一天秧，走上田坎时，会感觉直不起腰来。

收割水稻的劳动比插秧还要艰苦。天气的炎热程度有增无减，劳动强度也是有增无减。上百亩的稻谷，全靠手工脱粒。按五个人编成一个小组，三个人割，两个人打。打下来的湿谷子，装到箩筐里，水淋淋的，一百五六十斤，挑上肩，在水田里行走，脚底是半腿深的软软的稀泥，已经非常艰难。走到田边，要挑上田坎，那高跨一步挣上田坎的难度，真是连吃奶的力气都逼出来了。一亩地的湿谷子，像这样挑到晒场里去，两个男劳动来来回回要跑五六趟。我力气比壮劳力小，还得多跑几趟。私下里不止一次想过，这活路不是人干的。一天下来，浑身泥水，连裤带都是湿的。

我寄宿的房东家，养了两条牛，干完生产队的活，我还得帮忙收草。收草比打谷子还累，乡下有句俗话：庄稼佬，怕收一季草。这是因为打完谷子已经够累了，但田要马上腾空，牛要下田操作，养牛户必须赶在耖田之前，把水淋淋的稻草挑走。这挑草用的扁担，长约一丈，圆圆的，两头溜尖，号称“扦担”。草垛子本身不高，串到扦担上后，人需俯下身子把扦担挑起来，在泥水中走到田边，挣上田坎，挑到空地晾晒。这时，人已经疲劳到极限，圆圆的扦担压在肩上，人在田坎上拐来拐去，汗流浃背，还得一趟又一趟咬牙坚持，简直让人疯狂。

一般知青，遇到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农活，没有不逃跑的。所有知青在刚下乡的前几个月，由国家供应口粮，按月发放8块钱的生活费，都基本没有生活压力。愿意下地劳作的，生产队给评记工分。不愿意干活的，生产队也不勉强。从生产队一面而言，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当然无论怎样，农民心里多少还是有疙瘩的。知青一去，迟早要分口粮，但生产队上交国家的公粮统购，却丝毫不少。从某种意义说，国家是把知青在城市中的消费负担，转嫁给了农村。最直观的就是口粮。譬如我们三个知青，下在一个生产队，按每人五百斤分粮计算，需要1500斤。这在一百多口人的生产队，犹如凭空让每人少分了10斤口粮。在今天看起来不多，但在粮食紧缺的时代，就如同虎口夺食。你叫同知青非亲非故的农民，心里会怎么想？

二

中国农民种地，表面看好像不需要什么技术，其实也颇有农艺含量。譬如农谚，“立夏不下，犁耙高挂”，“小满不满，芒种不管”，“秋前十天无谷打，秋后十天满田黄”，“寒露胡豆霜降麦”，都是指导农事季节的经验总结，不能不知。又如农活，并非一概都是下力，像播种育秧，犁田耕耘，过程管理，处处都有技术。我初学犁田，牛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深一犁，浅一犁，弄得满头大汗，牛也格外辛苦。有次犁头插入太深，牛拉不动，我不知反思，反而使劲吆喝，不断催促，迫使牛使出洪荒之力，连套在牛脚后跟的横杆也拉断成了两截。

所以刚开始时，知青干活评记工分，普遍较低。按生产队通行的规则，技术全面的男劳动力，乡下称“全劳动”，一个工日评记10分。有一定技术能力的女性，叫“半劳动”，一个工日评记8分。以此标准衡量，刚下乡的知青，实在比半劳动还要差一大截。考虑到知青身份特殊，生产队一般都执行宽松标准，男知青通常评记8分，个别体弱者也有7分的。女知青大都评记7分或者6分。我开始就评的8分，后来技术与力气见长，评到9分。再后来当赤脚医生，每年3300分，就是按每天9分进行计算的。

生产队的全劳动，确实名副其实。比如刘五爷的三儿子刘长福，每到栽秧季节，便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可以在6亩的大田里，取最长的一面，一次插六路秧苗，待秧苗返青时，遥远一看，纵横笔直。在60多米长的距离上，能做到如此技巧者，一个生产队屈指可数。一般人只能插五路秧苗，而且很难保持笔直，这差异就叫技术。

收割水稻也是这样。别看都是用半桶打谷子，手法上就有讲究。半桶后面有竹编的挡篷，每张半桶配5个人，两个全劳动打谷，三个半劳动收割，各自负责一块田。都是一样的打谷，半个月后一看，有的田稀稀疏疏冒出一些秧苗，说明手法干净，抛洒的稻谷极少。有的田秧苗密密麻麻，如同秧母田，可知抛洒的稻谷数量惊人。

刘长银是生产队的老人，人长得高大硬朗。据他讲，民国时期每到栽秧打谷季节，田多的主人家，就要雇短工。他家田少，这种时候常常出门帮工。主人家雇人干活，肉饭管饱，小酒管喝，工钱一分不少，但要求也高。工人下田干活，主人家就戴顶斗笠，也不说话，只管在半桶周围转圈，用耳朵聆听斗笠上的动静。如果声音如同下雨，说明许多谷子都撒到田里去了，吃完饭便辞退走人，道一声你明天不用来了。这打谷技巧的细微处就在于，一把稻束握在手中，摔打在半桶上，然后往回撤时，要顺势抖它几下，将松动的稻谷抖落在半桶里，再举起来进行下一轮摔打。手法上，抖动时要尽量将稻束成扇形分开；会打的与不会打的，有时一亩地的损耗，会有几十斤的差别。

我在生产队干了整整一年农活，栽秧打谷，使犁踏耙，样样摸过。农民劳作之苦，算是有了切身体会。可以说，公社时期的农民，是历史上劳动强度最大的群体；公社时期的农村，是自古来控制最为严密的组织。这还没说大跃进之后发生在农村的三年饥荒，饿死多少人的悲剧。就是到了1970年代知青下乡时，农村经济已有恢复，但劳动强度及生产方式，仍然非常落后。一年四季，几乎天天都有活路，即便过年，也要下地干活。“过革命化的春节”，是当年流行的口号。听村中老辈人讲，民国时的农村，农忙时少，农闲时多。把两季庄稼一种，要么外出打工，要么闲耍。像村头的朱家兄弟，农闲就常跑雅河，往返乐山雅安两地，替船主运输山货及烟酒酱醋茶一类生活用品。有的农民则进城学徒，帮工。当时的农民并非纯粹农民，更无所谓城镇农村户口。当农民当工人当雇员，悉听自便。我父亲就是农村出来学徒进入城市的。到了称为“解放后”的时期，城市农村突然两分，界限森严以户籍固定，再也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差别自此形成。宪法所说“迁徙居住自由”，那都是写在纸上的。

公社化后，不但户口完全控制，连生产活动也听命于自上而下的安排。过去两季耕作变为三季，从前冬水田为蓄养地力，只做一季中稻，后来改为早、晚两季。农活自然增加不少，但产量并无多少提高。尤为激进者，是无休无止的改田改土。只要稍微有点农闲，便拿了土地折腾，把小块地翻成大块地，多边形地弄成正方形或长方形地。如果机械化，十天半月可以搞定，但凭肩挑背磨，锄头挖掘，却是无穷无尽的劳动。相对于栽秧打谷，天不见亮起床，毒日头下飙汗，改田改土要轻松得多，也是磨洋工吹牛聊天的好时候。这样的结果，是生产队产值没有增加，工分却翻了一番，大大拉低了劳动单价，还助长了得天混日的风气，挫伤了一个社会、一个团体最为需要的劳动积极性。

三

处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能挣革命工分，被认为最有本事，也最有背景。我曾因为表现好，参加过县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吃了一星期免费油荤，还附带记了一星期的工分。当时全公社就我一个知青代表，其余都是大队书记，或公社社长。对知青而言，较为普遍的革命工分是搞宣传。下乡第一年，战斗大队知青编排了一个歌舞节目《公社修起水电站》，被区政府选中参加乐山县文艺汇演，我和杨宗遨冯玉文也被抽调参加，与来自安谷高中、太平镇等地的队员共同组成八区代表队，在区里排练节目。杨、冯二人是乐队成员，我负责整台演出的文字编排。前后将近一个月时间，白吃白住，结束时又开具参加调演的天数，盖上公章，拿回生产队评记工分。

这类吃革命工分的好差事，与乡村中的“三大员”相比，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售货员，才真正叫人羡慕妒忌恨。这些工作，在外人眼里，既轻松又无日晒雨淋，工分还天天都有挣的。知青刚下乡时，正逢新建大队小学，成立医疗站、大队商店，都是从生产队里选调人手。选谁不选谁，虽然也考虑文化知识，医疗水平，但主要是凭关系。一句话，最后都由书记决定。下面社员固然也有不满，却无人敢于公开表示，至多也就曲里拐弯发发牢骚。原以为大队会安排我当教师，结果无望，又觉得赤脚医生我也适合，仍然只是南柯一梦。倒是大队修建电站，没忘了通知我，派我去打石场劳动。

去了一看，石场里的工匠，每个生产队都有，其中有个矮个子，麻脸，人称杨麻子，来自四队。此人是个话匣子，一肚子故事，手艺却是基本没有，打个睡帮眼，楔子插进去摇摇晃晃站立不稳，只能让他做小工，打下手，工分却和大家同工同酬。但一个石场，没人烦他，原因是他天天都有故事，绝不重复。除了讲评书，民间传说，抗美援朝（他参加过志愿军），也讲身边的趣闻轶事。

我一边听故事，一边学手艺。半月下来，连老石匠也诧异，我不但能打睡帮眼，就连技术难度很高的抬帮眼、背槽，也中规中矩。且我经过一年下来，受挑抬锻炼，力气大增，所以抡起大锤来，毫不吃力。石场开采石头，抡大锤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特别是砸抬帮眼，人站在悬崖边上，抬帮眼就在脚下距岩口一尺多高的地方，按一定间隔，横向一排。抡大锤者将30多斤重的大锤举过头顶，口唱歌谣，吆喝一声，砸在抬帮眼中的楔子上。一个楔子一个楔子的顺序砸过去，再注意观察岩石裂开的丝口，保持受力均衡。这种劳作场面，我曾把它写成一首诗记录了下来，至今还清楚记得：“巍巍石亘掌中岩，大锤一抡断腰开。朵朵白烟串串火，迢迢铿锵送歌来。”手锤和錾子，大锤和楔子，铁与铁相击，冒白烟或迸发火花，是随时可见的场面。至于石匠哼唱的歌谣，今天50岁以下的石匠只是听说过却已经不能唱了。但在当年，石场所在的山沟里，歌声却是此起彼伏。有时路边有女人走过，抡大锤的汉子就唱：“幺嫂儿吔，你好人才，怀中睡着对大白奶。”如同陕北原上的情歌，一唱起来就浑身舒畅，轻松了许多。仔细想来，石匠们也是有分寸的，他不唱妹子吔，你好人才，却唱幺嫂儿，是因为妹子是闺女，人物金贵，不能随便乱唱。一旦结婚生子，常在田坝里哺乳，所谓金奶子银奶子，结了婚就是猪奶子，是并不怎么回避的，可以拿来歌唱，无伤大雅。

下乡第一年，我挣了3000多分。年终决算时，农民都说：“你今年要进好多钱哟！”他们按往年8角多的劳动单价计算，预测我要进200多元；我也暗暗窃喜，满怀憧憬。等到决算下来，每个工日（10分）的劳动单价，仅值四角六分，除去口粮钱，我拿到手的血汗钱只有80多元，顿时大失所望。原因是这一年的改田改土特别多，它不创造产值，但这部分工分却占到了总工分的将近二分之一，你叫劳动单价如何能不遭遇腰斩！

这80多元，我后来拿它买了一只天津产的海鸥牌手表，还是寄卖行的二手货，新表价格要120元。不过打开后盖来看，崭新锃亮，戴在手上走时精准，从未清洗。

我在乡下当了十年知青，不敢成家，一人供养自己。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考入大学才离开农村。10年前下乡时，只带了被盖衣服之类的简单行李；10年后返城，随身携带的仍然是这些行李。十年的劳作，除了那只手表，并没有给我增添任何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