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改嫁漫谈

古代女子改嫁

© 徐敏｜文

今人揣想古人，总以为十分封建。譬如改嫁，似乎现代女性可以自由，古代女子则大受约束。其实从所见古代史籍来看，中国古代妇女改嫁并无明令禁止，尤其在宋代以前，妇女改嫁那可以说是比较的自由。

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汉初三朝元老陈平的妻子是嫁过六个男子的女人。这女子“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拿算命先生的话说，这女人命硬克夫，嫁一个克死一个，天底下就没有男人再敢娶她。独陈平不怕，反倒“欲得之”。

又如五代后汉时候，杨廷璋的姐姐寡居京师，郭威觉得人挺不错，意欲聘其为妻，遂请媒人前往说合，遭到拒绝。郭威仍不放弃，执意要娶。杨廷璋知道后，亲自出面去和郭威交涉，后来后告诉其姐说：“此人姿貌异常，不可拒。”姐“乃从之”。看来，这位寡姐并非不愿改嫁，只是想挑选个如意郎君而已。

一个女子可以改嫁甚至反复改嫁，至少说明当时男子对死了丈夫的寡妇并不排斥，社会对此也表现出异常开通的宽容和理解。虽然我国古代早有所谓“烈女不嫁二夫”的说教（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直到宋代，倡导寡妇们不要改嫁的宣传仍然收效甚微，基本不被理睬，特别是皇帝家的公主们更是一点都不在乎。我们可以从正史中看到这样一些记录：

东汉时候，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刚死丈夫不久，刘秀便问她喜欢哪位朝臣。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于是刘秀欣然出面，亲自代寡姐向宋弘求婚。

南朝时候，宋武帝的小女儿豫章康公主“美容色，聪敏有智数”。初嫁徐乔为妻，后改嫁何霸。第五女新安公主嫁太原人王景深，离婚后，欲改嫁王彧。王彧不敢接纳，“固辞以疾，故不成婚”。王彧并非嫌弃结过婚的女人，而是清楚公主身份太高，驸马这件貌似荣耀的紧身衣还是不穿的好。

唐朝时候，唐太宗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嫁赵慈景，生赵节。赵慈景死，公主改嫁中书令杨师道。

武则天的儿女太平公主嫁薛绍为妻，待薛绍坐谋反罪饿死狱中，公主便改嫁右卫中郎将武攸暨。

唐中宗女安乐公主嫁武宗训，武宗训后被大将军李多诈所杀，公主即改嫁中郎将武延秀。

宋朝时候，太祖赵匡胤同母妹燕国长公主，初嫁米德福为妻，米德福死后，又嫁与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

上面所举事例说明，帝王家并不看重“贞节”，公主们也绝不想“从一而终”。仅据《新唐书》诸公主传记载，唐朝改嫁的公主就多达26人。比起民间那些“中毒”甚深的女人们来，公主们的贞操观念实在淡薄，他们绝不至于愚蠢到为了所谓脸皮而白白葬送青春。她们中的有些老爹老妈甚至欢迎女儿改嫁，认为改嫁也是一桩非常风光的体面事。前文提及的那位安乐公主与武延秀成婚那天，居然借用皇后仪仗，“风光异于常度”。两天后，唐中宗又在两仪殿大宴群臣，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比第一次结婚还要浪漫。谁能说这样的改嫁不荣耀呢？

事实上，许多皇帝对公主改嫁不但予以支持，就连他们自己也十分乐意接纳改嫁的女子。

汉景帝皇后王娡原是金王孙的妻子，已经生有一个女儿，听说宫中要选取良家女侍奉太子，她便在其母臧儿的（也是一个改嫁过的女人）的怂恿下，趁回娘家归宁之机弃夫应召。金王孙虽然十分恼怒，声言绝不离婚，却也无法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老婆成了皇家的妃子。王娡入宫以后，大受宠幸，振奋之下，替景帝产下一男三女，那男孩就是后来大辟疆土的汉武帝刘彻。一个女人，居然因弃夫重婚而母仪天下，真令誓不二嫁的烈女悔断肝肠。谁说皇帝信奉“好女不嫁二夫”的信条！

另一个改嫁而贵为皇后的女子是五代时后周的符氏。当初她老爹符彦卿把她嫁与李崇训，便有相面者说她将来“贵当为天下母”。害得她公公河中节度使李守贞想入非非：认为儿媳尚且能够母仪天下，何况我这当公公的？没想到造反不成，李守贞自己倒落了个兵败自焚；李崇训不愿被俘受诛，遂先杀其弟妹，再来手刃符氏。符氏不愿轻生，走藏于帷幕之中。李崇训仓猝间求之不获，只好含恨自刎。此时乱兵一涌而入，情形异常紧急。符氏却毫无惧色，从幕后从容步出，安坐堂上，厉声呵斥说：“吾父与郭公乃结拜兄弟，尔等不得无礼！”这位郭公就是后来的后周皇帝郭威。符氏的处变不惊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数年之后，郭威替儿子娶亲，选中的就是这位寡妇符氏。

较之于普通妇女，皇后改嫁的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南北朝时候，东魏大丞相高欢的两个女儿都是皇后，大女儿配孝武帝，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杀，高欢就拿女儿嫁与彭城王元韶为妻。

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大丞相还曾经上书朝廷，要求释放被俘的敌方士兵，“配以民间寡妇”。由政府出面，号召寡妇改嫁，这在历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

妇女改嫁，在理学盛行的宋明两代，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考诸历史，似乎同样不像传说的那般大受限制。

我们姑且撇开王安石儿媳，范仲淹母亲，女诗人李清照，陆游妻子等人的改嫁不谈，单看《宋史·孝义传》上列名记录的两个孝子。州官朱寿昌还在娘肚子里时，母亲刘氏便被其夫朱巽离异。朱寿昌后来由朱巽领回朱家，母子间由是五十年不通音讯，宋神宗熙宁年间，朱寿昌弃官“入秦寻母”，在同州寻访到母亲的下落。母子相见时，刘氏已“七十余矣，嫁党氏有数子”。朱寿昌“悉迎以归”。这位孝子为朝夕侍奉母亲，将同母异父的弟弟也一并接回了老家。这件事经京兆尹钱明逸上报朝廷，朱寿昌被“诏还就官，由是以孝闻天下，自王安石、苏轼以下，士大夫争相美之。”他们当然只是赞誉朱的孝行，但推测起来，对朱寿昌生母刘氏的改嫁，大约也是持理解态度的吧

受赵家朝廷旌表的又一位孝子是彭瑜，其母亦嫁过两次。离开彭家后，又嫁与泰和人倪氏为妻。

《明史·孝义传》上的记载，当更能说明妇女改嫁的情形。前后涉及三个女子。

明代成化年间，浙江人丁氏嫁道州杨泰为妻，生有一子。杨泰亡故后，丁氏由其父领回，改嫁东阳人郭氏。

还有改嫁两次的。一个叫谢永贞的男子，娶马氏为妻，已有孕在身。正妻汪氏趁丈夫外出的机会，“妒而嫁之，遂生用”。待谢永贞返家，木已成舟，只好将儿子抱回。谢用长大后，“始知所生，密访之，则又改适，不知其所矣”。后历尽艰辛，才在一户农家借宿时，与马氏意外相逢。分离二十多年的母子终于得以团圆，谢用也因此被朝廷旌表为孝子。

更有改嫁三次以上的。鄞县秀才丘绪的生母黄氏“为嫡妻佘氏所逐，适江东包氏，未几转适他所”。这还没完。这位苦命的女子其后迭遭不幸，先是再嫁台州李副使子；副使子死，又改嫁仙居巨族吴义官；等到千里寻母的丘秀才找到她时，黄氏正和一位姓陈的老翁同处一屋相依为命。仔细算来，黄氏终其一生共嫁过六个男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几位改嫁的母亲，并不影响她们的儿子成为朝廷旌表的孝子，而官修正史在叙及这些改嫁的妇女时也未置一句贬辞。可见古代官府对妇女改嫁并未明令禁止。《孝义传》上还提到过这样一类烈女节妇，因丈夫死后守贞不嫁，族人贪其家产，逼其改嫁而至死不从的。这种逼人改嫁的动机固然不免过于低劣，但于另一层面，却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并不杜绝再婚。

这种情形，我们在清代文人的笔记中也可获得相应的佐证。据俞樾《耳邮》上记载：杭州山墩地方某姓一女，因遭兵乱，嫁与上海某甲为妻。乱平，女还其家。其父母因女婿执操贱业，打算谎称女儿尚待字闺中，替她另择一婿，遭到女儿拒绝，只好同意将女婿招赘上门一同居住。但这位上海女婿别无所长，只能仰食于妇家，自然不受尊重。到后来，就连曾经感恩的妻子也渐渐变得冷淡无礼。致使这位外来女婿郁郁寡欢，甚感无聊，竟吞食生鸦片了结了自己。年轻的女人当然不愿就此孤身一人生活，便又改嫁做了别人的妻子。

作者记录妇女改嫁的情况并非仅此一则，从其叙事的语气来看，全然不见任何反对的态度。可悲的倒是一些不谙世情的女子，痴愚到拿了程朱理学的胡话来甘心麻木自己，去苦苦追求扼杀天性的贞节牌坊。

而今牌坊坍塌，人不再生，“烈女”有灵，当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