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水而亡的夏曦

死前沉痛忏悔

© 徐尔新｜文

有点年纪的人，估计都看过一部电影《洪湖赤卫队》，更多的人还都听过它的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优美的旋律声中，一个鱼米之乡的洪湖便呈现在了眼前：

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

洪湖岸边是呀是家乡，

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舱。

……

然而，就是这个“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的地方，1930年代却出现过另外一幅画面。据庄晓东《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回忆说，当年长征，红军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将其活活淹死。相当一段时间，“吓得农民不敢下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也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庄晓东当年是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部长，她的回忆披露了夏曦在洪湖苏区时期，大搞肃反的红色恐怖。

这个夏曦，年纪不大，却也是个老革命，属于最早的一批党员。1927年8月1日，26岁的夏曦参加了由贺龙、周恩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之后受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被中央派往江苏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1年，夏曦获得升迁，前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工作。这一年的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27日，即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

5月中旬，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湖北监利为中心开展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具体实际执行过程中，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完全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同时打击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这种极左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严重影响，遭到贺龙、段德昌等人的坚决反对。

为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3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夏曦是军分会主席，这一决定等于把军队指挥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担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

夏曦在苏区采取的一系列极左路线，使红军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向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夏曦则反咬一口，无中生有，恶毒诬陷。在1932年1月召开的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夏曦的万涛、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大会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会上，关向应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推举夏曦为书记，姜琦（此人是夏曦的亲戚）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这样一来，夏曦的屁股更加摸不得了。湘鄂西苏区的第一次“肃反”自此拉开序幕。先从地方开始，当时，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据此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了所谓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还有一个常委值得怀疑。夏曦认定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此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机关。

随后，肃反扩大到军队，红8师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肉，在接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第二天，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被逮捕，说他是改组派，随即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又逮捕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夏曦判断说，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情况相当复杂，一时间湘鄂西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在夏曦发动的第一次“肃反”中，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周小康，湘鄂边特委书记，在夏曦来洪湖之前，也搞过肃反扩大化，杀害了许多无辜干部，这次碰到夏曦，自己也成了肃反对象，被执法队像狗一样拉了出去杀掉。

为了使被捕者主动交代罪行，身为保卫局局长的姜琦，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被捕者一旦受刑，非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面对非人的拷打，他大声喊叫着要拷打者挖出他的心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因连续遭受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痛不欲生，只求一死。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

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遭到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庄晓东：《历史教训要讲清楚》）。

1932年8月，距第一次肃反还不到半年，夏曦又启动了第二次肃反。这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据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

在行军作战的“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图把部队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全部杀害。红3军教导队第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也在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

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夏曦把这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他们的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东西。这些人随时可能遭受处决，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带着硝烟和伤痕，竟然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

因时间久远，第二次肃反中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经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杀红了眼的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他的贺龙下手，逼迫贺龙写声明书，他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夏曦这才无话可说。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县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苏区中央局9月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3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电报的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抗议。夏曦恼羞成怒，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慑于贺龙在红3军中的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易动手。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表示同意，但反对停止“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指责关向应“右倾”。会上，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的坚决反对。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1933年2月，红3军到达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行组建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一人手中。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党员。卢冬生是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所以只能算半个。

按理说，把一个洪湖苏区杀戮到只剩下3个半党员，应该稍微消停一下了吧。谁知喘息未定，1933年3月，夏曦的第三次“肃反”又开始了。这个32岁的年轻人，似乎对肃反有瘾，总是以每半年一轮的节奏，发动一场清洗。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被改组派所把持”。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他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即下令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而且在金果坪“公审”后，保卫局局长姜琦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人为延长段德昌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先后担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了个邓中夏，闹得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被打断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关于这次株连广泛的肃反，夏曦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被逮捕杀害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夏曦在苏区的疯狂肃反，一直都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出面批判和反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适逢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捕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贺龙担心宋盘铭发生意外，竭力加以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见事情紧急，私下把宋盘铭放了。夏曦发现后又带人抓了回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绑缚刑场。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的文章中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

第四次肃反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一共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3千多人。曾经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他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贺炳炎因此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对其隔离审查。后因22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率领部队取得大捷，贺龙、关向应趁此机会要求夏曦网开一面，贺炳炎这才逃过一劫。但红7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两人都在第四次肃反中同时被杀。

即便如此，贺龙还是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就是在拉出去枪毙时，被贺龙看见才救下来的。其他如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贺龙从夏曦的刀口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

根据亲历者回忆，夏曦在洪湖苏区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杀掉了数万自己人。就连他身边的4个警卫员，也被他亲手杀了3个！他发动的四次大肃反下来，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就由原来的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这些数字还都只统计了军队的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杀到后来，整个红3军的兵力仅剩下两个团，看着仅存的这点家当，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当时的红三军，竟然出现了枪比人多的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送命。对此，贺龙曾感慨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这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因为手握“最后拍板权”，硬是把自己变成了杀人魔王，和一架疯狂的杀人机器。这让他后来痛悔不已，常说：“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1934年5月，夏曦的滥杀终于引起了最高层的注意，严厉批评了他的肃反扩大化，责令其停止肃反，免去了他的职务，后改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夏曦随部队长征，在贵州毕节涉水过河时被卷入漩涡淹死。时年35岁。

据曾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上将回忆，当得知夏曦溺亡的消息后，他即派人四处搜寻，在下河滩找到了夏曦的尸体，后来将他葬在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这种死法，有点离奇。对所有死于夏曦残杀的冤魂而言，算是上天给了大家一个交代。

参考资料：

1、《夏曦四次“肃反”整死贺龙四名干将》

2、《夏曦搞“肃反”捕杀名将段德昌，以贺龙的威望，为何不能阻止呢？》

3、《曾滥杀无辜制造多起冤案，为何还能成为烈士？夏曦的一生充满争议》

4、百度百科《夏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