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胆子大

她为何敢捣毁孔庙

© 徐敏｜文

谭厚兰

文革初期，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高校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他们组织、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其中，谭厚兰率领200多人的队伍，远征山东曲阜，对孔庙、孔府、孔林进行了摧毁性的破坏。据后来统计，共毁坏文物6618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捣毁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700多册。谭厚兰主持的这场打砸，被认为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浩劫，她也因此赢得了“文革暴徒”的称号。

谭厚兰，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加入组织。24岁时，被湘潭一中作为调干生推荐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学习期间，曾抽调到《红旗》杂志帮忙，在那儿结识了日后升任《红旗》杂志副主编的林杰。

从现存的照片看，谭厚兰个头不高，体形略显瘦小，戴一副普通的白框眼镜，身着旧布衫，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不看重修饰打扮。她成绩一般，在同学中并不起眼。但文革一来，根正苗红的出身，使她突然变得能说会道，与人辩论，口齿伶俐，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退避三舍。

在北师大，她最先响应北大聂元梓的行动，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将矛头指向校党委，后来又对准市委派来的工作组，为此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很快，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她就成了敢于斗争的“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她看准风头，乘势而为，在1966年8月底拉起一支队伍，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自任总负责。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造反从学校走向社会。1966年的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要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康生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图交给谭厚兰，接着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康生为什么要画一幅造反图？因为孔庙和别的“四旧”建筑大不一样，不是随便砸一下就可以完成的。曲阜的孔庙自西汉以来，经过历朝历代帝王不断加封谥号，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占地327亩，前后九进院落的巨大建筑群。庙内有殿堂、坛阁、牌坊近500间（座）。四周红墙围绕，四角配以角楼，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修建的，与相邻的孔府、城北的孔林合成“三孔”。

要对这样大的区域和范围造反，不是少数人三五天就可以完成的。

.当年，北京城有五大造反领袖，为何只选中了谭厚兰？这应该和《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林杰是有关系的。两人文革前便已相识，林杰受命于康生，康生要物色红卫兵到曲阜造反，林便推荐了谭厚兰。最终，谭厚兰主持的曲阜造反，果然不负康生所托，将孔庙的破坏做到了全国第一，这也使谭厚兰成为了公认的“文革暴徒”。

1966年11月的一天，得到康生指示的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带领“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的200余人，来到了山东曲阜。他们在一份《讨孔战报》中说：“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四旧污垢的三合店，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大障碍。”

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这等于告诉谭厚兰，建筑不烧，但里面的东西可以毁掉。

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也打来电话说：“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戚本禹这番话表面看是在划分保护范围，实质是在提醒红卫兵可以砸碑。而且处在当时那种极左狂热的背景下，红卫兵何尝会理会什么汉碑、明碑，再说这些人也根本不懂，在他们眼里，无论什么年代的碑，一概都是封建主义的石头，都该砸而毁之。戚本禹所谓“找懂文物的人看一下”，更是随口说的废话，一是红卫兵愿意问吗？二是那些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敢说真话吗？于是最终的结果，是所有的石碑都被当作清碑砸掉。

在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支持下，谭厚兰有恃无恐，她和一群人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和《告全国人民书》，通过媒体大肆宣传。

面对汹汹气势，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动手，就更别说砸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暴中不堪一击。

为了获得更大支持和造成声势，11月12日下午，谭厚兰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

11月15日，在孔府大门前举行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当场砸毁了国务院1961年颁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并以余怒未消的措辞，给国务院发了一封抗议信。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开始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一些红卫兵将大成殿的“万世师表“等大牌匾摘了下来，拉到孔林西南角处纵火焚烧。

大成殿内的孔子像，胸前贴上了“头号大坏蛋“的标语。包括孔子在内的十七座先贤塑像，被从坐台上拿了下来，断头、腰斩、开膛、破肚。

有人从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线装古籍，这是一部装祯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礼记》。受到启发的红卫兵随即将目光转移到其他塑像，很快便从颜回等“四配”、颜渊等“十二哲”的塑像肚子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古书。

没有参与掏书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足球一般踢来踢去，上演了一场自古以来对传统文化给予最大蔑视的闹剧。

这个时候，作为造反行动的指挥者，谭厚兰也没闲着。她让济宁地区和曲阜县的几位领导跟在她的身后，自己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走在队伍最前面，再往后，是一大串戴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这些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谭厚兰命令他们陪孔子塑像游街，美其名曰“为孔老二送丧”。

1966年的11月29日，天气阴冷。一大早，便有红卫兵在孔林里跑来跑去，一些红卫兵拿着油漆桶，在明代和明代以前的石碑上，用红漆涂“留”字。过了不久，就看见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扛着铁锹，喊着口号涌进了孔林，人群分别向孔子墓和孔令贻墓汇集。这天，13岁的刘亚伟吃完早饭，便听说北京来的谭厚兰要带领红卫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帮孩子都跑到孔林去看热闹。他们赶到时，孔子墓周围已经挤满了人，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手挽手拉起了人墙，挤不进去的群众便爬到树上和围墙上观看。

孔子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一根粗绳套住了墓碑的上端，红卫兵人分两队，分别拽住两边的绳子，等待指挥的号令。

高音喇叭在头顶响了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

厚重巨大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石碑，在一阵整齐的呐喊声中，先是松动，后被拉倒，轰的一声，重重地扑倒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

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下了这一幕史无前例的场面。

红卫兵小将为了加快掘墓的速度，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刘亚伟亲眼目睹了孔子的坟被炸开，坟冢上的黄土四处飞散，站在远处的刘亚伟，身上落满了“细碎金粒子一般”的黄泥土。其他红卫兵在往树上系绳子，把棺材里的尸体吊起来。

随即，其它的墓穴被先后挖开，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被拖了出来。孔令贻是孔林掩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成了孔府的世袭爵位。

在掘墓的红卫兵小将身后，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穿着土布棉衣的当地农民。这些人开始只是观望，但随即就开始疯抢墓穴里的陪葬品。与孔林毗邻的林前村，得地利之便，疯抢尤为积极，许多农民靠挖孔墓发财致富。当年流传过一种说法，“一夜挖出个拖拉机”。面对如此诱惑，一位曾被指派前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也加入了掘墓的队伍。

此时，场面已经完全失控，红卫兵一度想要阻止挖坟行动的扩大，但已无能为力，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财宝，谁来阻挡，都会遭到一顿暴打。就这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随着掘墓行动的展开，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这场闹剧，从1966年11月9日最初进入，到12月7日结束，在曲阜延续了29天。

砸掉了“孔家店”，谭厚兰声名大振，成了一时轰动京城的人物。1967年，她在江青的授意下，接二连三冲击国家机关，带头反击“二月逆流”，带人砸掉谭震林领头举办的大寨展览会，率先提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她还多次组织和挑起武斗，残酷打击北师大的反对派。她的表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赏识，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不仅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还和姚文元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她担任副团长，出尽了风头。

这个貌不惊人的女子，从一个写大字报反对北师大领导的学生，一路走来，秉承旨意，飞黄腾达，

然而好景不长，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等五人最后一次见到导师。导师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的错误。

第二天，首都“工宣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排斥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

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

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是年9月，被允许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2年11月，谭厚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

参考资料：

1、刘炎迅《孔子墓蒙难记：红卫兵小将捣毁中华文化命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九期）

2、百度百科《谭厚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