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

她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

© 徐敏｜文

吕大渝（这是演员剧雪，误为吕大渝了。特此更正）

她天生丽质，读小学时便常被挑选出来，在外事活动中向政府首脑敬献鲜花。她10岁时拍摄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其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被传唱至今。17岁时，她因独特的气质和姣美的容颜，与赵忠祥一道，被中央电视台挑选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

她叫吕大渝。渝是重庆的简称，也是她的出生地。她家兄弟姐妹六人，名字都是在出生地的前面加个“大”字。

她被挑选为播音员时，正处于高考阶段。早年，为了保证高考的生源和质量，高教部规定不能在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前招工。轮到电视台初创，周恩来以“特殊工种”为由，特批给了电视台两个名额，使电视台可以在北京的中学生中挑选电视播音员。电视台为此跑遍了北京市近百所中学，面试了一千多个高中生，最终历经四个月的甄选，才完成了寻找电视播音员的工作。

一开始，选拔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那天吕大渝和十二中七八个女生被叫到电视台播音室。一个带耳机的胖姑娘，让大家轮流在镜头前随便说几句话并且回答问题，还要朗诵一段诗文，然后再向左转、向右转。

吕大渝站在镜头前时，有点心不在焉。她想，不是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干上这个了？她是领队，她觉得自己该问问。所以，轮到她随便说几句的时候，她就问了：“不是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干上这个了？”没有人回答她的提问。接下来该朗诵点什么了，她就念了首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当每个人都这么做完一遍后，就让大家回家了。

过了不久，教导处的老师让吕大渝再去一趟电视台。第二次去电视台的时间是在晚上，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吕大渝轻车熟路就抵达电视台了。和上次一样，吕大渝又在镜头前说了、念了，再向左转、向右转。

吕大渝后来才明白，那是让局领导作最后定夺的举措。那天晚上，领导们都在二楼通过导演间的监视器审查她。直到梅益局长拍板，吕大渝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仍浑然不知。

回学校后，吕大渝仍按部就班地投入到紧张的总复习之中。直到有一天，学校领导找吕大渝谈话，参观电视台的谜底才终于揭晓。对于一直梦想报考电影学院的吕大渝来说，最初是不免有着犹豫的。但她最后还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中学阶段，吕大渝因“不靠拢组织”、“不汇报思想”的缺点，一直不能入团。在她已经对入团失去信心，不再争取的时候，她将服从祖国需要去电视台当播音员的消息刚一传开，她就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闻嘉谟，就迅即启动了安排她突击入团的程序。很快，吕大渝便加入共青团，半个月后，就佩戴着团徽去电视台报到了。

这一年，她16岁。时间是1960年6月20日。

不久，北京广播学院首届播音班开学，吕大渝作为调干生，被送往广播学院学习。因为属于带薪学员，每月可以拿到二十七元五角的工资。1961年春天，吕大渝结束了广播学院的学习，重返电视台，真正开始了电视播音员的生涯。

当时，整个电视台就三个播音员：沈力、赵忠祥和吕大渝；沈力28岁，赵忠祥19岁，吕大渝17岁。三个人负责播出全台的新闻、文艺、国际、专题、少儿等各类节目。开初的五、六年间，三个人的合作非常默契，从未发生过任何矛盾。那时候，大家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彼此因为私事而互相替班的事情时有发生，大家都不计较，只以工作为重，每个人的心地都是那样单纯、透明。

由于年龄和个性的原因，在播音组里，吕大渝和赵忠祥相处得比较随意。赵忠祥家住在北京火车站旁边的一条胡同里，吕大渝曾跟他去过一次。赵忠祥的母亲在北京租赁公司工作，是个很端庄、很有风度的老人。

文革前的几年，电视台钻研业务的气氛很浓厚。在孟启予台长的倡导下办起了英文班，吕大渝和赵忠祥都报了名，跟着国际组的陈维熙学习英文。电视大学中文系开课的时候，两人也利用近水搂台之便，直接坐在演播室里听课。两人还经人介绍，师从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王嘉祥老师学习练声，上课地点在北海公园少年水电站旁边。

前后整整三年时间，吕大渝和赵忠祥不管晚上值班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五点，都会准时在19路公共汽车站集合，乘坐头班车，一起赶到北海公园练声。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两人从来没有间断过。

然而，一场文革，却使原本友好亲切的关系，遭到重创。

运动一开始，吕大渝便深感震惊。那天她乘车路过王府井，看见红卫兵正在砸“同升和”鞋铺的招牌。到了西单，只见满街的红卫兵追着行人剪长辫子和细裤腿，吓得她逃回宿舍，躺在床上半天仍然惊魂不定。当天晚上，红卫兵又在她住的广播局新302宿舍的院子里挑灯夜战，批斗一群据说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头老太太，把他们打得鬼哭狼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平日风度翩翩的女台长孟启予面色阴沉，被人剃了阴阳头，只好戴了一顶蓝布帽子前来上班。再后来批斗走资派，各种低头、弯腰、挂牌子、坐“喷气式”的场景，无不使吕大渝胆战心惊。

本性善良的吕大渝，看不惯这些摧残人性、羞辱人格的做法，便选择了站到温和派的一边。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八大部门分成了两派。造反派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战斗团”；保守派叫“兵团”，被称为“老保”。文艺播出部的保守派成立了兵团下属的“过大江战斗队”，吕大渝属于“过大江”的成员。

很快，广播局的大权就被“战斗团”夺走了。赵忠祥是战斗团的造反派，夺权后担任了文艺播出部的“勤务员”，相当于播出部主任。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战斗团，三天两头有指示，还派人参加他们的大会，为战斗团鼓劲撑腰。

没有上面支持撑腰的兵团保守派，也号称坚持真理，不甘示弱，两派斗争格外激烈。吕大渝所在的“过大江”，在电视台地下室收拾了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儿，胸无城府的吕大渝会常常公开议论，将矛头直指到处煽风点火的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

这一天，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又来到广播局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他们规定吕大渝所在的“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吕大渝一气之下，抄起一只笔就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作为毛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这段话就写在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

结果，“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吕大渝递进去。也幸好没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落到江的手里，吕大渝不死也要脱层皮。

条子没能送进会场，吕大渝一气之下，顺手就把字条扔进了花篮里。

半年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吕大渝像往常一样拿着手工编织的毛线去开会。刚一坐下，就听到赵忠祥一声大吼：“吕大渝，站起来！”吓得吕大渝一哆嗦。接着，赵忠祥递给吕大渝一张纸，命令说：“念！”吕大渝认出字条上的字迹，是美工组一位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是半年前她写过的那个条子。

揭发者是同寝室的室友，这个人当时的身份是电视台的放映员。吕大渝半年前写的那张字条虽然早已扔掉，但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告密者就把痕迹犹在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告密者因此受到了表扬，她原本也是“过大江战斗队”的队员，与吕大渝是同属一派的战友，但因为她揭发了吕大渝，赵忠祥表扬她能“反戈一击”，将她吸收到自己的“战斗团”作为“依靠力量”，后来还让她入了党。

相反，吕大渝却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作为前奏，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袭来，然后序幕拉开，在广播剧场举行专场批斗大会。登台发言者个个慷慨激昂，宣称“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于是“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就成了愤怒声讨罪行后的标配。此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的“走资派”，就会把吕大渝叫上台去陪斗。走资派都是些老家伙，只有24岁的吕大渝是个年轻小姑娘，形成的风景很奇特。

随着批斗的深入，有的“过大江”成员迫于压力，也站出来揭发吕大渝的反动言论，性质升级，吕大渝因此被内定为最具危险性的反革命。

这一来，吕大渝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她被勒令停职，关进了电视台的“牛棚”。每天早上，吕大渝的任务就是洗厕所、扫院子，然后和电视台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一道，写反省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

除了精神上摧残，还有身体折磨。三秋时节，电视台下乡支农，去怀柔帮助秋收，会把吕大渝安排和男壮劳力干一样的农活。下雨后，地里的大捆秫秸又湿又重，就连二十多岁的大个子复员兵都扛得龇牙咧嘴，却要求吕大渝必须和他们扛得一样多。

弯腰刨高粱茬子是很苦的农活，别人可以和上树摘梨的工种轮换，却硬要吕大渝刨了整整三秋的高粱茬子，干到连腰都直不起来的时候，只好趴在地上接着刨。吕大渝从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连扫地、切菜、站着打电话都不能持久。

这样的苦难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在阴冷、灰暗的日子里，吕大渝也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有一天，吕大渝骑车回家，在新街口被一个戴眼镜的男士拦下。这个人身材瘦高，戴一副眼镜，书卷气十足。印象中，他是广播局对外部的编播人员，好像和赵忠祥都是造反派“战斗团”的成员，吕大渝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显然是刻意在那里等着吕大渝的。他对吕大渝说，不要看人们在大会上都呼喊打倒你的口号，其实大家心里是有分辨的。他说只要耐心等待，事情总会过去的。他还嘱咐吕大渝千万不要想不开，他强调说，那样就永远说不清楚了。

像这样私下关心和鼓励吕大渝的同事和朋友，让她终身难忘。

等到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电视台以后，给吕大渝“落实政策”，她的处境才好了一些，重新被允许参加一般的播音工作，只播那些不重要的小节目，仍属于控制使用的对象。

政治斗争，向来变幻莫测，正如《红楼梦》说的那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1971年，文革早期夺权、掌权的赵忠祥，后来也成了“阶下囚”，被关押起来。

有一天，吕大渝突然被党小组长叫到电视台前厅问话。两人过去都是保守派“过大江”战斗队的成员，关系不错，所以问话时，一脸的和颜悦色。他说，赵忠祥有天在电视台前厅攻击了周总理，吕大渝当时在场，他希望吕大渝揭发检举赵忠祥反对周总理的罪行。

吕大渝对那位小组长说：“这不是事实，完全是无中生有。”

小组长说：“当时大段也在场。”大段是广播学院毕业的摄像师。

吕大渝反问说：“那你怎么不去让大段揭发？”

小组长提醒说：“你好好想想，赵忠祥当初是怎么整你的？”

吕大渝急了：“那也不能因为他整过我，我就造谣呀！”

小组长没想到吕大渝会替赵忠祥说话，顿时翻了脸：“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吕大渝急得跟他拍了桌子：“实事求是的立场。你敢把大段找来，咱们三家对质吗？告诉你！我不是党员，党纪管不着我，但我是公民，如果真有那么回事，我可以受国法处置。”

吕大渝火冒三丈，扔下那位小组长，连门都没敲，就闯进紧挨着女厕所的党支部办公室大喊：“管不管你们的×××了？有他这么说话的吗？”一屋里坐着七八个头头，正在开会。吕大渝把事情经过嚷完以后，也不等他们表态，就摔门扭头走了。

吕大渝这种不管不顾的暴脾气，搁在赵忠祥掌权时，料不定会闯下什么大祸。幸好当时文艺播出部掌权的又换成了保守派的“过大江”，这些人过去和吕大渝是一派的，所以后来再没人对她提及此事，也没人再来找她揭发赵忠祥了。

这一切，在后来那四个人倒台后，都结束了，社会又基本回到了正常状态。1996年“文革”三十年之际，海内外华人以及报刊、杂志纷纷温故知新，推出了关于文革的记事和回忆，为的是记住历史，珍惜今天。那年春天，英国《天下华人》杂志的总编辑吴真谛，向吕大渝问起文革年间赵忠祥把她打成“反革命”的情况，希望她能写成一篇回忆。

这触动吕大渝打开了回忆的闸门。她当时有过反思，她问自己：假如当年那张纸条是别人写的而被我拿到了，我会不会拿它卖友求荣？答案是：我不会。

吕大渝进一步的反思是：假如自己当年是个造反派，也夺了权，成了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的人物，有人交来赵忠祥写的一张对江青不恭的纸条，自己会不会也把赵忠祥打成“反革命”？吕大渝坦诚地剖析自己：“我想我是会的。”但扪心自问，吕大渝说：“假如不得不把赵忠祥打成反革命，我会心慈手软，我会有所顾忌。在不予人口实的前提下，我会网开一面，对他多加关照。毕竟我们在中国社会尚且正常的年代里，在中国电视事业初创的岁月中，曾并肩走过一段充满朝气的时光。”

从后来小组长要吕大渝公报私仇、诬陷赵忠祥被她断然拒绝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吕大渝是能秉持良知、坚守道德底线的，她“从来没有为了保全自己而乱咬过任何人，哪怕是整过自己的人”。

1987年7月31日，在协助完成了首届中国青少年航天飞机科学实验活动颁奖大会后，吕大渝离开了中国，离开了她生活了35年的北京。行前，电视台一位领导托人捎话说：“告诉大渝，此去就不要再回来了。她的个性不适合在中国生活。”

然而，即便走得再远，哪怕天涯海角，那早已融入她生命中的故园情，今生今世是忘不掉了。故而有了机会，她总要回来走走。

1996年初夏，移民美国的吕大渝又一次回国，在中央电视台电梯门口，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赵忠祥，两人只是一般性地打了个招呼就擦肩而过了。

其实，两人是应该有话可说的。毕竟，文革中的那场恩怨，终归需要面对，需要一个良知的回归，一个真诚的道歉，一个发自内心的忏悔。

然而直到赵忠祥死，两人之间也没等来这场面对……

资料来源：

吕大渝：《走近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