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买了一顶高级皮帽而惶恐不安

这个人叫金岳霖，在圈子内评价颇高，冯友兰称赞他的《论道》和《知识论》：“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按冯先生的意思，金岳霖如果生在春秋时期，也是诸子百家之一，而且名次绝对靠前。

金岳霖其实还有一本书叫《逻辑》，但他自我评价说，写得很糟。

比逻辑更糟的是，进入1949后，金岳霖便再也没有撰写过新著。

给人印象，他是那么专注于学问的人。即使是在危急之秋的西南联大，他也照样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他有个习惯，没课的时间，概不见客，独自一人呆在书房里读书写文。思考时，静坐冥想，彷佛老僧入定。有次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结果炸弹在他那幢楼房的前后左右爆炸，他却浑然不觉。待警报解除，大家奔回废墟寻人，竟发现他提笔而立，呆若木鸡。

一个人把学问痴迷到走火入魔，在旁人眼里，是难免有些呆气的。

金岳霖十几岁时，按照逻辑推理对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进行分析，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后来赴美国留学，征询兄长选择何种专业。兄长建议他学簿计学。后因无兴趣，改学政治学。为此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这样的“武功”最后学成没有，大有疑问。不过他敢于口出狂言，傲视公务员，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他曾在《晨报·副镌》上发表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也幸亏他没去摆水果摊，否则赔得稀里哗啦也说不定。他这人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喝不了那么多了，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才恍然大悟，真心诚意的表示佩服，说：“你真聪明！”

这当然不是承认自己笨，而是他的聪明没用在订购牛奶上。

人家金教授拥有的文化，当然不是用来开剃头店的，也无需日晒雨淋去做小贩。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那可不是白混的。我们且来替他罗列一下：

他精通英文，习惯用英文思考哲学问题。

他能准确分辨出英国不同地区的发音。

他用英文写作的散文曾被大学外语系选作范文。

他喜欢诗词，

不仅能背诵许许多多古代的诗词名篇，

还能对古代诗词作品作出令方家叹服的评论。

他擅作对联，

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

浑然天成，令人叫绝。

他对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

尤其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

他爱好打网球，

穿着高档的网球运动员服很像专业运动员，

曾在巴黎留学生网球比赛中荣获亚军。

他也是一位美食家，

能对中国菜以及欧美等国菜肴

不同特点说得头头是道。

一言以蔽之，这是个不能以常人视之的人。

杨步伟医生讲过金岳霖一个笑话。当时，金岳霖在清华教逻辑，但不住在清华，而是与秦丽莲（英文名叫Lilian Taylor，是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小姐）一起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天，金岳霖来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想请杨步伟进城。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是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丈夫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了金岳霖家，秦丽莲出来开门，杨步伟死劲地盯着她肚子看。进门后，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金养了一只母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教授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有十八磅重，因此鸡蛋生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露在外面，杨步伟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一见，赞叹不已，连称“妙手回春”。事后，为表庆贺，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

冯友兰说金岳霖有魏晋风度，很像大玄学家嵇康。其实并非如此，那不过是学了点皮毛而已。

有一次，金岳霖讲《小说和哲学》，讲着讲着，突然停顿下来，对大家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只跳蚤，捏在手指间看看，那神情比名捕逮住钦犯还要得意。从这个细节，大家便觉得他有魏晋名士之风。可历史上的王猛比他更牛，王猛听说东晋大司马桓温帅军进入关中，披了件旧棉袄就去拜访他，一边谈论当时的天下大事，一边还忙着在身上捉虱子。

金先生的魏晋名士做派还有不少。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吃饭时，大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堂而皇之地啄食餐桌上的饭菜，他不驱不赶，安之若素，待斗鸡如家人。这与《世说新语》中阮氏兄弟与猪崽共用大瓮饮酒有得一拼，只是场面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比起嵇康来，金岳霖是很会来事的。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之际，金岳霖在会计处碰见黄子卿教授，后者问他：回到北平后，倘若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岳霖的回答很直接：“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

早在辛亥革命时，金岳霖就能快速跟上形势。民国一成立，金岳霖立刻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当又一轮改朝换代，金岳霖仍能紧跟形势。听到新领袖用湖南话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金岳霖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他逢人便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建国后，开展思想改造，经过学习，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领袖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收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政治，我是一个辩证的矛盾。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1952年，金岳霖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一文中，对自己最喜欢的学生殷海光和王浩进行了批判。在海峡彼岸的殷海光读到此文后，“思绪起伏不定”，但当有人撰文批评老师时，他立即撰文对其进行批判，他说这些人没有设身处地为身在大陆的老师考虑。

金老师的立场却异常坚定，不为所动，他检讨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海光就是我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一个人也没来找他。他这才知道，办公室和讲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70多岁，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对别人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他说这话时，好像忘了自己患有眼疾，需要常到协和医院检查治疗。“文革”开始后，革命派不许金岳霖用公车。金岳霖说：“不用公车不是问题，可我怎么去协和医院呢？”对方答复说：“给你派辆排子车（一种人力木板车，用于运货）吧。”金岳霖对此欣然从命，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带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沿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后来毛主席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那年他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有次，他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自己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没有肃清，阶级性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籍后，竟二话没说把侄女赶了出去。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让学生们感到分外吃惊。

1981年，已是86岁高寿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1981年春节，他大病一场，近乎瘫痪，可他却兴致勃勃地对学生刘培育说起收音机里听来的关于棉花产量增加的事情，并且自我安慰道：“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晚年金岳霖写回忆录，第一句话是：“我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他的得意弟子王浩说，金岳霖的学术贡献都是在解放前，1949年之后他的学术生命实际上已经死掉了。逻辑学大师的金岳霖终究还是解决不了自身和社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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