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也有春天，但王实味死在他写下《野百合花》的春天里
此前我没有去过任何一个“红色圣地”，但此次长时间逗留陕北，不去延安看看，似乎说不过去，榆林到延安动车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啊！
清明的三天假，给自己找了好些理由：工作考察？这个确实也是需要的；体验窑洞民居？这个上次在米脂的杨家沟看过的马家大院已经是窑洞民居的典范了……最后我想到了王实味。
好吧！不如就在这个细雨霏霏的清明去看看延安，这个王实味曾经满怀激情投奔而来、最后又被宣判其死亡的地方。
王实味原名诗微，笔名实味；作家、翻译家。代表作品：《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散文通讯集《休息》等。1906年出生于河南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早慧，聪明过人。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王实味1937年到达延安时，红军已经在延安站稳了脚跟，国共合作大势已定，和平环境下的延安急需要知识分子，在延安的前四年里（从1937年到1942年《野百合花》发表）他和人合作翻译了近200万字的理论书稿，当时在延安的干部大部分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王实味这种才子自然被看重，王实味每月津贴四块半，而最高领袖也不过是五块钱，边区主席林伯渠仅仅有四块，从这个层面看还能反映出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
红军到达延安后终于摆脱了被围追阻截的困境，各路战将们也有了和平年代应有的追求，他们纷纷对青年女学生们产生了好感。特权主义此时开始大行其道，反映在爱情婚姻中，相爱不成就逼婚；要么就是组织出面，在压力和诱导下，那些小部分领导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女青年们和她们心目中的首长结婚成家。
最恶性的个例是，红军高级将领黄克功逼婚不成，便消灭了一个年轻女学生的生命， 当然这个黄克功最后被枪毙了，但恶劣的影响流传至今。
当时延安实行的虽然是供给制，但供给制下也有等级，王实味称之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一点延安的确存在，吃的分大中小灶，穿的分斜纹布，洋布，土布三等。
在这种情况下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
丁玲同时期写的《三八节有感》则与其《野百合花》遥相呼应，这两篇文章一篇针对延安歌舞升平，等级森严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一篇对参加革命的女青年在延安做了总结：就是所谓解放了的妇女的不解放的”自由“，有了首长挑选妻子的自由，而妇女只有为革命无条件服从的“自由”。
其实这两篇文章是对延安存在的不公平的现象提出批评，完全可以接受的，特别是丁玲的文章，对延安女青年存在的现象提出来进行一种批判式的告诫，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国民党利用了这两篇文章，对抗战时的延安存在的问题夸大宣传，来达到抹黑延安的目的，这使最高领袖大为光火。
在一次讲话中王实味被定了性，也预示着他的悲剧的开始：“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那么丁玲可以摆脱审查，继续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王实味是敌人，可以再接受更严厉的审查，甚至处罚。
在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延安一直处于整风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王实味在1942年3月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野百合花》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文章中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他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
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文章在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被延安领导层视为对革命事业的攻击。
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从1942年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亲自参与， 前后持续了16天，开始是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最后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说他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由于王实味始终不肯反省。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山西兴县，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保安人员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用大刀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41岁。
1978年的一天，王实味的遗孀刘莹（1930年与王实味结为伉俪。1937年7月准备一起去延安但因故失散）打开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忽然听到失散41年的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细听，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
刘莹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她断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的千古奇冤。
1983年，刘莹只身来到北京，找到早年革命时的知情人李维汉（中共高干）申诉。1984年，李维汉逝世前，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实味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到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对1946年将王实味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对王实味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反昭雪。
根据一些熟悉王实味的人回忆，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性格随和的人物，他狂傲、孤僻、偏执、吝啬， 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独来独往。不仅没有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还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拂袖而去。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总是直言指责，得罪过很多人。
但在正常社会，王实味性格上的缺陷本不应该造成王实味的人生悲剧。
“王实味事件”中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他提出那些尖锐的批评，主观上完全出于响应上级号召的动机，他所揭露的问题也都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结果却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监禁和杀害；他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
当时观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绝大多数人对此保持了缄默，而诚实、率性的王实味地却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并因此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晚上走在延安的街头，满街道旁树上挂满红色的灯笼球，远处的宝塔也有俗艳的灯饰......这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西北小城，完全难以想象此前在这里有过改变中国命运的风云际会，四万知识分子满怀理想先后从全国各地奔赴到此，再到各地开枝散叶。
我想王实味在1942年的春天写下《野百合花》的时候，在政治上他已经被宣告死亡了。即使他可以熬到1949年，以他的个性，怎么可能逃过那一系列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不管怎么看他都难以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
想到这里不由得一声叹息......我也就是赶上了“好时代”。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在进步，虽然步伐不大。如果处在王实味的那个时代，以我的性格。下场未必好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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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方便大家了解王实味，我在次条位置转载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