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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 | 粗放的城市化后果启示! 库哈斯等建筑师在乌兹别克斯坦现代主义建筑保护论坛中的新提案

看展的 安邸AD
2024-10-05


我们一直致力于用建筑形式来定义生存的方式与文化层次,而当建筑在文化上沦为被保护的对象时,粗放的城市化后果必然导致拆除后的身份缺失。保护即是建筑与城市之间建立文化相关性的一种应用策略,也是对本土历史的不断构建,这种构建不是单纯地改变建筑物,建立新的建筑语言与形式,而是重拾人与建筑之间的身份与认知联结。乌兹别克斯坦的现代主义建筑保护运动是当下塔什干市的一种补充模式,它为当下建筑形式提供了文化意义。回归保护的关键和紧迫性在于:寻求理解建筑补充的实践,匹配相应的文化归属,也是寻找城市自我的路径之一。

塔什干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建筑——全景影院,由建筑师Vladimir Beryozin设计,1964年正式对外开放。© Sutyaghin family archive


建筑师Vladimir Beryozin在一张捕捉这面墙的照片背面写道:“这是一面带有当地古代图案印记的砖墙。过去赋予于新的建筑中。”© Boris Chukhovich


“塔什干于世界何处?”就如多诺米骨牌中的第二块。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现代主义建筑保护论坛暗示了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拆除运动。“塔什干于世界何处?”借鉴了 2000 年由美国建筑师协会组织的“芝加哥于世界何处?”的活动名称,其重点是关注芝加哥在现代建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城市建筑状况。


对于塔什干来说1966年的地震与1871年和1874年的芝加哥大火一样具有极大的摧毁性。但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城市的未来发展之路。在火灾发生后几年里,芝加哥后来以何种方式“重新融入世界”,又是如何确立自己“建筑之都”的地位?这对塔什干来说,是个值得深究的课题。


近年由于经济的发展,全景影院面临被拆除的风险。现被保护起来,重新评估修复。© Armin Linke

1966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震中距市中心仅几公里。以致于整个城市中大面积特有的单层泥砖住宅和历史建筑几乎毁于一旦。苏联建筑师与当地专家联手开始重建塔什干,创造了一种融合伊斯兰建筑元素、当地独特性和20世纪60年代最先进工程实施方案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雄心勃勃的重建计划,旨在从根本上实现城市的现代化。


区别于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等古城,面对城市结构的重新定义,塔什干开启了新的历程。这个地处中亚腹地,以古老陵墓、清真寺、经学院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上的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被迫转变为中亚的一个建筑实验室。

1969-1970建造中的列宁博物馆,现为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 Kinofotofond Tashkent


经修复后一直使用至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现状 ©  Alexey Narodizkiy of ACDF

震后几十年间,塔什干涌现出了大批多样的混凝土雕塑建筑,塑造了现在的塔什干城市的文本与肌理。就如芝加哥或者巴西利亚,这里混响着一个城市向阳而生的时代回声。塔什干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现代化。但与苏联城市中无所不在、几乎毫无特色的大规模生产的住宅区不同,塔什干的这些公共建筑——剧院、博物馆、电影院、酒店甚至科学研究所、地铁站等都带着强烈的地方色彩,于当时是极具现代主义先锋特色的建筑,但却有浓重的民族性。

Heliocomplex Sun完成于1987年,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太阳能科研基地© Armin Linke


Heliocomplex Sun © Sutyaghin family archive


塔什干地铁二号线宇航员大道站由建筑师 Sergo Sutyagin领衔设计,于 1984 完成,充满了宇宙元素。但这个地铁站的设计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纪念过去,如宇航员加加林等。是巴洛克式的繁荣与现代主义简约的结合。©Alexey Narodizkiy Courtesy of ACDF

在快速的经济发展驱动下,城市结构的特殊性和创新性并没有阻止塔什干的建筑变成近年来被破坏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60年后的今天,许多建筑都已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建筑遗产,现已经面临被重新开发,或拆除的威胁,越来越多代表着这座城市历史与身份的时代建筑开始消失。塔什干如何面对历史以及后代,又如何重新找回城市自我身份认知与归属成了整座城市最棘手的问题。

建于 1964 年的中央百货大楼TSUM,目前外墙已全部改建。© Tashkent city archive


Arena of the Turkestan Palace极具民族特色的露天剧院 © Alexey Narodizkiy Courtesy of ACDF



乌兹别克斯坦意在通过“塔什干于世界何处?”现代主义建筑论坛提高人们对现代主义建筑价值的认识,并使其免遭破坏。论坛中OMA创始人、建筑师雷姆 · 库哈斯带来了A New Preservation 的演讲。尝试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和OMA最近的工作,诠释一种新的建筑遗产保护观念。


OMA创始人,建筑师雷姆 · 库哈斯©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雷姆 · 库哈斯:“这些年,我的工作和建筑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对非西方国家情况的研究,并试图找到这些非西方实体如何定义城市的新模式和规则,又是如何运作,以及其政治制度对城市财富和转型的影响。我们曾亲自参与了部分国家的规划,见证了其几十年后的生态结果。可以这样说,规则是可以被摒弃的,城市性或多或少由像度假村般的特性定义,自由比城市的其他现代化变得更具政治目的,高层建筑是其中的主导点。显然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西方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是西方建筑师的傲慢,在世界体系中,保护地理身份,也意味着保护所有的地方身份。”

演讲中雷姆 · 库哈斯用一张图直观地展示了建筑保护中与历史记忆的关系。© OMA

雷姆 · 库哈斯试图证明经济现在是城市形成的决定性力量,特别是市场经济,已经能够渗透到几乎所有城市以及人类已知的任何活动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真正具有社会意识与社会相关的新类型项目的努力会很有魅力。世界遗产地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和发展,旅游业同时扩张。因此,保护的想法不仅仅来自于对保护本身的需求,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市场经济推动和决定。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尝试分析和找出我们到底在保护什么?就会变得很有趣。毕竟在此之前,有大量的研究呈现出的是,保护建筑遗产也就意味着是建造的敌人。”

保护并不是现代性的敌人,而是现代性的发明之一。在保护性概念下,现代化的整个理念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公开的,都提出了保留什么的问题。雷姆 · 库哈斯以此图展示了从1600年到1900年之间,那些在既有条件下的新的人类贡献。© OMA




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必须考虑你想要保留什么。面对不断升级的如山一般的现代发明,我们需要一起对当前的文化负责。目前关于保护的定义,是更大程度上尊重多样性和基本的文化价值观。雷姆 · 库哈斯提到:保护的论点正在从合理的客观性转向越来越政治化,保护现在几乎是一项公共权利,它以不公平的方式分布在世界各地。现存在两种保护思想。保持事物的真实性或将其恢复到从未有过的理论状态。维奥莱·勒·杜克以非常诚实的方式定义了这种心态。他说,在终极状态下,这是以前从未存在过的。而约翰·拉斯金则对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否保持真实性感到极其悲观。当然,有两种保护方式。如切尔诺贝利是一种非自愿的保存,它代表了一种人类可以识别发生了什么的视觉方式。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堂的修复工程,现在完全很难说它到底是新造的还是保护。随着建设不断进行,其真实性也越来越受限制。原真的保存事实上异常困难。

雷姆 · 库哈斯在提到北京保护措施中的,北京“条码”保护方案,曾提出可在横向的水平线上实现不同的场景保护。© OMA

雷姆 · 库哈斯:“如大马士革的一种购物工坊,非常原汁原味,隔壁有的地方被改造成了精品店,然后它被称为保护,但真实性是关于其在社区中保存和发声的问题。在这里,原真性的意义几乎在于扼杀你可能对它产生的感觉。所以我认为很多保护对我们的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部分原因是这个城市的情况,它可能与很多地方不同,但也有一种近乎很丑的感觉,但这亦是它自己的风格。我们从中还能看到一种创造性的平庸,在欧美城市里普遍存在:如果有历史元素,旁边的任何东西,出于尊重,都会变得平庸、脆弱,并且与之相类似,这样其实也侵蚀了它的真实性。不过,有一个方式和一个因素,几乎整个全球政治领域都遵循同样的原则(也许这里是例外),那就是60年代的建筑或粗野主义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应该消失。”


完全沿用客观现实的保存,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发展。这只是一种间接或另一种形式上的辩护。雷姆 · 库哈斯说道:“我们研究了现在和需要保留的内容之间的时间间隔。从2000年以来,时间不断地缩短。我们正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境地,与这种对平等主义建筑或粗野主义建筑批判同时发生的,是对保护的巨大转向,这是对建筑自由最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之一。在我看来,保护可以是非常理智和富有成效的,这是建筑学的一个新部分。当然它的隐性成本也显而易见。”

原址修缮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美术馆©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雷姆 · 库哈斯国家美术馆演讲现场©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关于在前工业建筑遗存和遗产的一些保护与改造,雷姆 · 库哈斯指出:“基本上,也只是维持其一些工业品质,其他几乎没什么。我认为这种建筑,占据着巨大空间并通过艺术将它们变成我们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实体,因为它只会鼓励艺术家的狂热,并在其中创造出我称之为高度膨胀的艺术,或者说是威权的艺术。艺术占据空间的修辞手段正变得越来越膨胀,尺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种廉价的启示录。对于我来说很难将其与好莱坞的电影拍摄基地分开来。重要的是,创造力是如何在普通和平庸的条件下存在,并且其通用性也可以成为创造力的强大激励与刺激。这个更为重要。”

正在修复中的法国文化中心©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如果继续讨论如何处理保护,以及对保护的思考,我会说柏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墙倒了。市场经济发生了。柏林墙内所有令人不快的元素都被消除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那堵墙实际上是一座纪念碑,它解释了很多关于欧洲战后时期以及那里发生的一切。它的突然消失造成了一种荒谬的情况。共和国宫的拆除亦是如此,但它其实是东德政府的一座纪念碑,一度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成为各种活动的剧场,像剧院一样。当然还有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创造性保护,那就是博物馆。”



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陶布曼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Łukasz Stanek则从非洲的角度来审视塔什干的现代主义,以一个更加全球化、异质性的角度重新评价其现代主义建筑的价值。


美国密歇根大学陶布曼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教授Łukasz Stanek ©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Łukasz Stanek:以我的书籍《全球社会主义中的建筑》中论述的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与非洲和亚洲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建筑交流为起点,我想站在上个世纪现代建筑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标准之外重新考虑塔什干的现代主义建筑。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现代建筑的重要性,也是一个通过现代建筑遗产重新思考世界的机会。


塔什干提供了一种建筑实践的替代方案,这些建筑实践是通过否认前苏联时期的经验而继承下来的,这些经验被描述为适应欧洲以外的当地条件的设计。这与非洲部分国家如加纳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1957年,加纳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摆脱欧洲殖民势力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加纳的建筑在前苏联的建筑与技术支持下,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苏联经济学家所说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既不是“意识形态的烟幕,也不是乌托邦的愿景”,而是“现有的外贸现实”。它们适应当地的气候、材料和技术,以及社会需求与愿望而产生。

Blue Domes Cafe建设初期  © Felix Novikov

在Łukasz Stanek看来,在外部建筑资源的帮助下,动态地适应当地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同时,也要适应本民族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习俗,以及不断变化的不同区域的运行模式。非洲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是由当地人和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师共同建造的。

Blue Domes Cafe 从1970年开始,几经修缮一直沿用至今,其汲取传统元素又结合现代设计的方式成为塔什干市依然活跃的建筑,是可持续案例的典型。© Alexey Narodizkiy of ACDF

Łukasz Stanek认为,以民族传统和生活方式概念为主的城市建设规划概念传达了对独立国家时期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它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辩证愿景,根据这一愿景,过去既需要被革新,也需要作为中亚的现代化资源加以保存。这些尝试源于坚实的民族性辩论,它们在规划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末乌兹别克斯坦传统社会空间,其中包括试验性住房等。来到加纳的苏联建筑师和专业人士都做出了明显的努力,以表明与加纳公平的关系,例如拒绝雇用仆人等,这些都是城市建设带来的结果。许多决策者被建筑业快速发展的前景吸引,他们知道坚实的技术、专业知识和人员将有助于加速社会的发展。


Łukasz Stanek:“加纳建筑师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设计,不仅仅包括适应性生成的建筑实践,你可以看到苏联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加纳从英国继承的资源等。加纳的专业人士并不想用苏联取代英国,作为替代建筑知识的来源。他们并没有简单地接受那些根据加纳的条件改造的苏联的立场,就像热带建筑师根据当地的条件改造英国现代主义建筑一样。无论是加纳,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都更加倾向于将现代建筑延伸到更远的地方。现代主义绝不能被特定的意识形态体系所限制,而是应该具备多样性、异质性。


所有这些尝试,倾向于世界建筑分为核心建筑和边缘建筑体系的现代主义建筑形象。在这个世界中,建筑资源、知识和创新从中心扩散,然后在多数国家中被吸收。在这个概念框架中,再现了现代建筑的扩张与延伸。站在现代建筑的对立面可以帮助我们改写建筑史。除了这种功能性和扩散性的概念,这种重写也承认了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的多样性。中亚、西非有可供参考的价值体系,其中保持本民族的特性,多样性是其未来最重要方向之一。”



©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建筑遗产的保护在促进建筑历史的批判性修订方面的作用是什么?博物馆是如何成为人们逐渐意识到保护建筑遗产和城市环境重要性的催化剂的?

历史上每一次迭代都是不同叙事张力之间的博弈,对新事物的追求表现为一种建设与破坏的循环过程,诸如法国巴黎一直是这种现代性形象与建筑遗产保护必要性并存的城市。在1950年末,它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将现代化的速度纳入其历史轨迹,甚至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拒绝现代化,特别是拒绝我们所看到的新事物的冲击。巴黎一直是现代化的旁观者。但一座城市必须展示时间的沉淀,以及它所赋予的跨越时代的多样性,而建筑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一哲学。某一时期的建筑在尊重周围环境的当下,将自然、艺术高度置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中心。事实上,在巴黎市中心举办奥运会的决定已经产生了对这座城市在建筑遗产保护上新的自我意识,回应了城市未来的需要。巴黎没有因此建造新的建筑设施,而是选择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举办,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将在长达12公里的河上举行,同时展示巴黎周边的城市景观。文化机构尤其是博物馆向城市、城市居民、游客和经济贸易发出了多样且非常重要的信号和立场,从而定位了社会的某些公共意识。建筑为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并在建筑历史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包含了自然和城市的共存。

乌兹别克斯坦艺术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席Gayane Umerova

©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有些建筑可以被翻新、重新修复后使用,也可以被赋予另一种新的内容,它有机会生存,再服务几代人的未来,也有机会成为当地建筑的一部分。对于部分建筑采取保护和适应性策略也是对当下社会和历史负责,而不是一味地拆除,我们应该去保护部分“可再生”的建筑遗产。因为人们和这座城市的这些即将被拆除的建筑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之间有着非常有趣的历史。

我们将每一个展览都理解为一个活的建筑。有时候会把博物馆变成一系列公共空间,观者置身其中,让他们在一比一的尺度空间里体验真实感。我们不只是让大家看作品,有时候是具体地展示接近真实的内容。博物馆或者展览现场有时候会变成像建筑工地一样,甚至比实际的完成作品更让人喜欢。在这里你能闻到阅读的味道。这是我认为我们博物馆应该做的。即便展览被拆除,场景被重新审视,但你依然可以追溯博物馆和展览的起始。这就是建筑的力量。之前瑞士举办过一场反对拆除运动的建筑展览,实际上是一场关于拆除废物的展览。在材料和建筑系统上,建筑意味着比人更长时间的存在,但建筑被拆除的速度却远远比人生存的时间快得多。有些建筑依然可以继续使用,也许还可以重新再建造。原来的目的已经不在,出于某种原因,这两个东西可能并存。每个建筑都有它的生命日期,建造日期和拆除日期,然后参观者站在前面,并真正意识到,哦,这实际上是关于自我的生与死。建筑在某种意义上有他们自己的记忆。这是关于建筑主体的思考。保留博物馆的记忆和它的连续转变,而不是试图重新做一切。出于尊重,你必须倾听这座建筑的历史,倾听同时代人的心声,尊重对城市重要的东西,以及可以改变什么的重要东西。博物馆是一种建筑表达,其是现代稀有藏品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每个藏品就像人体一样。它带着历史的附加物或者伤疤。对于博物馆和其藏品,我们不认为它们是无生命的,它们是生物体,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可以活下去的。

为了保护文化遗址,必须保留博物馆。博物馆是政府展示历史遗产的特殊工具,也是城市主要的守护者之一。因为建筑遗产是社会和历史身份的基础,将其与博物馆的机构身份联系起来,你无法忽视其的重要性。

©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我的设计灵感来自历史悠久的设计、材料和工艺的品质,致力于为旧建筑寻找新的生命。因为在历史建筑中添加新建筑始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的DNA中一直是保护、保留和恢复,而不是重建。当一座建筑显示出其真正的年龄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修复,并为适应性再利用做好准备。

©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如何保护城市复杂的历史层次?记忆是如何在城市范围内发挥作用的?



©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非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西方批评家的讽刺中衍生出来的,从一开始就被编码在欧美的体系里。迪拜是一个国家创业公司,中国很多城市都是“从零开始”,许多超现代性的发明如高铁、5G、区块链治理等奇迹般地从中出现,人们已经从过去转向痴迷于未来。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记录着人们所有输入的内容,我们好像一直生活在云端,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就像是人类过去的计算机,记录了我们的历史,它需要不断被关注和重组。

©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对于阿拉伯世界的现代性建筑而言,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建筑风格的讨论,而应该从社会文化项目的本质上来论。随着城市结构的快速变化,大量土地被开垦,历史城区的保护就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重任。虽然大部分建筑遗产的保护核心是历史遗产,但同时将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引入城市的方式更是目前最有价值的保护方式之一,因为联结到城市居民本身。我们确保在一开始,城市的公共性质可以得到加强。我们可以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建设。旧的东西被保留了下来,但我们也能够以当代风格为城市注入新的层次,这也反映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不幸的是,在海湾地区,事情往往要么是非常未来主义的,要么是怀旧的。将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投资引入城市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城市既有肌理的必要补充,它激励公众参与其中,保护公共性,加强社区生活,并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手段来做到这一点。像这样的历史名城,了解它的需求,就可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因为公共空间是城市发展的巨大驱动力,帮助城市从中获益,当然也包括既有建筑的继承与创新。

2020年我被任命为第一届伊斯兰艺术双年展的艺术总监,其实践是植根于伊斯兰集体仪式及社区和归属感的体验。2023年展览举办地在吉达阿卜杜勒 · 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的室外朝觐航站楼,一个接待穆斯林去往麦加朝觐的驿站。在这个地方举办关于伊斯兰艺术的展览,让朝圣者有共同的归属和记忆,也反思了通过伊斯兰教精神和文化仪式来构建“家”的共鸣,同时又颂扬了文化的多样性。SOM利用帐篷设计的这个建筑作品成为展览的一个聚集能量的地方,我们想过如何尊重这个依然正在使用中的建筑遗产。那就是来自特定传统情况下的更多深入的倾听。这个航站楼与建造它们的人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有多重关联。如何既能尊重这些遗产,又能催生不同形式的文化发生是很关键。特定的建筑方式并非总是依附于这个区域的物理结构,而是与让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仪式或者与某种定义有关,一种为来到这些地方的人们提供创造聚会、交谈的机会有关。这是一种建筑慷慨,为人们提供一种安全的可

©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东方语境下的现代主义建筑与其周边的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是否因当地气候、限制等因素而有所不同?这些空间在今天又将如何被看待?

无论是建筑遗产还是一些可利用的景观、公共空间都可以被保留且继续使用,这些地方的绿色结构见证了我们是如何承载正在建造的许多现代主义建筑。但有些极大的公共广场体量和尺度很大,只是处于一种宣传功能,这种广场没有太多人停留,也没有实际的用处,而且有些主广场甚至无法进入。相比这些空阔、大而无用的广场,那些生在街区的传统的、小调的、非常有色彩的、与生活社区交织在一起的小广场,更应该被保留,因为这公共空间正是将城市的不同建筑和生活一层一层链接在一起的重要中介。

©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我们如何尝试在这些不同的建筑遗产和资产之间创建视觉和物理连接,以便它们再次相互关联,并且可以被激活和再利用。关键的重点是如何将基础设施介入并将其联系在一起。当然,在介入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时,无论你带来什么,你都必须非常清楚它与历史的关系。但今天,可持续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并不是真的在建造新建筑,而是在重构原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只有这样的物质干预,才可持续,物质干预必须来自当地的物质资源,而不是通过输入或引入项目现实一种新语言。

在规划城市或设计公共基础设施时,我们试图找到公共建筑、基础设施和景观之间的平衡。由于城市是不同时期的设计叠加,城市必须进行适应性的更迭,从而保持多样性、可持续性才能更好地满足我们当前的要求和需要,当然这与我们的文化背景有关。所以我们最终都将归宿于属于我们自己当地的语境中去,它是由该地区的背景、文化和身份所驱动去调整。身份来自过去,但适应性着眼于未来。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Chorsu 市场 © Armin Linke

在评论家 Alexander Ryabushin的书《1917-1991 年苏联的地标建筑》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20世界60年代,似乎所有形式的多样性——国家的、地方的、区域的——都从建筑中消失了。工业传送带模式的大规模生产已经将城市夷为平地。居住空间增加了,但平淡无奇的情况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个别城市——整个国家的建筑特色都消失了。” 于批判声中衍生的20世纪60年代建筑,在乌兹别克斯坦却依然有很多值得称道,给我们留下极具启发性的现代主义建筑,他们开辟了塔什干甚至中亚地区建筑的另一个纬度,也给城市化的建筑历史书写了重要的一笔。对于塔什干而言,20 世纪末的建筑,是现代与传统、国际与地方、苏联与民族之间的交叉,不是是否保存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护的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学院中央展览馆 © Andrey Arakelyan of ACDF

从建筑物的尺度到城市的规模。诸如建筑师库哈斯演讲中谈到的一样,作为建筑师应该创造性地利用保护,探索各种策略来决定哪些部分应该被移除、保留、改造、添加。“罗马建筑是一个象征,也是保护的一个伟大范例,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被单独保留,几乎保持原样。当然,有维护,也有大量的腐烂累积。我一直把这样的建筑视为我自己的理想。”


“塔什干于世界何处?”看似是一场保护塔什干现代主义建筑的研究实践,但更似乎在不断地提醒建筑于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历史与城市的关系,其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城市自我的本质和身份,这是塔什干的困扰,又何尝不是世界上一些城市面临的同样窘境。粗放的城市化带来的部分建筑遗存和建筑遗产的毁坏性破坏,亦会让历史缺失,身份感消逝,如何保护塔什干苏联晚期的建筑,即是将他们与当下自己的时代以及未来联系起来,而不再仅仅只是从头开始创造。未来皆是过去的身影。


图片来源| Alexey Narodizkiy 

Armin Linke、 Sutyaghin family archive

Boris Chukhovich、 ACDF 

撰文 & 编辑| Windy tian 田海凤

视觉设计 | 舒宁

一位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17年与上海

独家专访 | 超级明星建筑师Bjarke I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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