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士:我这一生
作者:刘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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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1年7月出生的,那是一个“大城市”——辽宁铁岭。
因解放不久,生活困难,家里没有好吃的,妈妈生我后,缺乏营养,没有奶水,爸爸给我雇个奶妈。
奶妈对我特别好,把我当做自己的亲儿子养育。
奶妈不懂事的小女儿看到妈妈给我喂奶,就把我的嘴捂上,不让我吃奶。奶妈只好耐心说服小女儿,继续给我喂奶。
奶妈一直养了我三年多,我会讲话后天天妈妈妈妈地叫着,我和奶妈结下了深厚感情。
平时我只要去奶妈家,奶妈就给我做好东西吃。每年过年,我去给奶妈拜年,奶妈都给我10元压岁钱。
后来我当兵,临走之前,到奶妈家告别,奶妈给我600元钱。她对我说:吃不惯部队饭菜,自己就买点什么吃,别受了委屈。
1973年11月我提干后,每月都给奶妈寄20元。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姐姐比我大9岁,弟弟小我5岁。
记得我六、七岁时,一个星期天,吃完早饭我站在窗台上玩,看见铁轨上一列火车开过来,我急忙跳下窗台,拉着姐姐的手,央求姐姐带我去看火车。
姐姐二话没说,背起我就走。一路小跑到铁路边,这时一列货车开过来,车头冒着黑烟,好多节车箱,我高兴的一边看一边笑。
货车开过去后,姐姐正准备背我回家时,又来一列客车,车上的人还从车窗向我招手。
我还问姐姐:车上人认识我吗?
回家路上,姐姐说以后有机会带我去坐火车。
过了一个星期,姐姐真的带我坐火车去沈阳姑姑家了。
姐姐是老大,父母把她当男孩用,姐姐什么活都能干。
有一次姐姐去镇粮所买面粉,我想去镇上玩,姐姐就带我到镇上,把我安排在她同学家,她自己先去办事。
姐姐刚走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拿着葡萄和糖,原来姐姐担心我闹事,给我买了好吃的送回来。
我爷爷去镇上也喜欢带着我。
爷爷留着长胡子,经常赶马车去镇里给生产队拉东西,有时就给我买糖和烧饼吃。
爷爷赶一天车很累,晚上睡不着觉,坐在坑上让我给他捶背。
爷爷还曾经嘱咐我,他死后过年和清明一定要给他上坟烧纸。
改革开放后,我爷爷在家开了个小卖店,我吃糖就更方便了。
爷爷经常骑三轮车去镇供销社进货。后来家里建盖了二层楼,楼下还是小卖店。爷爷后来把小卖店交给了叔叔经营。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兔子,我妈从邻居家给我要了一只兔子,我天天抱兔子玩,也不知道喂它,没几天兔子饿死了。
过一星期,王大娘家养的兔子生一窝小兔,我天天去看,小兔长长的耳朵,红红的眼睛,雪白雪白的毛真可爱。
王大娘送了我一对儿,我高兴地蹦起来,抱起兔子就跑回家,晚上睡觉也把兔子放在被窝里搂着。
我睡觉不老实,结果翻身压死了一只兔子。第二天我又向王大娘要了一只,还给兔子垒了个窝,每天上山给它拔草吃。这两只兔子长大后,也生了小兔。
那时我们村西有一个荷花塘,每年荷花盛开时,荷花香味飘遍全村。
村里大人孩子都来赏荷花,外村人闻味而来,铁岭、沈阳的城里人也慕名而来,荷花塘周围挤得水泄不通。
我们小男孩孩跳进塘里摘荷花,小姑娘胆小,急得在岸上直跺脚。有的老年人坐在马扎上,悠悠自在地将脚伸进塘里,边抽烟聊天边赏荷花。
我小时候淘气,总是翻箱倒柜找东西玩。
有一天偶然发现一个很精致的小盒子,里面装着一对银白色的手镯。我刚想拿出来玩,让我妈看到了,我妈大声喊:别动,摔坏就麻烦了。
妈妈告诉我说,这对手镯是她出嫁时,姥姥陪送的嫁妆。
我挺喜欢那对手镯,虽然没敢拿出来玩,但天天都看。
1961年我姐结婚时,妈妈把这对手镯作为嫁妆陪送给了姐姐。而到了大外甥女出嫁,姐姐又把手镯送给了大外甥女。这对手镯传了三代人。
我家老宅院里有一棵榆树,我经常爬上去玩。
有一次发现树上有个鸟窝,还听到小鸟叽叽喳喳地叫声,爬上去一看,窝里有4只小鸟,便顺手抓了一个。
回家后妈妈问我小鸟是谁给的?我说是从榆树上鸟窝里抓的,妈妈对我说,这种鸟叫喜鹊,是益鸟,让我送回去。
刚出屋门,就看到一只大喜鹊嘴里叼着虫子在树上飞来飞去,我赶紧爬上树把小鸟送到窝里。
我1958年开始上学,不久就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
我们家靠挖野菜充饥,吃过树皮、草根、柳树叶。
我饿得浑身出虚汗,上学走不动路,爸爸背我去学校。
最难熬的时候,实在没有别的活路了,我妈还偷偷去卖过血,换回来钱买点吃的,保住一大家子的生存。
度过了那段难以言说的日子,生产恢复了,都在生产队干活。
生产队的粮食那年获得了大丰收,除交公粮外,剩余粮食卖给了国家,卖了很多钱。
当年工分分值很高,一个工日一元两角。年终分红,我们家一共领回来600多元,好大一笔巨款。
那段时间记忆深刻,因为终于可以顿顿吃饱了,放开肚皮吃,还时常吃顿水饺呢。
我爱吃妈妈贴的玉米面大饼子,一面焦黄酥脆,一面焦金黄松软,我一口气吃两个!
我妈说贴大饼子很费事,要先把面和成一个面团,把面团放在盆里盖好,晚上放在热炕头上,再盖一床棉被,让面团发酵。
第二天炖白菜时,把锅烧得很热,等锅里菜汤沸腾后,揪一个个面团贴在锅上围边沿,贴完盖上锅盖大火烧5分钟,停火再捂15分钟,然后自上而下用铲刀铲下大饼子。
那时家里还买了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
我和弟弟妹妹过年都穿上了新衣服,哥哥娶了媳妇儿。
春节前爸爸去镇上买年货时,买回来一块瑞士产全自动欧米茄牌手表,回来后戴在手上,故意把手表露出来,见人就显摆。
1964年我考中学,升学考试时,爸爸把手表给我在考场上用,让我掌握时间。
有手表垫底,我心里踏实多了。我超水平发挥,考上了全县最好的中学。
录取通知书发下来后,上面写着,要一次性交书本费、学杂费、食宿费等,合计38元。
当时家里没那么多现金,爸爸就把心爱的手表拿到委托店卖了。当时只卖了150元,五年内交回店里200元可以把表赎回去。
1969底我要参军,为了能让爸爸赎回手表,到处去借钱,在班主任李老师那还借了60元,好不容易才凑够200元,爸爸赎回来了手表。
新兵集合走之前,爸爸把手表送给我,我推辞没要。这块手表陪了爸爸20多年,1987年爸爸临终前把它留给了弟弟。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在天安门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游行队伍。我作为红卫兵代表,于1966年10月18日受到毛主席检阅。
县红卫兵总部给我们中学6个去北京的名额,作为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年级团支部书记,我幸运地被选上了。
我们6人于1966年10月17日到达北京,住在空军大雅宝招待所。
国务院办公厅通知: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我们早上5点起床,匆忙吃了早饭,每人带2个面包,一瓶水作为午饭,到楼前集合。
7点半,我们向长安街出发,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前时已经接近中午。
我看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都异口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微笑着向游行队伍招手。
游行队伍没有多停留,我只看见毛主席2、3分钟,游行队伍就走过天安门了。
不管怎么说,这辈子我见到了毛主席,感到特别荣幸!
11月5日,难舍难得地离开北京,临走前我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像。
从北京回来后,晚上睡不着觉,天天到邮局去查我的照片到了没有。
照片寄回来后,拿到学校给老师和同学们看,同学们特别羡慕我。
1967年后,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大串联活动,有的同学又去北京,我坚守学校学习,没参与批斗老师。
同年9月毕业后,回村参加生产劳动,1968年被选进村领导班子,1969年1月入党。
我的入党介绍人分别是我们生产队队长裴永普和副队长周玉书,他们都是1948年土改时入党的老党员。
1969年1月23日村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一致通过我的入党志愿书。
同时入党的还有另外三人,党支部书记带领我们宣誓。
我清楚记得,我们四人站在党旗前,握紧拳头,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向毛主席像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忠于毛主席,承认党的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69年3月2日,苏修侵犯我国领土,在珍宝岛挑起事端,我抱着保卫祖国的心态去当兵。
另外,农村兵复员后安排工作,也是我想当兵的原因。于是,经过努力,1969年12月,我参军来到山东。
下到连队后,我表现积极,天天早起床打扫营区卫生、帮厨,司务长问我,让你当炊事员你愿意吗?我没敢表态。
分专业时,我当了无线电报务员,我很高兴。
我勤学苦练业务,很快就单独值班了。
我第一年的津贴是每月6元,第二年7元,第三年8元,第四年10元。
那时我从不乱花钱,每月买牙膏肥皂等日用品只花一元多。
等我提干后,每月发52元工资,年底能存下400多元,战友们说我小气,给我起个绰号叫“小地主”。
我当战士时,连长叫娄传鹏,1940年出生,l961年参军,l969年从排长直接升任连长。
娄连长经常找我谈心,对我要求很严,在连队党支部培养和连长指导员关怀下,不到一年我当了班长,不到三年提了干部。
后来娄连长转业进了邹城电厂,开始在厂办公室当办事员,后来到厂基建科当科长。
1988年我当了团政冶处主任,12月下旬,我下连年终考核时,绕路去邹城电厂看望了娄连长。
2010年10月,我在临沂组织老战友聚会,71岁高龄的娄连长也参加了,还给我带来了石榴。聚会结束后,我开车把娄连长送到车站,买好车票送上车。
2011年大年初一早上,我照常给娄连长拜年,接电话的是娄连长家的嫂子,嫂子轻声对我说,老娄走了。
听到娄连长逝世的消息,我很难受,强忍泪水安慰嫂子几句。
1976年8月当指导员后,了解到连队有一个和我同年参军的江西兵还没入党,有人反映他虚荣心强,有骄傲情绪。
我便找他谈心,指出他的缺点,帮助、关心他进步,他终于加入了党组织。
1981年2月,我调到团机关任专职纪检干事,整理上访信件、接待来访人员、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繁忙,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
1986年当组织股长后,与领导接触多了,学到很多工作方法。
1987年10月提为营教导员,1988年5月升任团政治处主任。
当团政治处主任后凝聚全处人员的心,带领全处创先进,连续三年被军区空军评为先进政治处。
自从我当了政工干部,更加注重读书学习,提高素质。
1989年5月,我参加了军区空军举办的学习邓小平理论读书班,由于学得好、理解透,曾代表小组在大会上发言。
1989年12月,我到空军上海政冶学院学习时,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豆腐块似的,把部队的好作风带到学校,受到表彰。
我们部队在济南西郊有个农场。1989年春节后的一天上午,团值班室接到他们报告:一名干部和一头牛死在牛棚里电线杆拉线旁边。
团长让我马上带人去处理。我到农场后,看到好多人围在牛棚周围看热闹,死者家属躺在地上痛哭。
我把看热闹的劝走,把现场保护好,马上报告了派出所。
派出所勘察结论:大风把拉线刮到高压线上,导致拉线带电,牛被电死后,身上也带电,这名干部去拉牛时被牛身上的电电死。
我把详情报告了团长,团长让我做好家属工作,尽快处理。
下午团长也来了,我向团长建议,做个简单灵棚,组织向遗体告别,然后拉去火化,在火化场开追悼会。
我主持追悼会,团长致悼词,追悼会开得比较隆重,很好地安抚了死者家属。
在部队期间,我还先后三次担负接新兵任务。
第一次是1972年底,到苏州吴县接26个兵。
笫二次是1973年底,到烟台乳山接12个兵。
第三次是1976年初,到潍坊寿光接14个兵。
接兵时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比如听不懂苏州方言,不便于沟通;那年冬天胶东下大雪,家访时顶风冒雪,根本看不清路。
我接的62个兵质量都很好,领导挺满意,其中16人提了干部,18人转了志愿兵。
我总共当了22年兵,8次受嘉奖,一次立三等功。1991年12月,我离开部队,转业进入临沂市纪委工作。
从1992年至1997年,在临沂市纪委案件检查室工作期间,我参与查办贪污受贿案5件、违反计划生育案件2件、越级上访案件1件、干扰换届选举案件1件、嫖娼案件1件。
1997年至2011年,在市纪委宣教室工作期间,负责了两期纪检干部培训班工作;协助领导组织了反腐倡廉《正气之歌》演唱会和《廉政之风》演讲活动。
1999年初,领导让我带两名科长去沂南扶贫,交待我尽可能为扶贫村办实事。
到沂南接头后,县扶贫办公室告诉我扶贫村是辛集镇库沟村,县委安排我挂职辛集镇党委副书记。
我到库沟村一看,村里缺水、又没有电,村道路坑洼不平,一座老桥毁坏多年。
我和两位科长商量到市直有钱部门去争取资金。我们跑了好几个单位,最后在交通委争取20万,在环保局争取30万,从财政局要10万。
回村后,我让村里组织劳力去山上采石头,用于修桥,我又与沂州水泥厂联系水泥,力争赶在雨季之前把桥修好。
桥修好后,又挖了两眼大口井用于灌溉。
6月下旬,辛集镇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培训,镇党委组织委员让我给参训人员讲党课,我没有推辞,先组织大家学习《党章》,然后从党员条件到党员怎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讲了一上午。
扶贫结束后,沂南县委研究决定,给我立三功,给两位科长嘉奖,纪委常委会决定我为纪委机关年度优秀党员。
2009年10月,跟随领导去中纪委送反腐倡廉展品“百廉图″,其间参加了中纪委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
转业后受5次嘉奖、荣立三等功一次,曾被评为市纪委机关优秀党员。
2011年7月,我退休了。
退休后不忘学习,坚持写作,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写了上千件作品,朋友给我编辑了《作品集》。
我是1976年和老伴结婚的,婚后两地生活,她在家养育孩子,照顾爹娘很辛苦,我觉得亏欠了她许多。
退休后,我喜欢帮老伴干家务,买菜、打扫卫生、洗衣服,这才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我和老伴有空就出去旅游,除台湾外全国都去过了,游览了祖国大好河山,旅游回来就写《游记》。
不幸的是2014年我患了脑中风,虽经多次住院治疗也末治愈,还落下偏瘫后遗症,耳朵也听不到声音,生活只能半自理,老伴细心伺候我。
患病后很痛若,就和战友微信聊天来消磨时间。
为了减轻老伴负担,2019年12月20日,我住进了养老院。
入住后,养老院领导得知我当过兵,还是团职干部,对我格外照顾,给我安排单人房间,两名女护工为我服务,帮我理发、洗澡、洗衣服、晚上倒尿壶。
2019年12月31日晚上,养老院举办元旦晚会,我参加了大合唱和打非洲鼓表演,我还作了《我爱养老医院》演讲,演讲结朿后,养老院领导上台给我献花。
在养老院期间像在自己家一样,入住养老院的老人互相照顾,特别开心。
春节前,老伴接我回家了,过完年又去住了两个月。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我是1969年入党的党员,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党组织给我颁发了在党五十周年纪念章,我戴纪念章照了相,觉得很光荣。
我这一生很充实,当过村干部,当过兵,转业后从事纪律检查工作,查处多起腐败案件。
我觉得一生无愧于党的培养,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亲人,现在已到了古稀之年,死而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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