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46•下窑
作者：连传浩。
鹰眼观大地，每日新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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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晨，地上的砖就全部上上去了，早饭后，就往窑上挑土盖，不到十一点钟，土也盖好了，耀其说：“干脆一杆子做到底，将下雨的准备工作也做好，将地上的稻草也挑上来，再下雨也不怕了。”
他嘱咐我，叫我过几天不等火烧上顶，就要将稻草甩下来，不然，草就被火烧光了。我说：“这我晓得，感谢大家把下雨的预防工作也做好了。”
吃了中饭，耀其又说：“点火只要十二个人就够了，我们队里的人点火点熟了的，大家各人回去拿一把扇子来。”
我就安排来的亲戚和清浩、胜灾等人清场子，将该还给队里的东西还给队里，该还给私人的东西还给私人，跳板也送给了叶明清，再让清凤、小清都帮着春环做饭。
上窑成功后，点火时的那一餐晚饭，等于做屋成功后，上梁时的那一餐，还是很慎重的。
这一餐，我叫清浩不做饭，晚上都下来一起吃，显得热闹一点。
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又去通知中途在我这里帮了忙的人，哪怕只来做了一天，也要去请人家来吃这一餐，于情，于理，于这几年烧窑形成的习惯而言，这些人是不能漏掉一个的。
如果要请的人去忙去了，不在家，就一定要将他家的另一个人请来，否则就是大大的怠慢了人家。
砖场清理干净了，后勤的几个人也忙起来了。
猪肉是不多，只好把剩下的几只鹅全部杀光了，就是四五桌客。
搞后勤的说，菜不会比人家少，再说这几只鹅，比猪肉还好些，不会让人家不满意的，叫我放心。我就离开了家，来到了窑场上。
窑上，十二个火巷的火都点起来了，大家一边添柴扇风，一边谈笑。为了做砖，我准备了几年，这时，心里才稍稍坦然了一点。
窑点了火，并不是万事大吉。白天，要随时观察一下，看十二个火巷的风口，如果有被无知的小孩扒开或被猪拱开了，就要立即用砖和泥巴重新封住，不然，因空气的对流，窑中的火就向上升快了，窑里的砖就烧嫩了。
还有点不放心的是，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节，烧窑的人都蛮多，有的人到了临箍窑时发现还差铁丝，就晚上去偷人家窑上的。
如果窑已烧好了，你将铁丝偷走，损失的仅仅只是铁丝；如果人家的窑上火还正在烧，将铁丝偷走，窑垮了，那损失可就惨了。
这类事虽也发生得不多，但我不得不防。因此，在窑没有烧成功的个把星期，我还必须每天晚上拿被子来，在学校的走廊中照夜。
下窑，也是一个麻烦事。这虽不像做砖那样要人帮忙，但最少也得四五个人，两家加起来，人虽已够了，但不能花正时间去下窑，正时间要在队里出工，我又在学校，因此，就只能抽晚上的时间。
开始下窑时，因为窑顶上面最高，也不太容易好下。
有的人家，就用几根竹子连在一起斜靠在窑上，砖沿着竹子上面往下滑。
队里没有这个东西，自己更不可能去买，因为买回来下了砖后，就用不着了。面临这些困难，我们就只好每天一收了晚工，就来下砖。
好在由于我在学校，学校下午是快两点钟才上课，有的学生不到一点钟就来了。我也不管是哪个班的学生，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只要是来校早的，就叫他们来站在梯子上帮我传砖。
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也叫学生给我帮忙。
遇见男老师上厕所转来，路过窑边，我就叫他来抽烟。这很明显，他抽烟就不好意思走开了，我也不跟他讲客气，下砖的队伍中，就又添了老师了。
难怪住在新村的社员出工收工路过窑边时，总是羡慕地说：“连老师到做屋时，要好好地把学生接到家里去吃一顿，替你帮了几多忙哟。”
我说：“那是，那是，你明年还是在学校里来做砖，我负责照样发动学生给你帮忙。”
“不过那就差远了，我也不好意思开口。”
还有的妇女见了春环也在下窑，就开玩笑：“你这个婆娘再强哩，这多人给你下砖，茶也不给人家学生喝一点。”
有的说：“那年我家下窑，下了个把月才下完，你家这几天就下了。”
窑是下完了，可这砖呢？怎么办？总不能长期放在学校里呀。
我这两年是不可能有精力做屋的，因为烧砖除将存的几个钱搞空了外，还欠了几十块钱的债，那天买菜没法，去找杨大塆一个当搬运工的人的学生家长借了二十块钱。
不做屋，砖就不知道往什么地方拖好，怕今后做屋时，地基有变化，又拖一次，那就太花工了，它又不是个轻巧东西。
我决定将砖还是放在学校里，但要“收藏”好。这是明摆着的一个道理，砖也是有人借的，有人因借转还的不及时，也发生过矛盾的。
到晚上，也有占小便宜的人拿砖，他拿回去打炉子打灶什么的，日子长了，也是蛮大的个损耗，再说下下来的砖，占的面积又大，将操场也塞住了。
于是，我又来“上窑”。不过不上那么高，只上一人多点高。将砖码成个巨大的箱子，四周还是和泥巴砌起来了，又叫学生来给我往“箱子”里面搬，学生们也笑道，连老师下了窑，又来“上窑”。
这时，杨玉林老师家正准备做屋。她家的砖全部是借的，说明年烧了砖再还。她已借了一家人家的砖，但那户再没有了，就来向我开口。
我见杨老师，是我读小学时的启蒙老师，又有因搞运动，将她由一名公办教师清除出去了，全家也有横店下放到新村队，借人家的房子住。
她的女儿、儿子跟我也都相处得较好，前几年，他的儿子接的个四川媳妇，再又添孙子，借的人家的屋就住不下了，就只好自己做屋。
我就一口答应了，我说：“杨老师，你马上就可以来拖砖”。
但杨老师还是做得非常周到，我家吃饭的时候，她又上门来谈，意思是刚才在窑旁只跟我讲了，怕春环不同意，结果，春环也同意了，就让杨老师拖走了我四千砖。
余下的砖，我就又天天往“箱子”里装，装一层，就将外围跟砌墙一样砌一层，又忙了一阵子，终于将砖全部的“收藏”起来了。
大家又说：“你将砖在学校里放那么好，不打算做屋？”我苦笑道：“那还不晓得是哪百年的事？”
分给我的砖，我是再收捡得可以放心了，可是，分给清浩的砖，他却犯愁了。
他不想像我这样收捡起来，因为他要做屋，做屋又没钱，不做屋，确实住不下去了。
清浩今年二十岁了，清凤十九岁，小清也有十六岁了，五个大人，就只那么一点窄屋。
清浩也想用杨玉林老师的那个办法，我就跟他说：“杨老师是借砖，人家的砖摆在那个地方，不借也不好意思。你这要借钱，那就难借多了。我看暂时等一段时间，等割了秋谷，也是做屋的季节，再也到了队里决算的时候，看我能不能进几个钱，再向学校里预借几个，多少能为你帮一点。如果现在马上就做，我就没法了。”
我母亲也说：“刚做砖下地，人也都做疲了，你们把砖拖到新屋基地去再说。”
自1958年搬到新村后，即使屋宽，人也住怨了。
住在个大路边，汽车往来的灰多，喂的鸡容易被汽车轧死，过路人进来喝水的多，人出工去了之后，门上了锁，放在门口的东西，也常被人顺手牵羊地拿走了，此其一。
其二，住在新村，出工要远半里路，每天六趟的出工收工，等于一天比住在下边的人多跑三里路，也是费的冤枉劲。
好不容易盼到现在，砖也烧好了，当然想尽快做屋，结束住新村的苦恼。
本来，私人做屋，砖从窑上运到屋基去，也是队里派工的，只是要款待人家的生活。
我就和清浩利用收工的时间，用板车将砖往塆子最前面的新屋地基拖。这个新屋地基，就成了队里出工离田里和稻场最近的地方了。
拖了近个把月，才将砖拖完。虽然人每天受累，但到底还是为做屋少请一些劳力，节约了一笔开支。再只等秋收决算之后，视情况再决定做屋的事了。
这时，杨老师的屋已经做成功了。也是因资金难筹，屋上只盖了油毛毡，还没有盖瓦。
一天，杨老师在学校里找我说：“连老师，过两天星期天，我准备到滠口砖瓦厂去买红瓦，你要吗？”
我对做屋买建材，半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因为这不是靠空口白说，是要拿钱走在前面的事，何况我做砖欠了债。
杨老师见我犯愁，又说：我也是现在手上一分钱都没有，我已经叫姐弟几个去找人家借钱了，这是一次机会，是我的女婿托关系开的指标，一块瓦要便宜五分钱，又不要车子，我女婿就是开汽车的。
我们自己到砖瓦厂去上，力资费也节约了。但指标批的不多，就只一千五百块瓦。我们两间屋，一千块瓦就够，这五百块给你。
你看这要节约几多钱，我看你和春环对我们蛮好，就给你们。快去借钱，借不到就多跑几家，等你今后有钱，还晓得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那是，那是，谢谢你老人家对我这么关心！我放了学就去弄钱。”
中午，我回家将此事跟春环一说，连午饭都等不及吃，就出去卖脸去了。
一出门，我的脚不晓得往哪个方向走。去向队里的人开口，那是不可能的事。人要扪心自问，队里那么多的户烧砖、做屋、接媳妇、嫁姑娘，我没有借一分钱给人家。
谁要我去出力气都行，问题是我自己也总在债务中没有伸头，怎么会有钱拿来就借给别人呢？我立即打消了向社员家中借钱的念头，脚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学校。
但我还是没勇气迈进学校，悄悄地从学校后面上了大路，向小吴塆走去。
我之所以不向学校借钱，也有苦衷：请了上十天的假，每月的六块钱补助还是照发，小队的工分还是照靠；自己的语文课，陈文会主任给我代了，自己的体育课，张文华校长给我代了。
又不停的叫学生帮我上窑下窑，学生的活动场地也被占用了，这就帮了大忙。如果我和学校领导关系不好，他们完全有权阻止。
此时又去找学校借钱，我不好开口。因为民办教师没有向学校借钱的先例，如万一要借，也只能借六块，意思是当月可以扣清。
向老师私人借，那更不可能，就只有文志炎和黄光喜是户主，他们又都是家大口阔的超支户，其他的民办老师，都是没成家的小青年，口袋里六块钱到了手，富不了几天。
找公办老师借，这是所有的民办老师都不愿丢脸的事，也可说是嫉妒，也可说是骨气。因为公办老师也“嫉妒”我们吃的烧的都是队里分的，不花钱。
走在去小吴塆的路上，我在盘算。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在黄陂丝绸厂上班，以前，我也曾向这个学生说过了的，他说他爸爸同意今后有困难去找他。
再说这五百块红瓦，一角五分钱一块，共七十五元钱，向人家借八十元钱就行了。
找到这个学生家，见他母亲正在吃中饭，谈得也很客气。但一万个客气话也等于零了，我不想多谈，更无心接受她过分客气的留我吃午饭，就面装笑脸地告辞了。
她一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要是他爸爸回来了就好了，他在厂里存了一个会，每月也只给家里零用钱。连老师你慢走。”
离开了她家，我就连走带跑的赶回家吃午饭，便去上学。
春环问我的结果，我说：“妇道人家，不睁眼。她男的跟我是同学，又不在家。放晚学后，你不用等我吃饭，我去杨大塆，杨大塆的学生多些，在横店做搬运的工人也多些，反正我今天晚上一定借回来。”
到了杨大塆，我采取了分散的办法，一家只借二十元。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人家也说得很客气：“你连老师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我们是绝不会上你的门去逼债的。”
我笑道：“谢谢！到底是大塆子的人，说话也大慨，照说我不会拖到孩子们初中毕业之后吧？”
第二天早晨，我就将钱给杨老师送去。她像打架一样，非要退给我五块钱。她说：“那像么话呢？一分钱都不多收你的，瓦拖回来之后，我还要将发票给你看的。”
“哎呦！你老别做得太过细了，反而搞得我不好意思，我晓得你老是一条心替我节约。”
星期天的一清早，杨老师的儿子徐军州就来喊我。我来到军州家的大路边，汽车已停在那里。
军州夫妇二人、军州的二姐徐勤芬和二姐夫哥、还有军州的妹妹徐勤育，都是随车去上瓦的，我走到汽车前一看：“嗬！小杨，是你！”
他也一惊：“哟，是王龙翔，多年没见了。”
徐勤芬赶忙纠正：“别瞎喊，他现在是左港小学的连老师。”
徐勤芬老师又问我：“你们认识？”
我笑道：“这不是红星大队的虎儿吗？”大家笑起来了。
时过境迁，当年我们两个大队文化室的成员，在一起排练各自大队演的《三世仇》，在一起混得还是蛮过瘾的。
想不到当年又瘦又小的“虎儿”，如今长得又高又大，成了红星大队的汽车司机，成了徐勤育的男朋友。
汽车到了滠口，小杨又停下来买东西给大家过早，我笑道：“新闻，新闻，这才是真正的雷锋精神，天下只有货主招待司机，这一下却搞反了。”
徐勤育也说：“这一回让他吃点亏再说。”
小杨忙答道：“今后恐怕总是我吃亏哟！”大家都笑起来了。
滠口砖瓦厂还要过河，赌马河上又没有桥，就是一个长长的汽车渡船。
汽车开到渡船上，渡船不是机动的，是两边用人力绞着滑轮上的钢丝牵引，慢慢地像梭子一样的两头运送。
由于很慢，车子还要排队过河，等到我们到砖瓦厂办好手续，上好了车子，开回家，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
当队里的人见我一下子将红瓦买回来的时候，都说我准备做屋了，却不知我是在被形势逼着办事。
红瓦拖回来了，放在外面当然更不放心，我只好将它又搬到屋里来。
屁大一点窄的个堂屋，又占了一两尺宽的面积。好在它码起来，上面搁块板子，像个春台一样，照样可以放开水瓶，脸盆什么的，也算是“屋”尽其利吧。
做屋前的准备我只能准备到这样了。今后的任务，就是先还债，等再有了钱，再只买一间屋的大瓦条、小瓦条就够了，到做屋的时候，再只买石灰和沙。
工钱，要不了多少，因为队里有胡瑞忠一个泥工师傅，还有彭耀其，姜治平等几个半瓢水的泥工师傅。
大家都催我早点做，说做迟了，好地基再也没有了。
我说，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目前考虑的是让清浩尽快地将屋做起来，一晃，就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如果现在不趁清浩只二十岁将屋做起来，今后这些事情挤到一块去了，就更难办了。
秋收了，谷也全部分到户了。队里一边忙冬播，一边有人开始做屋了。
这几天，母亲总是晚上到我家来谈，无外乎是要我们帮忙。
母亲也深感我以前也对得小弟妹们起，正是考虑到没有房子，才光人搬出来背债买这间屋，将房子让给他们住。
现在，只有我这个老大能帮点忙，他们又完全没有可以从钱上帮忙的亲戚。惟一的个舅舅，自身也难保。
母亲他们都知道，这次做砖，如果不是我带着，他们也没那个胆量，没那个资金。母亲的最终意思是，我不带就没人带了。你们当哥嫂的总不能看着他一生打光棍吧。
春环也表示：她一个妇女，靠的还是我。卫卫也上学读书了，再过两年，方方也要上学，家中的日子，只要不饿死就可以。
我们的屋，可以迟几年再做，现在你们要做屋，反正借十块是个债，借一百块也是个债，那还是该浩去借，他能有本事借多少，就给你们多少，不管算是给你们送礼也好，或算是借给你们也好，都是一回事。
母亲见我们都在困境中，也表示尽力支持，才放了心。决定只要有动手的钱，就开工做，做个毛坯子，住着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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