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文革经历
鹰眼观大地，每日新闻酷评。
防失联，加微信yygtya。
张贤亮
等“革委会”成员嘻嘻笑着散了会，团部的武装战士就忙开了。他们用张白纸写了我的名字往牌子上糊。我一看，写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字是用红墨水写的，很鲜亮，虽然牌子上画了两道交叉的黑道，但字写得真不错，看来是练过书法的人的手笔。
木牌上早就有根半圆形的铁丝套，武装战士笑着叫我挂上试一试。十几个武装战士簇拥着我到一辆卡车边上。
这时，战士们自己人跟自己人内讧起来。因为进趟城不容易，公审大会又像现在红歌星的演唱会，谁都想去看热闹，但上级只允许八个战士押我去。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算了，我不去了！把我的名额让给你们吧！逗得战士们哈哈大笑。
他们的任务是把我押到那里与全市的牛鬼蛇神一齐集中“受教育”。听说要枪毙一百多人哩。
八个武装战士，排长领着三个端着“破枪”在前面开路，两个在我两边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后面压阵。
我听见两边不断有人问，“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
好像我不被枪毙就会让他们失望，不具有观赏价值，使我不由得惭愧地低下头去。
挤到接近“杀场”再也挤不进去了，前面就是陪绑的，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不满十岁的女童，胸前用细麻绳吊着一块小纸牌。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反动学生×美丽”。
那块牌子已刻骨铭心，令我终生难忘。
美丽拉长着小脸，低着小脑袋，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动不动。
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她一头一脸脏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额发沾在前额上，干了的泪痕和鼻涕结成了痂，糊了个大花脸，她低垂着眼皮，紧抿着嘴唇，也不向两边张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
忽然，我发现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她的神情虽然沮丧却一点也不畏葸，面部表情倔犟内向，一副“看你们把我怎么办”的样子。
我不由得暗暗地敬佩她并想向她伸出手去。
前方“乒乒……”响起洪亮而又沉闷的枪声，像我曾听过的汽车爆胎的声音。不只我和美丽，人们都颤了一下。
这时，全场奇怪地静默了十几秒钟，等明白不会响枪时，人群突然轰地一下热闹起来，高呼大叫却又不是喊政治口号，嘈杂的话语腾空而起……
我爬上卡车，站在高处向“杀场”望去，只见一群士兵还在低洼地四周忙碌，不知在忙些什么。
反倒是爬在树上的那些娃娃在远处看得清楚，所以最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娃娃，一群群地追逐着用手比作枪的模样，“乒乒乓乓”地互相枪毙对方，一片喊打喊杀的欢快的嬉戏声。
这帮娃娃是和美丽同样大的孩子。
这时，我已经不再多愁善感了。一个人要成熟，仅是一刹那间的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宁夏的树木曾大面积地受到天牛虫害，路边碧绿的杨树、柳树几乎都死光砍光，奇怪的是，唐徕渠边一排排曾爬满娃娃的树却安然无恙。
当年碗口粗的小树已长成了合抱大树，渠边修建成公园，很是热闹。而深藏在那些合抱大树中的年轮，当然有“文革”时期形成的。
我们无法把那十年的年轮从大树中剔除出去，如果我们非要将它开刀，剔除掉那些年轮，树木也不能存活了。
还有美丽，还有欣赏枪毙和互相“枪毙”的孩子，现在肯定都有了孩子，被“文革”文化污染的血液，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往下流传……
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叶兆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
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漂亮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
我说是呀。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
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
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
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我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
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
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
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
抄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
有一天，突然来了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里，袖子一捋，翻箱倒柜抄起家来。
要说我一点没有被这大动干戈的场面吓着，那可不是实情。我被带到了厨房，小将们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
他们如数家珍，强烈控诉着我父母的罪行，然后一个劲表扬夸奖，说我是好孩子，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
他们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作外人，已足以证明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这些话说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头，没有什么比这种认同，更让人感到贴心，感情已温暖如春。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的身上确实收藏丰富，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别在衣服上。
结果就像变戏法一样，我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小将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
几天以后，下课的时候，一名同学当着众人的面，模仿我父母游街示众的情形。
他曾是我最好的伙伴，爬到了课桌上，拿腔拿调地发挥着，一会儿扮演我父亲，一会儿扮演我母亲。
他说我们原来都觉得你们家了不得，谁都是人物，想不到你们一家都是坏蛋，你爸是个坏蛋，你妈是个更坏的坏蛋……
我听见了女孩子哧哧的笑声，那个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小女孩，那个代表着美好理想的小女孩，也幸灾乐祸地混在人群中……
我的大串联
徐友渔
列车上的广播整天不停，“我们这辆满载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列车，正在驶向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列车驶入河北地界后，广播中对我们的称呼升级，叫我们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到北京的客人”，看得出来，这个称呼打动了每一个人，大家喜气洋洋，车厢里一派欢声笑语。
一天，接待站来了好些解放军。为首的军人向大家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接见这次来北京串联的同学。
第二天的晚饭特别丰盛，每个人都激动得不可能入睡。
临出发前给我们交代了许多注意事项，主要是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不要在广场上滞留。
还告诉我们接见的场面往往很乱，常常失控……
最容易发生伤亡的情况是鞋子被踩掉了弯腰去捡，人流涌动很容易被挤翻在地，遭到践踏。
解放军笑着告诉我们，每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留下成千上万只被踩脱的鞋子……
有一个军人非常好心地向我们传授经验：“你们知不知道哇，大队伍在广场上呼啦一拥就过去了，好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出了天安门。你问他看见了毛主席没有，主席是什么样子，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个劲地后悔，只知道哭鼻子！所以呀，你们必须记住，远远地就要望天安门城楼，早早地集中注意力，使劲盯住个头最高的那个人，那就是毛主席！等你走到最近的地方，就能把毛主席看清楚，牢牢记在心里。这可是一辈子都难得遇上的机会，千万不要马虎大意，遗憾终生呀！”
检阅开始了。
疲惫、饥饿、寒冷，还有单调感，一下子全消失了，大喇叭的声音震耳欲聋，要么是雄壮欢快的革命乐曲，要么是高声入云的口号，我们每个人的心立刻和天安门城楼，和城楼上的毛主席连在一起。
城楼上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据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们的声音高昂、悠长，充满革命激情，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我们跟着喊口号，直到嗓子嘶哑……
巴金的信
杨苡
“一二·九”学生运动那年，我十六岁。
当看着身边的一批批大中学生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出身封建家庭的我被牢牢地拴住了，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
我心中苦闷的，就给当时最受中学生敬爱的大作家巴金写信。
巴金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就这样一来一回地写了很多封。
巴金在心中不时地鼓励我这个苦闷的小女孩，告诉我未来总是美丽的。
1938年7月，我离开天津去昆明读书。
不久，日寇进占天津租界，我母亲担心惹麻烦，就把我多年的存信都给“处理”了。
这其中，就包括从1936年到1938年期间，巴金写给我的十多封信。
八年的抗战让我的生活颠沛流离，在不停的变化中，我自己又丢失了几封巴金的来信，很是让人痛心不已。
“文革”中，由于家人害怕受到巴金的牵连，逼迫我烧了一批一直保存完好的信件，其中有两三封是巴金所写的涉及对待文艺批评的信笺。
1969年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我又被红卫兵“提审”，要求我交出仅存的巴金写的23封信。
当时生怕被抄走，我已经托可靠的朋友秘密保存了。
一位红卫兵见我“顽固不化”，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这是我一生中所承受的唯一的耳光。
当时，那记重磅级的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几乎要倒下，但我还是在踉跄中站定。
突然间，我痛切地感到，本不该那么胆怯地烧毁那么多珍贵的信件，到末了还是躲不了这场羞辱。
1970年，随着专案组审查的再度升级，我不得不交出这23封信。
直到1972年4月，我被“解放”了，这23 封信终于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鹰眼观天涯，财经新闻酷评。
防失联，加微信yygtya。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