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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父亲在老家挨批斗

赵原野 鹰眼观新 2023-06-21

作者:郭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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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省里给各地市下达指标,必须把县团级以上干部中的右派分子挖出来。
因为我父亲口直心快,爱讲真话,于是就成了枪打出头鸟的第一个命中目标,被打成新乡地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个大右派。

1959年春季,组织上让我父亲在新乡地区管辖的14个县里选一个作为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地方。离新乡太近,就会有人去看望他和家人,他不想让更多干部因为他受到牵连,决定回老家晋城县东土河村接受劳动改造。

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时任晋城县委副书记的我姑父陈凤仪也被打成了“保皇派”和“走资派”。再加上我父亲的右派,他们兄弟二人是相互受牵连。

再加上,我父亲曾经拒绝过生产队长“三阎王”两次居心叵测陷害亲人的无理要求,文化大革命就被“三阎王”当成了很好的报复机会。

即便是召开刑事犯罪分子公审大会,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也得上到台上作为陪斗对象。

我记得,在1969年之前,我父亲后背上总是背着一块写有“打倒右派分子郭兴胜”的白布。而且,在白布的黑字上面用红墨水打了一个差。

就是因为这块白布上的黑字和红墨水的大红差,我父亲在临路边的地里干活时,常常会有过路人停住脚步想看个究竟。

当我父亲知道别人的意思时,就主动转过身让人看清楚。他说,这些路人当中也有自己家外村的亲戚。不管谁想看,他说不能不让看。

那块白布很醒目,就是让他示众的,那我就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至于我是不是坏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文革期间,我父亲作为改造对象,除了正常参加生产队劳动,还让他早上早早起来扫大街,晚上给烈军属和五保户担水打扫院子。

累的腰酸腿疼时,父亲就让我和姐姐用手给他捶背、用脚给他踩背。我问他:“你不干,不行吗?”

他说:“不干,我就要挨批斗。只能干好,不能不干。烈军属里有你们的二奶奶,我愿意给她干所有的活。你姑父在城里挨批斗,你姑不在家,没人管可不行。你伯是打日本鬼子牺牲的,我不管你二奶,谁管?”

由于各家各户的茅厕里有石头和砖头等脏东西,需要掏茅厕时,生产队长“三阎王”不让年轻人下茅厕往外清理脏东西,偏偏让我父亲这个上年纪的老人下去清理。

我父亲毫不犹豫,下到一个又一个茅厕底下去清理脏东西。

晚上开批斗大会,我父亲肯定是批斗对象,但是不让家属参加。

我那时个子小,把脸抹上灰土,穿着破棉衣在土堆里打个滚,弄得全身上下脏呼呼的挤进了会场。

由于批斗会场后边的人没有从家带小板凳都是站着,我就挤在他们中间。就这样,我第一次参加了父亲的批斗会。

可笑的是,当前边有人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打倒右派分子郭兴胜”时,我也跟着举拳头,喊口号。

当我看到有人用小板凳砸我父亲时,我看不下去了,我只能满眼泪水悄悄离开会场。

后来又开过多少次批斗会,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那时冬天的批斗会十分平凡,基本上天天有批斗会。

因为不是农忙季节,批斗会就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

父亲后来说,他也记不清具体时间了,有一次开完群众批斗大会之后,又让他到三阎王的亲家那个院不知是谁的家,当时他被人蒙了眼睛,但是能感觉到就是那个院,从村里的五间大楼批斗会场出来右拐一直向东走没多远,又向右拐进大门下台阶,应该是那个院。

在那里,又继续开批斗会,进到屋里还不去掉蒙眼布。而且,让他站到高高的长条板凳上,两只手里让他拿着砖头把胳膊伸直,不准胳膊弯曲。

他们还在我父亲脸前放着一只尿桶,尿桶傍边还有一个大煤火炉,站在高处熏得非常难受,呛得难受。

从男男女女的声音中,我父亲判断出有一二十个人。其中三阎王和他亲家是主要组织者,别人都在听他们两个人的指挥。

本来在群众大会上,就被三阎王和造反派蹬翻板凳,让我父亲从凳子上摔了下来,他们这次开的小批斗会比群众大会还狠毒。

他们逼我父亲老实交代在河南沁阳县西乡镇亲手杀人的血债经过。我父亲说,我打死的是汉奸,既不是群众,也不是老百姓。大队干部可以派人去调查。如果我说的有假,你们可以将我千刀万剐。

由于父亲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所谓血债问题,他们竟然再一次把板凳蹬翻,我父亲从高处摔在地上,摔掉了两颗门牙。

正是那次批斗会,让我父亲躺在床上一冬天不能下床。自己翻不了身,都得让家里人帮他慢慢翻身。

后来,东土河大队的两名村干部亲自到沁阳县西乡镇公社搞外调。结果,他们在西乡遭到了老干部、民兵和群众的包围。

那里的人们问来调查的两个村干部:“老郭是为群众除掉了一个汉奸,你们却把他当成了敌人,要往死里整。你们到底要替谁翻案?如果你们想替汉奸翻案,你们别打算离开这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名村干部才表明了态度,回去不会冤枉好人。后来,在西乡镇公社当书记的靳智德伯伯才给两名村干部写了外调证明。

那两名村干部私下和我父亲说,没想到四叔、四爷在河南沁阳的群众威信那么高,差点让我们回不来。

我父亲说,那个公社书记是他的生死战友,他能不说公道话吗?


右一是我父亲郭兴胜抗战时期与杨振兴(左三)等战友的合影

要不是那次村干部去河南搞外调,我父亲还不知道要遭受多少折磨。

当时村里的革委会主任赵小板说,他和三阎王说过了,他要想再瞎折腾,就让他去河南搞调查,让他去尝尝当地群众的厉害。

反正,大队干部不主张继续栽赃陷害好人了。大队书记郭书龙也说,我们不能冤枉好人,将来成为历史罪人。

因为郭书龙的母亲经常骂儿子不要作恶,当村干部要认清好坏人,不要上当受骗,冤枉好人。

我上小学时,经常去他家玩,我大娘还给我找吃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家吃不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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