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推动数字经济条件下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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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务院、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及各地政府密集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或方案，明确提出加大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推进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开展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拓宽乡村建设融资渠道。
农商行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多年来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助力民生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服务“三农”发展和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支撑。农商行如何结合自身定位和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作为推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领域合作为宗旨的新型智库平台，中国数字金融合作论坛于近期举办第6期闭门研讨会“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总结和探讨近年来农商行在数字化转型及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取得的成效、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先生受邀出席会议并做出点评。
以下为发言全文
农商银行开展数字化转型，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的现实需要，也是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在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推动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更是一个时代命题。
第一，深刻认识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外部形势
一方面，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时代机遇。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主要经济形态。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创新不断突破，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从农商银行所在的农村地区情况看，农业农村数字化进程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强化，农村电子商务和新型农业快速发展，让农商银行运用数字化手段助力乡村振兴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县域银行竞争新格局让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成为其自身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随着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取得积极成效，银行经营模式和竞争格局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新特点。一是网点渠道线上化。银行加码布局线上业务，电子渠道分流对物理网点逐渐产生替代效应。从全国情况看，大型银行网点数量已连续6年减少。ATM数量自2018年末最高时111万台，连续下降到2021年末的94.78万台，行业平均电子渠道分流率为90.29%。以农商银行、农信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已连续4年减少。94%的农村金融机构开通了线上渠道。在农村地区，便民取款点、转账电话等传统基础金融服务方式也正在被移动支付等手段所替代。二是金融业务智能化。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全方位变革。在前端，银行通过探索利用数字模型和数据要素挖掘客户需求和价值，拓宽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更加智能化，提高了服务的精准度，优化了用户体验。在中后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打造的智能风控体系，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登门走访、人工判断打分的审批模式，节约了人工成本，提升了工作效率。
第二，积极应对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中的困难挑战
一是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特征影响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金融领域数字化转型速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数字化升级改造进程。农商银行作为地方中小银行，受区域经济影响较大。在产业端，农业农村项目普遍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农业生产的数字化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融合不够。而农商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客户也是数字化转型相对困难的群体。金融科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农村地区比较突出。在用户端，农村地区消费者使用终端设备的熟练程度和金融知识素养仍待进一步提升，目前仍存在“数字鸿沟”问题。
二是大型银行下沉和互联网民营银行崛起打破了农商银行的县域独大地位。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特点。由于区域金融资源有限，数字化转型快、技术成熟的机构必然分食传统农商银行的市场份额。一方面，大小银行间数字化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大型银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服务重心下沉。从结构分布看，大型银行县域网点数量不降反增。加上近年来大型银行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数字化转型速度明显加快，规模效应开始显现。另一方面，采用互联网经营模式的民营银行，依托移动互联网和线上化运营手段，依靠特有的数据、模型、算法优势，覆盖了一批长尾客群，使农商银行的客户群体在两端受压。
三是农商银行自身经营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农商银行既有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数字基础薄弱、资金技术资源有限、数字化人才不足等新问题，也有自身公司治理不健全、经营管理粗放、风险包袱重、经营理念落后等老问题。在数字化条件下，农商银行传统竞争优势被弱化，而经营粗放的劣势则有可能被放大。比如，在之前整治的互联网存贷款活动中，中小银行线上渠道获客能力弱，缺少定价话语权，带动了存款成本上升。农商银行原有网点、人员密集的优势也可能变为成本负担。农商银行净息差已连续3年下降，从2018年末的3.02%下降到2021年末的2.33%，与大型银行净息差的差距由0.88个百分点缩小到0.29个百分点。中小银行的成本收入比普遍高于大型银行。27家A股上市中小银行平均成本收入比为29%，10家上市农商银行中高于平均值的有8家。
第三，关于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几点建议
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发挥比较优势，补齐自身短板，努力实现产业与金融、个体与整体、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展。
1.聚焦差异化定位，在数字化转型中夯实比较优势。
一是抓住扎根本地的地缘优势。农商银行的传统优势在于长期扎根当地、服务当地，贴近当地小微企业，熟悉当地金融服务需求。这些有利条件都应当在数字化转型中加以利用。二是抓住农信系统的体系优势。数字经济的特点是当技术边际成本为零时才能形成规模效应。数字化改造升级要形成规模效应，前期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除少数头部农商银行外，绝大多数农商银行受制于资本、规模、人才、科技等多方面因素，靠单打独斗难以实现。即便勉强为之，与大型银行和互联网平台公司的资源投入相比，也很难形成竞争优势。为此，应当发挥好农商银行独有的体系优势，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从历史经验看，农信系统有抱团取暖的实践经验。从省联社帮助行社融通资金、统建核心系统、开办信用卡，到共同发起成立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实现全国农信系统通存通兑，跨区域共建的模式经验可以借鉴。在当前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中，也可以统筹研究。三是抓住自身小而精的治理优势。在数字化转型中，农商银行无法走大型银行依靠资源投入赶超的模式，也不可能复制民营银行特有的电商、社交等数据优势。但是农商银行可以发挥决策链条短、业务灵活度高、贴近基层等特点，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适应数字化需要，增强业务部门与科技部门的协同性，提升差异化竞争能力。
2.聚焦客户需求，推动数字化转型与服务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3.聚焦能力建设，提升中小银行数字化运营能力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引用复制，更是组织模式、管理体系和服务模式的优化再造。一是重塑新型综合金融服务渠道。加快金融服务渠道融合化发展，把线下优势转化到线上，打造“一点多能、一网多用”新型农村金融服务平台。二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数据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一方面，要做好自身数据整理。农商银行深耕本地多年，本身积累了不少涉农、小微企业数据。要把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出来，发挥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有大量数据分布在各个部门，要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推广地方政府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平台的做法，探索公共数据共享，推动数据互联互通。三是夯实自身信息科技技术的基础。遵循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原则，对业务经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平台、关键组件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要形成自主研发能力。对具备条件自建科技系统的，应支持其自主创新；对共同建设的科技系统，应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数据接口，鼓励培育自身数字化经营能力。在确保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的基础上，探索与金融科技服务商的合作，发展加密隐私计算，在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前提下将数据资源变为数字资产。
4.聚焦风险防范，加强数字安全保护
金融风险虽然依旧遵循基本规律，但形态路径和安全边界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速度使得金融科技风险的影响力、破坏力更大，防控风险的难度、要求更高。一方面，要坚持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开展科技创新。在风险可控、依法合规前提下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最佳实践与最优路径，提高客户信息采集、存储、处理、使用等环节的合规保护，构建安全防护体系。另一方面，要强化与外部合作的网络安全风险监测。防范数字化经营中的新型风险，特别是中小银行的技术外包风险以及操作风险。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违法违规操作可能出现数字化变种，利用网络平台的犯罪行为比传统的网点作案影响范围更广、危害更大，要坚决予以打击。
文章来源 | 尚福林主席出席中国数字金融合作论坛第6期闭门研讨会点评发言，刊发于中国农村金融杂志（2022年7月13日），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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