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非洲叙事
“当前，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数十年来休戚与共、并肩奋斗，凝结起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推动着“时代潮流”滚滚向前。
中非纪实影像、电影等作为推动中非友谊的重要载体，以平等为基础，善于用小视角展现大情怀，体现双方的共同价值。
非洲是一块多元的大陆，它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为电影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东亚电影人开始将镜头聚焦非洲，日本、中国、韩国先后出现了以非洲为时空背景的电影。中国影片《万里归途》（2022），依托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体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非洲叙事风格，为世界电影文化版图构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着中国和非洲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视剧讲述非洲的故事。《万里归途》在《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电影的非洲叙事模式。作为以撤侨真实故事改编的非洲叙事，《万里归途》中的叙事立体多元，让观众更多了解到非洲的现实情况，其特点在于：与以往同类影片中非洲人“打酱油”居多不同，《万里归途》塑造了清晰立体的非洲人物形象；在这部影片中，中国人既是勇敢无畏的英雄，也是与非洲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普通人，中非之间产生了更为紧密的情感联结。
《万里归途》塑造的非洲司机瓦迪尔，虽然只是中国公司雇佣的司机，但却因为与中国人良好的感情，在动乱中也愿意为中国人开车做向导，一路帮助宗大伟与成朗。之后，瓦迪尔不顾危险与宗大伟、成朗一起为生病的中国人找药。
影片将瓦迪尔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立体、可敬，他不仅是一个善良的人，更是一个勇敢的人、爱国的人。在接到去往中国的邀请时，瓦迪尔婉拒了：“到了迪拉特我就不走了，我的家乡就在那儿。”作为非洲地域形象符号的努米亚虽然是残破的、动乱的，但这里永远是他的家乡。这一设计不落俗套，脱离了一般新主流大片的窠臼，用外国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来唤起观众内心的爱国主义。
中国电影《万里归途》中的非洲司机瓦迪尔
战争面前没有赢家，影片中灌注了和平与反战的思想。在受到叛军首领威胁时，瓦迪尔为了拯救中国人而被同族枪杀，倒在即将到达家乡迪拉特的路上。瓦迪尔救了中国人，中国人收养了法提玛。中国人与非洲人互相拯救，双方平等互助。
《万里归途》中塑造的另一重要非洲人物形象是边境检查官哈桑。哈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当地无能的政府仍然抱有希望，面对战乱不堪的国家选择坚守岗位，要做好国家的“守门员”。他对于宗大伟的投机行为不予回应，甚至“刁难”，但在一场误会中，他感受到宗大伟的善良。当他得知好友章宁的死讯后，终于同意打开国门让中国人离开，因为他不希望再有更多无辜的人死于自己国家的战乱。
上一个镜头中，哈桑还与宗大伟拥抱告别，互相祝福彼此活着，下一个镜头哈桑就被叛军吊死在众人眼前。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有力地调动了观众的情绪。一个平民和一个官员，影片对这两个非洲人物形象的塑造充分、立体，这种刻画是中国电影迈向国际化的表达，也是更多被外国观众尤其是非洲观众接受的重要一步。
如果说《战狼2》讲述的是一个中国英雄在非洲救人的故事，《红海行动》讲述一群中国英雄在非洲救人的故事，那么《万里归途》以人类共通的“反战”为内核，将中非人民之间的情感编织进叙事，使得一场中国人在非洲的撤侨行动多了一份人道主义的底色。
观众对角色有共情，就能更好地体会战争之残酷。片中，中国人章宁失去了生命，中国女人白婳失去了丈夫，努米亚女孩法提玛失去了父亲，努米亚人瓦迪尔和哈桑也失去了生命。
片中多次提及一句台词：“这个世界会变好的。”近代中国和非洲国家均有被殖民被侵略的苦痛历史，如今同为发展中国家，类似的集体记忆为中非人民的互相理解提供了天然的基础。
在不断变化的全球语境中，电影作为时代最具情感性的媒介产品，对于塑造国家形象、输出国家价值观、寻求文化认同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装在铁盒里的大使”，电影对于促进亚非相互感知、推动国际合作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电影将镜头对准非洲，又依托本国现实语境进行在地化（localization）表达，为世界电影文化版图构造了丰富的非洲叙事，为世界观众理解非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张 勇：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钟哲文：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题为《东亚电影的非洲叙事》，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11日第6版，有删改，转载请注明来源。
投稿邮箱：qztheory@163.com
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勇
今日编辑：毛清萍 陈岩
责任编辑：奚婉 樊畅
数字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之路
制度型开放助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建设
落叶作用知多少？
“一镇之计”助力平安中国
浙江文化的长江之“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