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批评、抗争……我们拆解庞然大物、腾出空间，为的是用来盖什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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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短短的思考起源于受彬华的邀请，与几位不同领域的工作者一起去分享我们对于“对话与非暴力是否也能成为一种行动”这个话题的看法。
借此机会，我反思了我对“对话”、“非暴力”的理解，并梳理二者与韧芽所做的创伤知情和去健全中心主义的工作的关系。
以下是我分享的部分。所有人的分享原刊于行动研究所。行动研究所的彬华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创伤知情的社工和心理咨询师。他常在文章中分享他对创伤工作的深刻的思考，以及前沿的实践，是我定期阅读的作者之一。
对话、非暴力、实践激进的自我关怀和社群建设，以助维系自我、社群和行动——或用彬华的话说：自我可持续——当然是一种行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行动。
原因有二。一是，过去六年来，作为一个在国内的权利倡导领域的行动者，和一个行动中的创伤的幸存者，我看到许多行动者与行动者组织将工作重心完全放在工作/项目的组织与产出上，而忽略了身边那些由于经历创伤、过劳、没有得到持续支持，而身心耗竭的、严重抑郁的、抗争的信念（甚至活下去的信念）的火苗都已经几近熄灭的行动者。这当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行动”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呐喊、批评、推搡、冲锋、抗争”类的活动，而不把支持人的工作视为一种行动—这是带着健全中心主义（ableism）的。
我们需要去看到，在健全中心主义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是一种创伤的经历，而创伤的经历是使人失能、致残（disabling）的。我最喜欢的一篇反思资本主义和健全中心主义的文章“Sick Woman Theory”中有一句话：“起不来床、无法下床的人怎么上街扔砖？” 行动难道不是为了促成让人受益的社会进步吗？而行动者不也是人吗？没有这些行动者，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行动，没有持续的行动，就不可能有让人受益的、深远的社会进步。难道要等到一切工作都大功告成后，再来支持行动者吗？因此，支持人/行动者的身心可持续的行动，不仅也是行动，并且是更为迫切、更为赋权的行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将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维系、补给、支持人/行动者，而这当中就包括了很多“对话、非暴力”、支持性的、建设性的工作。
第二，说到建设性，我们不仅需要批判、抗议、反对、解构，拆解我们不喜欢的结构的行动，也同时需要建构、建设、建筑一个从制度和文化上与我们憎恶的结构截然不同的结构的行动。这两种行动不能分先后，但是，目前这两种工作的进行比例完全没有形成正比，因为建设不仅本来就比拆解更难，不幸的是，与建设相关的工作与资源也更少。作为一个酷儿女权主义的行动者，我的行动之路也是由批判和解构开始。去年有一次在与一位朋友谈话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反思到，纵观自己过去参与过的行动，基于“恨”与“反对”的活动与基于“爱”和“支持”的活动是远远不成正比的。
我们如何做到持续地爱和支持自己、伴侣、友人、社群？我们拆解庞然大物、腾出空间，为的是用来盖什么？不仅如此，我们不能等到完全拆倒庞然大物后，才去思考我们要盖什么，以及，要怎么盖。我们需要从现在就开始思考：我们想盖的东西，及我们的共事方式，和我们想拆倒的东西及它的运作方式，真的有本质性的、根本上的不同吗？我们如何共处、共事？如何实践，去建立和维系一个彼此体察、彼此扶持，平等和信任的社群？
因此，我们需要开始反思我们的制度与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健全中心主义的逻辑—这是拆解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学习从现在就开始在共处与共事的过程中实践创伤知情的意识—这是建设的工作。而这当中的工作很多需要以“对话、非暴力”等合作式、建设式的方式展开。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做韧芽，我就一直把“为什么我们需要创伤知情的意识和去健全中心主义”，以及“我们如何以创伤知情和去健全中心主义的方式来共处与共事”这两件事作为我的工作的中心。
作者
Chloe
创伤知情的意识的教育者与行动者
酷儿女权主义者与研究者
“韧芽”的创立者与运营者
身心结合的创伤工作者
部分受训经历：
美国创伤知情的正念冥想受训认证教师
美国创伤知情的瑜伽受训认证教师
Dr. Rick Hanson哀伤与失去正念工作坊完成认证
全美瑜伽联盟RYT200小时受训认证瑜伽教师
中国普拉提功能训练师认证教师
美国Balanced Body垫上普拉提全系列认证教师
UC Berkeley GGSC合办的正念冥想两年制师资认证项目受训中
曾多次为高校学术研究团队、性别与性少数公益组织与机构开展：“创伤知情的访谈”线上与线下工作坊、“七日创伤知情的正念冥想”、“创伤知情的瑜伽”、“创伤、重建自己、搭建充满关照与韧性的社群与社会”等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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