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 在这个时代，对话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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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编者按
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对行动研究所之前一篇文章中的“所有行动都向着正义，用着对话和非暴力的方式，带着爱与希望前行”这句话做出了反馈，说到不明白“行动”怎么会和这样小清新的话联系在一起。
单从我个人出发，我自己也会对很多人、很多事情有充满愤怒的时刻，即便现在也是如此。而在愤怒之际、在黑暗面前，谈说对话和非暴力，讲要有爱和希望，不少时候确实显得不礼貌。在这个位置上，我能理解对于谈及这些词汇的不满。
但与此同时，我对诸如“对话”、“爱”和“希望”这样的词汇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在我这里它们是极富力量的。弗莱雷常说道这些词。他并不认为只要有两个人在说话就是一种对话，爱不是资本主义化的爱、虐待狂式的爱，希望也不是盼着奇迹降临。
这篇推文征集了一些朋友在“对话”和“非暴力”相关的一些经验和反思。这些经验和反思仍是不充分的，我们的一些界定和基础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但希望能带来更多对话的机会。
小卡
我经常围绕精神健康话题开展公共对话，有时候是直接围在一起聊天，有时候是通过展览放映等方式。
精神健康议题涉及到很多人的生命信念、个体挣扎、存在意义，这是一个如果深入一点就会发现很容易吵架的话题。然而，精神健康又是一个单单凭借自身的力量很难做到的事情，活下去和过得好是两回事。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理解他人的视角、争取更多的资源、整合各方的经验。
在我的实践里面，能看到自诩权威的专家慢慢松动、也能看到失望和沮丧的亲历者找到共鸣、看到家属开始相信当事人本身的力量。对话不仅仅是过程，也可以是目的本身。或许一次对话很难期待剧烈的改变，但具有对话性的氛围却可以酝酿出变革的力量。
新新
民众剧场工作者
我们肯定可以找出一些通过对话调解矛盾、促成问题解决的案例。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反例。通过例子去说明对话是否有用，一下子很难说明。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因素。当“对话有用吗？”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我觉得可能有的疑惑是下面几个问题：
1）双方权力不平等还能产生对话吗？
2）对话天然站在石头一方吗？
3）对话是一种妥协吗？
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能，不是，是的。我尝试通过剧场来说明。
被压迫者剧场，是一种通过剧场去促成对话，寻找行动可能性的方法。这里的对话双方都是民众，是被压迫者本身。它是连结民众，团结力量的方法，它不服务于权力地位更高的压迫者。它就站在鸡蛋一边。
但在实践的时候时常会限于一种困境。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在剧场中找不到具体的压迫者。例如流动儿童选专业时被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学生功课太多、子女被父母逼婚等等问题。我们在对话中去理解每个人在看似压迫他者行为背后自己是如何受压迫者的。最终我们的答案常常是我们都是压迫者，我们变得难以行动。一堆鸡蛋只能坐等石头压下来？
在过去两年的实践里，我已经放弃对寻找压迫者的执着，但我们要清楚是谁是被压迫者。更重要的是聚焦，一个剧场的时间有限，我们不能即跟A被压迫者寻找出路，又跟B压迫者找方法，并且A和B是有一定权力关系的。也就是说如果是流动儿童选专业得不到支持的问题上，我们就站在流动儿童本身去思考出发，不要同时去给家长、老师支招。我们跟被压迫者弄清楚具体的压迫处境，针对每一个处境去寻找行动的可能。
因为一个社会问题发生到具体的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不同。我们在剧场中去对话，有一个点就是去理清每种行动发生的必要条件，行动的核心要素，让参与者可以在剧场中带回去一种自己的方法。
二师兄
教育X民众剧场
在对话里，我一度是应激反应的状态。在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朋友说愿意为了迅速高效的治理让渡自己的权利，理解删贴等行为，我会立刻被点燃，开始尽力表达观点，想说服对方。当然最终我们谁都没能被彼此说服。
我一边表示想和不同的人对话，但当我真的遇上不同观点的人，满脑子都变成了：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对话戛然而止。
作为剧场工作者和教育公益全职，我与乡村儿童、流动儿童、青年等不同群体开展过民众剧场实践。如今，在我的经验里，剧场是推动对话的环境和方法。
在行动者陪伴营里，我们第一次公开谈论起行动中的“失败”经历，甚至将其创作为戏剧演出。在论坛剧场里，观众向流动家庭和民办子弟学校老师提问，了解ta们的无奈和顾虑。在读报剧场里，我们扮演广州城中村疫情防控牵扯的不同利益方，大家因此理解了更多外来务工面临的困境。
分享、扮演、交流、提问……这都是对话。因为一次又一次跨越群体、议题的不同形式的对话，间隔在民众之间的墙得以被松动，所谓和谐友好的表面被打破，更多真实困境和难题付出水面，行动者本身也获得了支持。
秋秋
在伦敦读研的时候，短短一年经历过两次学校老师的罢工，一次春季学期的罢工中，我们应用戏剧的导师尽管也站罢工的那一边，但是依然选择了带领着我们在学校主楼门前做了From Conversation to Action的公开工作坊。当时并不能太理解所谓的“非暴力对话”等概念，只觉得导师好酷呀，能够暂时抛开个人的立场，让我们以实际发生的议题，在真实的场景中，进行了一次与专业相关的活动设计和实践。
当戏剧学院的其他部门在地上摆起了集体游戏的地毯时，我们分小组认认真真地筹备起了各自的“对话桌”，在铺上至桌布的小餐桌上，准备了一份“菜单”（问题单），“前菜”是关于罢工引发的相关情绪的问题，比如：Are you angry? Who is the strike hurting? “主菜”是针对事件本身的立场和利益关系的讨论，比如：Are you in solidarity with the strike? Why or why not? Can students provoke the system? “甜点”是延伸的外围议题，比如：Is Art necessary? Can creativity be rebellion? 现场提供了彩笔，让路过的人在纸桌布上写下个人的观点和答案。
当天的氛围一度让我有点恍惚是在参加一个师生的户外联欢会，可能是现场真的有提供简食茶饮，还有一些特别欢乐的集体游戏；关于罢工的讨论有一些留在了纸桌布上，最后活动结束也给塞进了垃圾桶，有一些化在了各种人驻足聊天的咖啡香气里，似乎没有起到实际的表达或推动作用，罢工依旧按计划进行，甚至至今都常常听闻各种学校的罢工。
但我不认为它是无效或者是温吞的，我的导师用她实际的行动让我理解了什么是“非暴力”的对话设置，她的立场与行动，更多人的立场和行动都铺陈、交汇、集结在了那一段共同参与、创造的过程里，就好像很多应用戏剧、教育戏剧的实践场景一样，过程高于结果，发生即意义，改变与影响并不是即刻显现的。因为“非暴力”的对话形式，就像那张“餐桌”，铺开桌布，放上菜单，开放给每一个有意愿来品味和丰富菜单的人。最终的结果或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话发生过，总有一道菜的recipe会给你留下印象，下一次很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菜单里。
秀子
国际发展工作者
在过去五年时间里，我在南欧，北欧，非洲，拉美上学读书，也借着读书间隙到处旅行去到一些地方，在许多场合下我都遇到过一些外国人发表一些出于对中国的偏见而产生的言论，但这些言论也是一个让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些时候。所谓的“偏见” 其实就是在观点，事实上有不平衡，它不是绝对正确，但也不是绝对错误。所以遇到每一次的偏见都会让我自己有意识地反省，然后我会尽可能跟他们分享一些我经历了，我感受的，我看到的，和我认为的关于中国的事。并表示我的这些言论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不求能彻底改变他们的认知，但至少大多数时都能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看法的片面性，有些时候还能激发他们想要更深刻了解中国的欲望。
在国外留学遇到外国人抨击中国，怎么怼回去才能让他们觉得你不是被洗脑了？
最最核心的一个原则是——Be Radically Open-Minded。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尽可能保持极度开放的思想与平和的心态。当别人发表了一个让你觉得跟你想法不一致的观点的时候，打开你的好奇心，先不要着急去否定，去评论，先了解对方是从哪里获得的信息，为什么会这么想，以及给对方足够的空间让对方进一步详细阐述他的观点。先去了解对方的想法，再企图让对方了解你。
你要知道，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定程度上狭隘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有着不同的教育水平，在不同的地方受着不同文化的熏陶。对于我们接触到的信息也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那聪明的人就是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狭隘性，而愚蠢自大的人就觉得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
如果下次，你再碰到有人怼中国，
千万别急，千万别生气，千万别着急怼回去 – 带有情绪地发表言论是最不容易被信服的！！
在评论与下结论之前先更细致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先肯定对方你认可的部分，或者可以感谢对方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根据自己的经历，信息平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 注意提供细节
一般情况下，对方都会听进去你说的，并且会有想要继续跟你交流更多的欲望。
彬华
行动研究所发起人
以前也有在不同场合分享过“对话”的一些误区：
将对话形式化，比如将一半的活动时长都用在彼此的自我介绍上，却没有进一步地交流；
“告知式的参与”，像是在公开征求意见时听取参与者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没有机会参与辩论或是对决策产生影响；
“安抚式的参与”，参与者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更多只是让参与者释放情绪，实质的决策或讨论只会通过部分措辞或细节的修改来“肯定”参与者；
“围炉夜话”，回避冲突与社会议题，只是分享彼此的个人经历，忽略确实存在的差异、问题产生的根源，前者让观点的碰撞和发展成为不可能，后者让外卖平台在用户和骑手相互理解中免责。
弗莱雷的“对话”既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做法。它意味着即便是革命领袖，也不是以自己的纲领“赢得群众”、强加自己的“真理”，而是和民众一起去界定问题，共同经历“意识觉醒”的过程。
在我看来，可以有很难对话、没有做好对话的行动，但放弃对话的行动只是一厢情愿，或干脆是一种家长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无数的挑战，诸如以为民众愚昧而替民众决定，又或是以为不需要为支持和陪伴民众做出努力。这也是“爱”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愤怒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若它不出于爱，往往会带来暴力。非暴力不意味着不采取基进的手段。不论是到街头、不工作还是占地方，只要不带来任何形式上对他人的伤害，那它就是非暴力的。若只是字面上的非暴力，也不能论证任何它的合理性。非暴力中要有爱，它才是有意义的。行动出于创造和解放，它便会是一种“爱的行动”。
所以我很喜欢弗莱雷的一段话：
“由于爱是一种充满勇气的行动，而不是惧怕的行动，所以爱会使人献身于他人。无论被压迫者在哪里被发现，爱的行动都必定会使他们投入解放的运动中。因着其中的爱，这种投入会是一种对话的行动。作为一种勇敢的行动，爱不能是意气用事的；作为一种自由的行动，爱也不能当成是操纵前的先在条件。爱必须能引发他人的自由行动，否则它就不是爱。唯有借着压迫情境的消除，我们才有可能恢复原先情境中所不可能产生的爱。若我不爱这个世界——若我不爱生命——若我不爱群众——我就不能进入对话中。”
Chloe
创伤知情的意识的教育者和行动者；
酷儿女权主义者；
微信公众号“韧芽”创立者；
美国创伤知情的正念冥想及瑜伽受训认证教师
对话、非暴力、实践激进的自我关怀和社群建设，以助维系自我、社群和行动——或用彬华的话说：自我可持续——当然是一种行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行动。
原因有二。一是，过去六年来，作为一个在国内的权利倡导领域的行动者，和一个行动中的创伤的幸存者，我看到许多行动者与行动者组织将工作重心完全放在工作/项目的组织与产出上，而忽略了身边那些由于经历创伤、过劳、没有得到持续支持，而身心耗竭的、严重抑郁的、抗争的信念（甚至活下去的信念）的火苗都已经几近熄灭的行动者。这当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行动”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呐喊、批评、推搡、冲锋、抗争”类的活动，而不把支持人的工作视为一种行动—这是带着健全中心主义（ableist）的。我们需要看到，在健全中心主义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是一种创伤的经历，而创伤的经历是使人失能、致残（disabling）的。我最喜欢的一篇反思资本主义和健全中心主义的文章“Sick Woman Theory”中有一句话：“起不来床、无法下床的人怎么上街扔砖？” 行动难道不是为了促成让人受益的社会进步吗？而行动者不也是人吗？没有这些行动者，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行动，没有持续的行动，就不可能有让人受益的、深远的社会进步。难道要等到一切工作都完结后，再来支持行动者吗？因此，支持人/行动者的身心可持续的行动，不仅也是行动，并且是更为迫切、更为赋权的行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将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维系、补给、支持人/行动者，而这当中就包括了很多“对话、非暴力”、支持性的、建设性的工作。
第二，说到建设性，我们不仅需要批判、抗议、反对、解构，拆解我们不喜欢的结构的行动，也同时需要建构、建设、建筑一个从制度和文化上与我们憎恶的结构截然不同的结构的行动。这两种行动不能分先后，但是，目前这两种工作的进行比例完全没有形成正比，因为后者不仅本来就比前者更难，不幸的是，与后者相关的工作与资源也更少。作为一个酷儿女权主义的行动者，我的行动之路也是由批判和解构开始。去年有一次在与一位朋友谈话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反思到，纵观自己过去参与过的行动，基于“恨”与“反对”的活动与基于“爱”和“支持”的活动是远远不成正比的。我们如何做到持续地爱和支持自己、伴侣、友人、社群？我们拆解庞然大物、腾出空间，为的是用来盖什么？不仅如此，我们不能等到完全拆倒庞然大物后，才去思考我们要盖什么，以及，要怎么盖。我们需要从现在就开始思考：我们想盖的东西，及我们的共事方式，和我们想拆倒的东西及它的运作方式，真的有本质性的、根本上的不同吗？我们如何共处、共事？如何实践，去建立和维系一个彼此体察、彼此扶持，平等和信任的社群？因此，我们需要开始反思我们的制度与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健全中心主义的逻辑—这是拆解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学习从现在就开始在共处与共事的过程中实践创伤知情的意识—这是建设的工作。而这当中的工作很多需要以“对话、非暴力”等合作式、建设式的方式展开。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做韧芽，我就一直把“为什么我们需要创伤知情的意识和去健全中心主义”，以及“我们如何以创伤知情和去健全中心主义的方式来共处与共事”这两件事作为我的工作的中心。
Superfei
其实我一直不太懂什么叫非暴力沟通，大概因为会感觉这是很多鸡汤畅销书的标题，但其实也是因为自己没有“非暴力”这个意识。大概我也不会只止于沟通，更多其实还是想实现一些目的，所以我会觉得我更多的沟通都是以行动为主的。
讲一讲昆明老宅保护的案例。网上可以搜到宏仁村老屋拆迁。当时自己只是被叫去直播老宅拆迁的过程，并没有想到后续会引发的关注。回想起来，直播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抗争方式。阴差阳错没叫网红来直播，也是好事。当时村子里干部过来干涉，第一句污蔑的就是我们是要做网红赚取流量，但显然当时关注我的还没超过20个粉丝。因为直播，阻止了当天的强拆。又因为微博有媒体帮我们转播了，还推上了热点，所以在当天，聚集了昆明远近郊四面八方的人。这个盛况，我只在杨维骏葬礼上见过。但是和传统抗议活动不同，直播的内容我们也不是骂zf，或者哭诉，就是请房子老爷爷讲房子的历史，房子的结构，雕花的意图等等。总之非常和谐，非常有文化，但是后来因为老爷爷儿子上门打老人，场面一度很紧张，很多看直播的观众都在问是不是提前安排的。聚集来的人呢，很多人也是昆明的被强拆户，所以在现场开始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然后彼此鼓励加油。之后在现场的人（以学生为主）集结成群，开始安排轮流陪老爷爷。
昆明这边有几个小组，一个是以云大人类学的学生，他们长期做老宅所在村子的研究调查，背后有北大朱晓阳教授撑腰，另一个是昆明本地艺术家，他们做过很多行走+记录的当代艺术。最后一组，就是我所在的一个松散的左翼理论小组。因为我们觉得直播形式蛮好，能保证房子安全，又有内容可以做，依次把我们的俄苏文学读书会搬到老宅去做，还有艺术家们做了一次从老宅所在村出发走到滇池东岸的walking city，也是全程直播，讲解废墟中村里人生活的智慧，比如废墟中种菜等等。还在市区组织了观影会，放映关于这个村抗争拆迁的纪录片。最后在重阳节组织了老宅雅集，邀请了一些朋友去老爷爷家打扫卫生，组织村民包饺子，做米酒，直播各种乐器演出。反正，确实效果也很好。
活动时，有村里干部会冲进来质问我们是谁，我们一般也会反问他们是谁，他们要我们拿出证件，我们也要看他们的证件，总之这样对峙两轮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官媒一开始咬定这里是非法建筑，必须拆。后来随着南方周末、南风穿，大大小小的媒体都报道后，这件事情开始有所转向，当时我个人的b站号，公众号都没法再直接发老宅的视频了，都是由朋友的各种号凑起来发的。
当然，最后老宅最后被划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这件事背后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很哪说得清，因为北大的教授也一直往上递折子。但至少它让我们看到一种集体行动的力量。
当地政府最开始试图孤立老人，在他家门口围围墙，安置保安，我们很快也和保安搞好关系，比如给他们送饺子，跟他们聊天。通过这次事件，很多志同道合、年轻的面孔也冒了出来，又建立起了更广阔的人际网络。同时，再次检验了昆明最主要的矛盾：农民被政府强征土地，城市打工人买的房经常烂尾，正是这些原因，才能引发如此大的关注。
读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任何想要分享给我们的共鸣、补充或是反对意见，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填写问卷，回应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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