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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z这篇短短的思考起源于受彬华的邀请,与几位不同领域的工作者一起去分享我们对于“对话与非暴力是否也能成为一种行动”这个话题的看法。借此机会,我反思了我对“对话”、“非暴力”的理解,并梳理二者与韧芽所做的创伤知情和去健全中心主义的工作的关系。以下是我分享的部分。所有人的分享原刊于行动研究所。行动研究所的彬华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创伤知情的社工和心理咨询师。他常在文章中分享他对创伤工作的深刻的思考,以及前沿的实践,是我定期阅读的作者之一。对话、非暴力、实践激进的自我关怀和社群建设,以助维系自我、社群和行动——或用彬华的话说:自我可持续——当然是一种行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行动。原因有二。一是,过去六年来,作为一个在国内的权利倡导领域的行动者,和一个行动中的创伤的幸存者,我看到许多行动者与行动者组织将工作重心完全放在工作/项目的组织与产出上,而忽略了身边那些由于经历创伤、过劳、没有得到持续支持,而身心耗竭的、严重抑郁的、抗争的信念(甚至活下去的信念)的火苗都已经几近熄灭的行动者。这当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行动”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呐喊、批评、推搡、冲锋、抗争”类的活动,而不把支持人的工作视为一种行动—这是带着健全中心主义(ableism)的。我们需要去看到,在健全中心主义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是一种创伤的经历,而创伤的经历是使人失能、致残(disabling)的。我最喜欢的一篇反思资本主义和健全中心主义的文章“S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