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如此恶劣地对待彼此？”——冲突转变、创伤与正念：Kai Cheng Thom｜创伤知情的正念与社会正义（连载八）

这篇文章是《创伤知情的正念与社会正义 Trauma-informed Mindfulness and Social Justice 》连载系列的第八篇。

前言

今天带来的是David Treleaven博士与Kai Cheng Thom的对谈。Kai Cheng Thom来自加拿大，她是一位结合冲突转变和创伤工作的正念冥想老师，她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社会工作者、和跨性别行动者。她出版了许多本书，包括获奖短篇集《我希望我们选择爱——来自世界末日的跨性别女孩的随笔》（ I hope we choose love - a trans girl’s notes from the end of the world)。

Kai Cheng Thom在冲突调解（conflict mediation）工作中结合了创伤理论，尤其是容纳之窗的理论。她谈到创伤反应常常会限制我们在冲突中去聆听彼此、为理解冲突中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异创造空间的能力。

这一集的关于“冲突转变之窗”的内容给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思考和反思，也使我后悔没有更早一点听到这一集。因此，我非常迫不及待能和大家分享这一集的内容。

在这一集中，David Treleaven博士（以下简称“D”）与Kai Cheng Thom（以下简称“K”）谈到了，创伤如何造成社群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正念冥想在冲突转变中能够扮演的角色；以及，“冲突转变之窗”模型。

D：我想请你首先介绍你自己：你现在在做什么，以及，你是怎么开始做现在这些工作的？

K：我是一个身心工作者（somatic coach），我也是一个冲突化解工作者（conflict resolution practitioner）。

我之所以会开始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工作，也是因为一段听起来同样有点奇怪的历程。

在我做这些工作之前，我是一个临床社工和一个社群组织者。我还写过不同类型的书，我写过儿童读物，出版过诗集，还有一本有关转变型正义（transformative justice）的短篇集。

所以，我谈到我原本是一个做创伤相关的工作的社工，在加拿大的一个提供免费社区服务的公共机构服务。这个机构主要致力为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服务，所以我的来访者中大部分是面临无家可归或是已经是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当中尤其有很多跨性别青少年。

这些青少年大部分都经历过许多创伤，比如休克性创伤、发展性创伤、复杂创伤，更别提还有集体创伤。作为一个跨性别者，他们的挣扎与经历经常与我产生深刻的共鸣，尤其是当他们谈及他们与社群内部的其他青少年的冲突。有一次，一位来访者告诉我它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冲突，而他说的另一个人恰好也是我的来访者之一。

在与他们的创伤和冲突工作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这些青少年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我在公益组织圈里遇到的许多人际关系冲突的镜像。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这些酷儿们以这么糟糕的方式对待彼此？为什么我们的态度都这么恶劣？实际上我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是以“为什么我们的态度都如此恶劣？”为标题，我很惊讶这篇文章在网上走红成为爆文了哈哈。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其实是创伤导致了我们如此恶劣地对待彼此这个观点。了解创伤工作和创伤理论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体在感受到生命威胁时会产生的反应。酷儿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创伤，所以，作为酷儿，我们太容易进入到生存状态或者说应激状态里了。

在生存状态/应激状态里，我们的大脑的思考和决策的功能，以及大脑中处理关系性的感受的部分会受到影响。无论是战斗、逃跑、崩溃、投降放弃、取悦，还是其他形式的生存反应或者说应激反应，即便这些应激反应表面看起来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我们大脑中负责感受关系和联结的那一部分会无法在线工作。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一个冲突是基于一段关系上时候，比如，朋友之间的冲突、爱人之间的冲突、同事之间的冲突等等，当我们进入到战斗或逃跑或崩溃或取悦的应激反应里时，我们也短暂失去了保持好奇心和慈悲心的能力。

在我带领的冲突转变工作坊上，我一般会问参与者一个问题：经历冲突时，感到自己完全崩溃无法承受的人请举手——基本上所有的参与者都会举手。无论这个冲突是否真的有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觉得崩溃到无法承受是一个很普遍的感受。

当创伤被触发，我们无法进行自我调节，我们没法踩下我们的神经系统里的刹车，这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甚至健康的的身心反应。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成长过程中，有机会学习到当我们进入冲突时，我们要数到10再做出反应？或是，当你生气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再回来继续谈话？这些方法都很有用，但是，当我们在面对创伤反应所带来的强烈的感受的时候，我们的首要需求是去释放创伤带来的强烈的焦虑或痛苦。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会导致冲突和矛盾的升级。

比如，当我和我的伴侣吵架的时候，我的常见反应是抽身离开、关闭对话。本质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坏的反应，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是在试图拉开我与痛苦之间的距离。但是，这样做却会延长我和伴侣之间的冲突。另一个例子是，当我们面临严重地指控时，有的时候，出于强烈的恐惧和焦虑，比如担心自己的名声或声誉受损，我们要么变得非常愤怒，全力以赴地为自己辩解，或者，我们有可能会开始表演性地取悦，比如说“我知道我错了，求求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你才会原谅我，或者说，我要怎样做你才会不认为我是那样的人？” 但这也不是解决冲突的办法之一。

D：你刚刚提到了数到10再做出反应，还有先出去走走再回来进行对话这样的调解矛盾的技巧或者说工具。我想请你谈一谈，你觉得在冲突转变和调解的工作中，正念或者说冥想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K：首先，其实许多有佛教禅修背景的正念老师和冥想老师都有在他们的教导中谈到冲突转变。比如一行禅师，他出版过一本关于冲突调解的书，那是一本短小精悍又非常深刻的书。在这本书里他介绍了许多实用的调解冲突的技巧，当中可以被概括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去看见和承认这个冲突中的好的、积极的、值得被肯定的部分。第二部是去看见这个冲突中值得被批评的部分。第三部则是以慈悲之心去探索一个中间之道。在这三个步骤里，一行禅师讲到了拥抱冥想这样的身心练习(somatic practice)。

D：哇，我完全不知道。太有意思了。

K：是的，其实许多看似新颖的冥想练习都来源于传统的佛教禅修。再比如Tara Brach的RAIN练习，RAIN练习的第一步也是在说我们需要带着爱与善意去看见和肯定我们正在经历的情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接这些情绪带给我们的顿悟。

说到爱与善意（loving- kindness），我在做的冲突化解的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受到爱与善意冥想练习的启发。在我看来，练习在对自己保持爱与善意的同时对他人保持的爱与善意，就是冲突转变的关键。不仅如此，我认为每一个正念老师或冥想老师都可以尝试开始把慈悲练习带到冲突化解的工作中。因为在一个冲突中，无论是否有关生死，我们第一个失去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爱与善意——不仅失去对她人的爱与善意，也失去对自己的爱与善意。我见过练习冥想超过20年的禅修者在冲突中失去持有爱与善意的能力，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去加深我们的爱与善意练习、慈悲练习。最后，更进阶的练习则是尝试带着一种好奇心去观察她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

D：是的，我也发现当我能够对她人的痛苦的情绪产生真挚的好奇时，冲突调解的空间也就被打开了。说到这里，我非常想与你谈一谈你做的“冲突转变之窗”的模型。当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一定要和你说上话，亲耳听听你会怎么解释它。我在许多不同的对话空间里都见过由于观点的冲突，导致大家都无法呆在自己的容纳之窗里。所以，我想请你谈一谈你的“冲突转变之窗”的模型。

K：我的“冲突转变之窗”模型是基于Dan Siegel和Pat Ogden的“容纳之窗”的模型。

“容纳之窗”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佳的心理区间，在这个区间内，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激活程度是最恰当适中的，我们能够感受情绪，也能调解情绪，还能进行关于我们的情绪的元认知，也就是去观察和思考我们的情绪，对自己和对她人都能保有好奇心。

D：在这个区间内，我们也有正念的能力——感知当下、与当下保持联结的能力。

K：是的，没错，当我们能够感知当下、与当下保持联结时，这是我们现在正处在我们的容纳之窗内的关键指标。

容纳之窗。图片来源：我的《创伤、重建自我、搭建充满关怀与韧性的社群》工作坊的课件。

那么，当外界环境的压力触发了我们的生存反应，又或是我们的内在情绪触发了生存反应，也有可能是两者同时造成了这样的触发，我们就会跑到我们的容纳之窗外去。比如，我们会进入到战斗会逃跑的应激反应里，这也被叫做神经系统的过度激活区（hyperarousal）。在这个状态里，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过于活跃，我们会经历包括争吵、大叫、夺门而出、大哭、暴怒、恐慌等生存反应。另一种情况则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会过度活跃，我们会感到一片空白、麻木、解离。同样，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生存策略。

所以无论是在正念还是在身心疗法里，容纳之窗这个理论都非常有用。

因此，我开始在想如何同样非病理化地去解释我们在冲突中的反应，所以我想出了“冲突转变之窗”这个模型。

Kai Cheng Thom的冲突转变之窗。图片来源：Kai Cheng Thom的Instagram.

“冲突转变之窗”在说的是，当我们能够将自己维持在自己的容纳之窗内的时候，我们也在“冲突转变之窗”内，在这个区间里，我们有促成变革的可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我们经历冲突时，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灵性上的，还是人际间的，冲突内的关键之一是我们都希望对方能做出某种改变。比如，假设当我因为种族歧视这个议题与她人产生冲突时，我希望对方可以改变种族歧视的做法，而对方可能希望我改变我的观点，让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所作所为。

当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过度激活区”时，我们会变得有攻击性或者是有逃避性，这个时候我们的思考开始变得非黑即白，你死我活。

D：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生存反应（survival response）。

K：没错，这就是一种创伤触发的生存反应！创伤下的思考就是非黑即白的。那么，当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过低激活区”（hypoarousal）的僵化状态时，这个时候我们在冲突里的表现是表演性的，像是流露出服从——“只要你放过我，我什么都愿意做，” 或者是，“我愿意做任何让你重新喜欢我、认可我的事。”

如果我们在“过低激活区”里继续往下跌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完全离开冲突对话的空间。我们都见过或经验过，就是在冲突中，有的人突然变得冷漠，从情感上退出了这个对话。在“过低激活区”再往下，我们开始有一种深深的被害感，或者说，开始强烈认同受害者的身份。在强烈的受害者心理下，我们也有可能开始变得具有攻击性，想要摧毁任何被我们视为施害者的人。

在这些情景里，我们都需要去运用正念的能力，比如知道自己现在当下正处在自己的容纳之窗的哪里。第二是，我们需要使用正念的能力去拓展我们的冲突转变之窗。当我们的窗户越大时，我们能够悦纳的感受和反应也越多，我们也就越不容易跑到窗户外面去。

在有关种族正义的对话中，我经常看到有些人会说：“我不想参加这样的讨论，因为大家会变得非常情绪化，非常愤怒，非常可怕。” 确实，讨论种族议题当然会使人变得很情绪化，因为种族议题是一个有着几百甚至上千年历史的集体创伤问题。所以，愤怒是正常的反应，我们应当做的不是去回避这样的情景，而是去思考我们如何动用我们的身心资源，去拓展我们的转变之窗，使我们能够悦纳更多的状态和反应，甚至包括应激反应。

to be continued

未完待续

这个播客并没有提供逐字稿，每一集都是我自己靠耳朵听，用英文记下对话要点，然后再写成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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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爱意的，

Chl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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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loe

创伤知情的意识的教育者和行动者

反健全中心主义的酷儿女权主义者

创伤知情的身心工作者、身心结合的创伤工作者

部分受训经历：

美国创伤知情的正念冥想受训认证教师

美国创伤知情的瑜伽受训认证教师

哀伤与失去正念工作坊完成认证

200小时全美瑜伽联盟RYT200认证瑜伽教师

中国普拉提功能训练师认证教师

美国Balanced Body垫上普拉提全系列认证教师

UC Berkeley GGSC两年制正念冥想资深师资认证项目受训中

她曾多次为高校学术团队、性别与性少数公益组织与机构设计和带领：“创伤知情的质性访谈”、“七日创伤知情的正念冥想”、“创伤知情的瑜伽”、“八周创伤知情的正念冥想”、“创伤、重建自己、搭建充满关照与韧性的社群与社会”等工作坊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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