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组织者，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调解冲突”——冲突转变、创伤与正念Kai Cheng Thom｜创伤知情正念与社会正义（连载九）
这篇文章是《创伤知情的正念与社会正义 Trauma-informed Mindfulness and Social Justice 》连载系列的第九篇。
前言
今天分享的是David Treleaven博士与Kai Cheng Thom的对谈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请见：“我们为什么如此恶劣地对待彼此？”——冲突转变、创伤与正念：Kai Cheng Thom｜创伤知情的正念与社会正义（连载八）
在今天分享的这一部分里，David Treleaven博士（以下简称“D”）与Kai Cheng Thom（以下简称“K”）谈到了：团体冲突中，协作者能做什么；冲突协调中的不理想的“理中客”；组织领导者或管理者的职责。
D：有的时候，当冲突产生时，我们都经历和见证过，对话空间内的情绪迅速上升到大顶峰。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字，或是一句话，甚至有可能是非语言的信号，就会使我们产生巨大的动荡，所有的情绪都泄洪。我自己的经验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进行调解的工作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在思考，为什么当我们到我们的窗户的边缘的时候，要把自己带回来是一件这么难的事呢？为什么状态的动荡会产生得这么快呢？
K：天啊，我好欣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太精准、太有智慧了！这也是一个我自己常常在思考的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无论冲突的大小，我们都会感到某种类似生死存亡的焦虑和恐惧，因为冲突会触发我们的神经系统中的生存反应。即便我们遭遇的冲突并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我们依然有可能会用进入到用大脑脑干和边缘系统来应对冲突的状态里，在这个状态下，我们会被强烈的内在感受淹没，而负责高级决策功能的前额皮质则没有参与到应对里。我的一个老师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这就好像是在骑大象：能够保持觉知的那部分自我就像大象身上的骑手一样，但强烈的情绪起伏的那部分自我则像是胯下的大象，一个小小的骑手想要控制这么大的大象，当然是很难了！
第二个方面则是，在身心理论中，有一个东西叫做attach cry，它说的是，当我们脱离了自己的容纳之窗后，我们有可能会转向他人去求助。比如，我们的同事会突然和我们说：“你知道老板刚刚和我说了什么吗？” 就像婴儿哭喊要妈妈一样。这种求助有可能是语言性的，也有可能是非语言性的。而作为人类，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决定了我们对身处痛苦中的她人的求助非常敏感。所以，当房间里我们的同类人被欺负开始哭时，我们会产生想要保护、维护受伤的同辈人的冲动。
所以，作为协作者、讲师、空间维系者、调解者，我们需要谨记的就是去当房间里的那个站出来去维护她人的人，去成为那个能够协同调节（co-regulate）的人。但在维护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记住：我们不是要去消灭那个伤害他人的人，而是去维系社群的关系，让冲突成为一个能够创造修复与改善的机遇。
D：你所说的与我有很多的共鸣。我自己也经历过团体中的冲突，我所观察到的是，如果在维系这个空间的人自己有一个很宽的容纳之窗，也就是说，自己有强大的自我调节的能力，那么，这个人就能够在冲突中去做维系空间的工作，也能够去回应冲突里的复杂性，而房间里的人也能够通过这个人的状态去校准自己的状态。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一个你看到处在冲突中的团体能够去整合甚至代谢各自的创伤，而没有瓦解和决裂的例子？
K：哈哈哈哈，这太难了，如果你让我举失败的例子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但是严肃地说回来，我前面说到我之所以会开始做与冲突相关的工作，就是因为我见证和亲历了太多在冲突中团体瓦解，带领者也无济于事的经历。这里的带领者包括组织者、老师、协作者等一类的角色。当我们在谈协同调节时，我们一般会向那个我们认为更有权威的人去校准自己的状态，尤其是那些身担类似家长的角色的人。在冲突中，我们通常会以这个带领者的反应为准，去决定我们如何反应。
我曾经的工作重心是跨性别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因此我们开展过很多与跨性别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或照护者的团体工作。这些父母或照护者大多数都有许多焦虑和愤怒。焦虑是有关“我的孩子安全吗？会没事吗？”，而愤怒则是有关“我感到自己失去了掌控感，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一些家长开展了一个心理教育团体，做到一半时，冲突产生了。有的家长开始变得很愤怒，说：“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管，我们的孩子想获得医疗手术干预，我们就放任不管是吗？这真是放狗屁！这样我们还是家长吗？” 有另一些家长则站出来指出：“你刚刚说的其实非常恐跨。”
没有家长能够接受别人指出自己对待或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对。所以当时的场面非常有张力。我记得我当时一下子冻住了，差点就要解离了。但是，我当时的协作者——ta是一个非常棒的协作者——就站到房间的中央，然后说：“对于我们的孩子可能要接受医疗手术干预这件事，我们当中很多人会感到担心和害怕，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也会担心害怕我们的态度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孩子。如果你恰好同时在担心和害怕这两件事的话，请举手。”房间里每个人都举起了手！我看到我的协作者自己也在有意识地感受自己的呼吸，我看到ta是如何去看见和接纳房间里的情绪的，几乎像是带领一个团体去做Tara Brach的RAIN练习。
我意识到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我们通常很少意识到在社群中，我们各自的观点和状态看似像是一个多元的宏观生态，但其实我们里往往有彼此。比如，许多看似两极化的对立，其实每一方也都有另一方的特质。比如，说到社会正义，如果我是一个美国左翼人士，而我非常厌恶美国的右翼人士，那么其实我的内心里也住着一个美国右翼人士。所以，如果有人能够与我协同调节，能够去看见和接纳我的顾虑，那么，我就可以渐渐地放下防卫，也不会进入或上升到战斗或崩溃的状态，这样的话，也许我能够开始去感受到我不需要去攻击我身边的那些与我的观点相左的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持有自己的强烈的观点，而是在说，当我们能够这样去看待彼此时，我们能够为调解冲突打开不一样的思路。
D：当我在听你的描述时，我也能感受到你的协作者在当时的做法是多么的有力量。我接下来也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当带领者和协作者想要竭力去看见和容纳两方的情绪和顾虑时，我曾见过这些带领者和协作者被指责为“不分是非”、“理中客”。现在，“理性、中立、客观”似乎也都成为了贬义词。因为很多时候，事情是黑白分明的，我们也是需要有立场的。所以，我想请问你，在冲突转变的框架下，我们如何去看待“辩证对待一件事中的细微差异”（nuance）这个事情？
K：哈哈哈哈哈，这个问题太妙了！确实，在与社会正义相关或与冲突化解相关的工作里，“理中客”是没有帮助的。在我看来，辩证地对待一件事当中的细微差异，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工具。
我最近在和我的冲突调解的教练（conflict coach）做谘商的过程中经常大哭，因为我最近也在消化类似的东西。作为冲突化解工作者，或是心理咨询师，又或是任何专业人士，我们的角色常常是一个在中间的角色，因此，有一件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会放下我们能够完全掌控场面的执念，尤其是当冲突的本质与集体创伤有关，比如种族歧视、种族大屠杀。不仅如此，另一个我们需要学会放下的执念是ADR (alternate dispute resolution)能够完全阻止可怕的话和行为被说出来或做出来。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害怕自己被他人指责，也很害怕团体中爆发冲突，使所有人都非常难受。实际上，如果一个巨大的冲突背后隐藏着一些同样巨大的创伤的话，那么通常我们会听到很可怕的话，也会看到很可怕的行为发生。
在我的经验看来，我们不能使用“辩证对待一件事中的细微差异”去预防冲突，更不能使用它去禁止他人发声。在我看来，我们能做的干预更多是内在的工作，比如，在冲突中去看到他人固持己见的背后的深层的原因，然后引导他人去看见自己真正想要看到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当我在做冲突化解的工作的时候，我不会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对方的观点的呢？如果你考虑一下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观点是错的”这样的话，相反地，我会说“我看到了你的愤怒和哀伤，它们都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你的不满也同样是真实且重要的。那么，你希望这个冲突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呢？比如，当这个冲突结束时，你希望那时的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那时你与他人的关系会以哪种方式结束或延续呢？”
通常来说，当我这么问的时候，大家一般会列出一些比较大的东西。但是，这些大的东西的背后其实通常是“我想要你看见我”、“我想要你听见我”、“我想要感到联结感”这样的东西。当然，也有的时候，有人会说“去你的，我再也不想与你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想法也是可被尊重的。
D：我非常欣赏你刚刚提到的在冲突中帮助他人去看见自己的全景图，比如，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什么样的社群？那么，我如何在当下的冲突中去秉承到我的这些愿景？我也非常喜欢你说的协作者都应该意识到我们担心害怕的事情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当我在做创伤知情的正念的培训的时候，我经常提醒我自己和我的学生，就是正念会使创伤被揭示出来。所以创伤知情的正念不是在说我们要使所有人都舒舒服服的，或是我们如何竭力去避免创伤或二次创伤的发生，而是，作为带领者和协作者，我们如何去为团体建立一个容器（container），让我们之间产生的任何巨大的情绪都能被容纳，也都能在我们各自的容纳之窗内被代谢和消化。冲突之所以可怕正是因为冲突的背后通常都有一些创伤的经历，比如，它唤起了我的人生中曾经非常无助的经历的感受，或者冲突唤起了我人生中曾经感到非常不安全的经历的感受。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描述冲突中的协作者（conflict facilitator）的职责——冲突协作者的职责是帮助冲突中的人们能够保持感知自己的能力，当我们的身心系统都能够处在我们各自的窗户里，我们能够回到并且看到冲突的核心，而不会完全崩塌或瓦解。你觉得我可以这样描述吗？
K：这个描述棒极了！并且，我会希望补充两点。第一点我想补充的是，任何团体的带领者其实都是冲突协作者，比如经理、管理员、理事、等等……我知道大部分带领者都非常不愿意面对冲突，可是，我们见到的非营利组织内部因为管理者无力处理冲突，而导致组织分崩离析的例子还少吗？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组织者或带领者，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你的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调解冲突。作为一个组织者或带领者，我们必须具备调解冲突的能力。
第二点我想补充的是，当冲突中有人说“不”的时候，作为冲突协作者，我们的工作是去帮助他人意识到我们“不”是不是来自我们有意识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不”也是一个充满觉知的选择，不是因为“我要崩溃了，所以我不能再继续了”，而是“不，因为我选择尊重我自己”，或“不，因为我选择尊重我的边界”。在我看来，创伤疗愈的关键是我们的选择，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D：你提到的两种“不”的区别是我还没有思考过的。听起来，第一种“不”是一种反应性的（reactive）、基于创伤反应的“不”。第二种“不”则是基于一个已经着陆了之后的有反思性的“不”，比如“不，我个人不能接受”，或是“不，我现在不能接受”。这是我之前没有思考过的！
创伤对团体中的冲突的影响。图片来源：Kai Cheng Thom的Instagram.
to be continued
未完待续
这个播客并没有提供逐字稿，每一集都是我自己靠耳朵听，用英文记下对话要点，然后再写成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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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爱意的，
Chl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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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loe
创伤知情的意识的教育者和行动者
反健全中心主义的酷儿女权主义者
创伤知情的身心工作者、身心结合的创伤工作者
部分受训经历：
美国创伤知情的正念冥想受训认证教师
美国创伤知情的瑜伽受训认证教师
哀伤与失去正念工作坊完成认证
200小时全美瑜伽联盟RYT200认证瑜伽教师
中国普拉提功能训练师认证教师
美国Balanced Body垫上普拉提全系列认证教师
UC Berkeley GGSC两年制正念冥想资深师资认证项目受训中
她曾多次为高校学术团队、性别与性少数公益组织与机构设计和带领：“创伤知情的质性访谈”、“七日创伤知情的正念冥想”、“创伤知情的瑜伽”、“八周创伤知情的正念冥想”、“创伤、重建自己、搭建充满关照与韧性的社群与社会”等工作坊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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