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东、魏鑫 | 西方学术视域下自由国际秩序危机之评析

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摘  要：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危机，是西方学术界新近讨论的热点议题。在这场学术对话中，众多西方学者就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内涵，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学者们不乏真知灼见，但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所得出的部分结论未免有失偏颇。就其根本而言，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实质上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在非西方世界崛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影响下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过度强调国际秩序的有序性，正义性与合理性不足，必然陷入危机之中。

关键词：自由国际秩序；西方国家；学术界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崛起，西方世界开始意识到由其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正面临非西方世界的挑战。故此，西方学术界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运行和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和共和党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以反全球化为标志的民粹主义运动。特朗普执政以来不断抨击自由国际秩序，西方学术界进而掀起探讨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新高潮。即使2020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讨论仍在继续。仔细梳理和正确认知这场学术讨论，不仅有助于掌握西方学术界关于国际秩序研究的最新动态，也可以反观西方学者的论述，进而思索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向。本文分为五大部分，前四部分从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内涵、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表现、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根源和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四个方面全面梳理西方学术界的讨论内容，最后就西方学术界关于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讨论进行深入思考。

一、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内涵

“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西方学术界研究国际秩序的重要术语。此外，学者们也使用其他概念表达，例如“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美国的国际秩序”（American international order）、“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威尔逊世界秩序”（Wilsonian world order）。相比之下，“自由国际秩序”概念有着较高的使用率和认可度。

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指涉时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前一种指涉以约翰·伊肯伯里等学者为代表。伊肯伯里曾写道，西方自由秩序已经支配世界70多年。二战之后，美国及其伙伴构建了覆盖广泛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这种秩序向外扩展。伴随战后秩序的扩展，其治理机构也相应得到发展。约瑟夫·奈的观点与之相近，认为1945年之后出现的自由国际秩序是一系列松散的多边机构。美国在其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更自由的贸易和海洋自由）的同时,较弱的国家被给予机构内运用美国权力的机会。后一种指涉以约翰·米尔斯海默等学者为代表。米尔斯海默指出，二战以来美国已经领导两种不同的秩序。冷战秩序既非自由的，也非国际的，它有时被错误地称为“自由国际秩序”。美国主导的后冷战秩序是自由且国际的，因此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冷战期间其支配的那种有界秩序。汉斯·莫尔的观点与之类似，认为自由国际秩序2.0版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秩序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主要由美英两国重新确立，但它很快被东西方冲突所取代。自由国际秩序2.0版在1947—1990年间嵌入两极冷战国际秩序并因此经受重要改变，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自由国际秩序重新占据统治地位。

关于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构成，学者们的关注重点和言说方式有所不同。理查德·哈斯认为，自由国际秩序体现在经济和外交两大维度。在经济上，“自由贸易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使国家联系在一起”，“美元被接纳为事实上的全球货币”。在外交上，联合国被赋予突出地位，“安理会将精心组织国际关系”。奈指出美国的国际秩序主要有四大组成部分。首先是经济，主要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次是安全，主要是联合国与北约。再次是人权和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它们被纳入《联合国宪章》并于1948年被编纂成《世界人权宣言》。最后是保护全球公共领域，主要是相关国家达成的涉及“公共领域”的各项协议。伊肯伯里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归结为四大特征。第一，开放的多边贸易。美国努力开放世界经济，构建确立持久开放的全球秩序的机构和伙伴关系。这个秩序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国家，以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促进贸易发展。第二，“可管理”的开放世界经济。拟定出包含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国际协议，给予政府更大的调节和控制经济开放的能力，确保其与国内经济稳定和追求充分就业的政策相协调。第三，全新而永久的国际机构。尽管各国政府依然是权威的主要来源，但它们将围绕固定的地区和全球机构组织彼此间的关系。第四，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间特殊的关系。秩序本身是围绕美国及其自由民主盟友和伙伴组织起来的。这些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意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与前述学者相比，戴维·莱克、莉萨·马丁和托马斯·里塞则将自由国际秩序与二战结束以来存在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进行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自决和不干涉。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认定国家对其领土和人民享有最高权威，前者信奉自由民主的政策和经济、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人人平等、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

综合以上各种观点，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内涵突出体现在四大领域。（1）经济领域。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是经济领域的鲜明特征。各种生产要素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各国向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削弱贸易壁垒，通过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促进合作、调解冲突。经济领域的主要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安全领域。全球层面表现为联合国体系。以集体安全原则运行，赋予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权力。地区层面则表现为区域安全机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北约组织保障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稳定，亚太地区则主要是美日同盟等双边和多边同盟。（3）价值观领域。自由国际秩序在价值观领域的特征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促进这种价值观在世界范围传播扩散。具体表现在规范层面和行动层面。规范层面包含《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文件。行动层面主要是运用国家力量对部分国家实施干涉和进行改造。例如，对轴心国集团的民主化改造、对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人道主义干涉、小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改造行动。（4）全球性问题领域。该领域主要是围绕特定全球性问题建立相关组织和制度。例如，海洋问题上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军控问题上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西方语境下的“自由国际秩序”和中国话语内的“现行国际秩序”加以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在部分内容上具有重合性，如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秩序、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

二、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表现

在自由国际秩序概念的统领下，参与讨论的学者们共同表示该秩序处于危机之中。依据相关重要文献，西方学术界论及的自由国际秩序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大多数西方学者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重要事件。伊肯伯里曾提出“两个终结”的经典论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首次选出一位对自由国际主义心怀敌意的总统。如果根据特朗普的承诺行事，那将在事实上导致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秩序领袖的角色宣告终结。与此同时，英国脱离欧盟的公决结果和大量困扰欧洲的其他难题似乎标志战后长期以来构建更大联盟的计划宣告终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此次疫情加剧了本已存在的自由国际秩序危机，也将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肆虐蔓延确定为自由国际秩序深陷危机的最新表现。卡拉·瑙娄夫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处境艰难的自由国际秩序施加的新袭击。米兰·巴比奇也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直接的地缘政治和霸权影响此后更可能促使长期以来的自由国际秩序危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伊肯伯里更是感叹，各国政府在公共卫生、贸易、人权和环境领域似乎已经不再相信合作的价值理念。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从未如此缺乏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尽管前述各种事件表现形式各异，但在西方学者笔下均标志自由国际秩序的理念和功能遭到严重破坏。

（二）民粹主义冲击自由国际秩序

民粹主义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冲击被学者们视为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重要表现。迈克尔·麦泽尔指出，如今自由秩序的又一威胁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它们由经济不平等日益增长而产生的愤怒、文化与人口结构变迁而带来的焦虑和身感国家主权丧失而涌现的怒火激发出来。伊肯伯里也强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政治势力已经扩散于整个自由民主世界。民粹主义冲击自由国际秩序首先体现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杰夫·科尔根和罗伯特·基欧汉表示，取得成功的英国脱欧运动关注国家主权的恢复，特朗普从事的活动在语气和内容上直言不讳地表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冲击也体现在更加广泛的层面。对此，麦泽尔表示，对自由秩序的存活来说，它的成员国人民必须欣然接受其基本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如今这种接受度正在衰落。公众对新贸易协议的支持已经急剧下降，对超国家权威（如欧盟）的愤恨却在逐步上升，如同对外来移民的猜忌和敌视在稳步增加。民粹主义运动早已夺去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并在许多欧美国家演变成愤怒而排外的民族主义。由此可见，民粹主义的破坏力表现在从价值理念到对外政策议题的各个方面。

（三）部分国家挑战自由国际秩序

部分国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被学者们视为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又一表现。西方学者将视野聚焦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担忧它们的相关国际行为会破坏甚至瓦解自由国际秩序。奈认为，美国的国际秩序如今遭到国际舞台上新兴力量崛起和民主国家内部新一波民粹主义政治上升的质疑。麦泽尔进一步锁定两类国家，认为许多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多年来寻求各种方式表达它们对当前规则的挫败感。而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两个最重要的反对者。它们感受到美国主导体系带来的被剥夺感，该体系对它们的参与施加苛刻的条件。与此同时，两国要求对秩序进行根本性改革，使其减少专横跋扈，增加多元包容。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则走向极端，直指所谓中国“挑战”，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治下和平的四大支柱：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制度和软权力。虽然各自观点存在细微差别，但共同折射出西方学者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

（四）国际和地区局势处于动荡之中

许多学者还将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不安视为自由国际秩序身处危机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局势的不稳定或者说某种“失序”状态恰好直观地反映出自由国际秩序深陷多重危机。其中，米尔斯海默的总结最具代表性。他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中东地区、欧洲地区、跨大西洋关系、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等方面。在中东，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日渐恶化，利比亚和叙利亚陷入内战，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则借机而起。巴以和平进程受阻，也门处于内战之中，埃及军方则推翻民选政府。美国及其盟友远未将大中东纳入自由国际秩序，却无意间在该地区非自由的失序蔓延上发挥主要作用。在欧洲，法荷两国的全民公决拒斥《欧盟宪法条约》，欧元区危机也引发系列政治问题。更为严峻的是，英国于2016年6月投票脱离欧盟，排外性右翼政党正在全欧洲更加强有力地发展。从根本上讲，非自由的观点在东欧领导人之间广泛存在。尤其伴随特朗普入主白宫，跨大西洋关系上裂缝已经打开。从那时起这种关系只会恶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转变的可能性似乎非常渺茫。克里米亚问题致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陷入危机。双方已经在东欧加强军事力量并且常规性开展军事演习，这种态势逐步加剧彼此间的猜疑和紧张情绪。西方国家除了与俄罗斯关系恶化之外，同中国也存在令人担忧的潜在冲突迹象。中国决心改变涉及南海、东海、台湾以及中印边界的现状。美国如今更感兴趣的是遏制而非接触中国。

三、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根源

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根源进行深入探讨。概括起来，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两种：“单一因素论”和“复合因素论”。“单一因素论”者将危机归结为某种原因，而“复合因素论”者则将危机视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单一因素论”以吉迪恩·罗斯等学者为代表。罗斯关注秩序内部的国家政策。在罗斯看来，危机的发生应当归咎于政府政策的失误。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收益也带来损失。由于缺乏某种国家干预，它的收益不能被稳步或均匀地分配，民众期望上升的同时愤怒和社会动荡亦随之发生。最终，自由主义计划被民族主义强行控制。伊肯伯里则从秩序发展的角度深入剖析危机的起因。伊肯伯里认为，此次危机源自冷战结束后自由国际秩序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两大困境。首先，在权威和治理方面，在自由国际秩序全球化的过程中，数量众多的各类国家进入秩序内部。新的时代也促使全新而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凸显出来。这些问题很难在不同国家之间达成统一的解决方案。由此，权威和治理问题显现出来。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开始在自由秩序的治理方面寻求更大的声音。昔日的美欧日三方核心力量已经不再如过去那般位居全球体系的中心地位。其次，在社会目的方面，冷战时期，西方民众将自由国际秩序视为安全共同体。但冷战结束以来在自由国际秩序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秩序内部的国家数量和种类快速发展、西方产业界内经济不安全和不满情绪不断攀升，民众难以如过去那般将自由国际秩序视为经济安全与保障的来源，安全共同体观念衰落。

更多的学者探讨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缘起的多种因素。莱恩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归纳危机的原因。莱恩认为，在内部，收入不平等、实际收入停滞、制造业工作外包以及缓慢的生产率增长已经使得中产阶级空心化。在外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的转移使得美国治下的和平陷入危险之中。此外，美国政治体系极化的瘫痪效应和美国自身政策推动这些历史事实进一步向前发展。莫尔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失序的驱动程序两方面由浅入深地论述自由国际秩序为何陷入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的总体需求持续上升。国际秩序能否实现这些需求取决于国家间互动产生的治理能力。但是，自那时起运转中的独立国家地位似乎已经出现很多问题。其结果就是国家的脆弱和由此导致的国际秩序遭受侵蚀。从深层次观察，莫尔认为三种失序驱动程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一是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动力塑造乃至改变政治领导人面对的威胁和机遇的同时也提供解决这些挑战的新方法。其二是技术的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和范围推动治理领域此前提及的供需差距产生。由于国家虚弱乃至失败的病症已经扩散开来，随之而来的干涉削弱自由国际秩序2.1版的整体及其组成部分。其三是国际合作质量的降低。当美国改变其政策并试图修复往日对秩序造成的伤害时，欧盟和中国都未能对此提供充足的支持。米尔斯海默从促进民主遭遇极大危机、自由民主国家转而反对自由秩序和高度全球化显现不利影响三大要素剖析自由国际秩序正在崩溃的原因。首先，干涉他国政治以使其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是极其困难的，这种全球范围的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际上必定事与愿违，而且更会削弱该事业本身的合法性。民族主义必定会产生抵抗作用，均势政治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发生效力。其次，自由国际秩序最终创造出许多条件，这些条件导致自由民主国家内部涉及主权和国家身份的严重政治问题。当政权更迭的举措失败并产生大量涌入自由民主国家的难民时，这些政治问题会更加严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民族主义，它甚至在公开宣称的自由社会中都远未消亡。最后，高度全球化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大量人口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这些成本导致严重的国内政治后果，它们进一步削弱了自由国际秩序。此外，开放的国际经济助推了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振兴，它们最终削弱了建立自由国际秩序的最重要条件，即单极格局。此外，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将威尔逊秩序陷入危机的原因比作“逆风”，认为致使威尔逊秩序“偏离航线”的“三大逆风”分别是意识形态激发的地缘政治回归和技术创新与变革加速、威尔逊秩序固有的趋同性假设在认知上存在严重错误，以及普通民众对国内外专家和技术官僚的统治显著不信任。米德也指出前述三大要素如今势头越发强劲，它们也是拜登执政后渴望恢复自由国际秩序的人士所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四、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面对目前的危机局面，西方学者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做出不同展望。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三大派别：“推进论”、“失败论”和“替代论”。“推进论”认为自由国际秩序会继续推进。“失败论”认为自由国际秩序将以失败而告终。“替代论”则更进一步，认为自由国际秩序会被新的国际秩序所取代。

“推进论”以伊肯伯里等学者为代表。他们的观点如下。第一，自由国际秩序仍存在基础。奈指出，美国并未完全丧失维系自由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伊肯伯里坚信，尽管美国的霸权地位可能正在衰落，但秩序的自由国际特征（即开放、规则、多边合作）已经深深扎下根来并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伊肯伯里也表示，尽管全球化自由秩序的碎片性使其本身发生松动，但同时也创造出各种更加多样化的拥护开放且基于规则体系的支持者和利益诉求。第二，自由国际秩序的替代方案存在问题。在伊肯伯里看来，自由秩序的替代选择是各种类型的封闭体系。这些选择将会使更多人受到伤害而非从中获益。除此之外，几乎不存在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宏大意识形态替代物。第三，自由国际秩序未来发展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多数学者表示自由国际秩序前行的主要障碍在国内，政府必须努力回应民粹主义要求社会改革的声音，而任何实质性改革必须充分满足广大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的利益。奈认为，美国的国内挑战主要是税收和干涉问题、政治极化持续发展和对外政策议题上煽动性技巧的使用、特朗普总统的独特个性。罗斯也强调自由国际秩序第四次创立的真正挑战在于美国能否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此外，伊肯伯里将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与美国、欧洲乃至更加广泛的自由民主国家对其领导与支持的能力结合起来。珍妮弗·林德和威廉·沃尔福思指出，保守主义是拯救自由秩序的最优良方。美国及其伙伴不应将自由秩序扩展至新的地点和新的领域，而是应当巩固该秩序已经获得的收益。

“失败论”以莱恩等学者为代表。莱恩从权力转移的视角认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必将终结。国际秩序的命运与权力转移的动态紧密相连。纵观现代国际关系史，盛行的国际秩序反映出存在于它诞生时代的权力平衡。当那种平衡充分改变时，旧的秩序将被新的秩序所取代。美国治下和平的命运，乃至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命运将取决于中美竞争的结果。哈斯从历史变迁的视角指出包含自由秩序在内的全球秩序必将终结。支撑秩序的权力平衡会变得不平衡，支持秩序的制度无法适应新的条件。部分国家衰落而其他国家崛起，其结果是国家间相对实力的改变，守成大国意愿的衰退和新兴国家志向的发展。负责维护秩序的国家在选择做什么和选择不做什么上都会犯下错误。莫尔则从现实发展的视角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正在走向终结。自由国际秩序2.1版的许多机制已然出现权威、合法性和效用的衰退。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正在向威权主义治理模式靠近，甚至于美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立场和支持也已然变得模糊不清。自由国际秩序2.1版或其残存部分似乎更加远离可持续性恢复并且危险地逼近同步化、系统性的失败。此外，即使2021年1月拜登政府宣告建立，米德也认为撕裂威尔逊秩序的离心力是如此深厚地扎根于当代世界的本质之中，以至于纵使特朗普时代宣告结束，也无法以最雄心勃勃的形式复兴威尔逊的计划。

“替代论”则在“失败论”立场的基础上对未来国际秩序进行适度展望。麦泽尔和米尔斯海默均指出某种混合秩序将取代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前者认为该秩序是带有混合特征的单一秩序，而后者则表示该秩序是多重秩序交织的复合秩序。在麦泽尔笔下，新的混合秩序具备如下要素：体系内主要成员之间定期对话的论坛、依赖于系列国际机构的经济合作、美国继续与它的盟国和伙伴一起行动、美国将以控制混合秩序压力的方式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自由主义价值体系。为了调解新的混合秩序下各个部分间的矛盾，美国将必须接受些许不情愿的妥协。美国还将管理大国关系与促进自由主义价值观之间、地区和全球经济政治规则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米尔斯海默则倾向于坚信未来的国际秩序是诸多秩序的混合体。在新兴的多极世界里，可能存在一种现实主义的国际秩序，它将涉及管理世界经济，也将涉及推进和维护武器控制协议。这个秩序的重点将是促进国家间合作。除此之外，可能存在中国主导的和美国主导的两大有界秩序，它们将推动必然出现的中国及其盟友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竞争继续进行。这种竞争将包括经济和军事层面。

五、关于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思考

西方学术界围绕自由国际秩序的内涵、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表现与根源、自由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展开深入讨论。从总体上讲，此次讨论表现出“危机共识，多元并举”的特点。学者们在承认自由国际秩序深陷危机的基础上提出各具特色的观点和命题，不乏真知灼见。应当指出的是，囿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部分学者的判断明显属于主观偏见甚至肆意攻击。审视西方学者对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学者对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反思至少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之处。

（一）自由国际秩序的公正合理性问题

西方学者分析自由国际秩序危机时注重对秩序本身存在问题的探讨，其中的部分内容有助于认识自由国际秩序存在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伊肯伯里曾经谈到自由国际秩序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治理危机和权威危机。两大危机使人们意识到自由国际秩序未能充分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发达国家在秩序中依然占据优势地位，它们极力维护既得利益，对秩序变革持消极态度。相比而言，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性更为突出。

从秩序运行角度看，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垄断地位。国际经济秩序建立伊始，发达国家就获得机构内的诸多特权。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美国拥有否决权，垄断关键职务。国际经济秩序经历民族解放运动、第三世界兴起、冷战的终结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即使其间进行过若干次改革，但其基本架构并没有发生改变。目前，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依旧明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未能得到真正体现。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仍为最大出资国并享有否决权。世界银行的改革与之基本相似，美国仍掌握否决权。鉴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出改革的设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总体上持消极态度，即使提出有关建议，但发展中国家仍未摆脱不利的处境。其中，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尤为显著。美国在《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地位备忘录》中指责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界定标准缺失，导致部分国家不合理地利用该身份取得特殊待遇，同时表示总统有权授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审查世贸组织在该问题上的改革进程并据此决定是否拒绝承认他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欧盟《WTO现代化》文件则希望通过鼓励发展中成员“毕业”和不选择“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成员重新分类、实施相关援助、个案审议等政策工具逐步实现WTO成员的对等待遇。尽管美欧改革方案存在些许差异，但基本政策意图是希望发展中国家放弃应有的特殊权利以解决所谓的“公平性”问题。这些改革方案不仅会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是美国的身份认同问题，抑或是欧盟的“毕业”机制问题，其中都隐含着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和发展权利的侵犯。

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可以从秩序内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属性进行解释。国际利益格局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国际秩序反映特定时期各行为体（特别是大国）的利益分配。美国并未建立一套正式、常规的利益动态调整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利益格局存在的内在矛盾，容纳新兴国家日益增多的利益诉求。国际秩序的建立必然深受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该意识形态作为秩序的精神支柱对其后秩序的运转发挥指导作用。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阻碍了国际社会建立依据实力变化调节国际权力的机制，致使国际权力分配与国际格局的不对称性加深，从而导致冲突加剧。

（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

如果站在非西方世界的角度，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危机”，与该秩序背后的理念即国内层面的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层面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弊端凸显，是密不可分的。简言之，自由国际秩序危机是支撑秩序本身之理念发生危机的自然延伸。

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当代表现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本为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胀”时期凸显出来。经过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的改革，新自由主义于1990年在“华盛顿共识”中由理论演化为政治化、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化，表现为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全球美国化）的统一体。确立主导地位以来，新自由主义深度融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推动左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在传统价值和民族文化上造成的巨大改变助长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上的严重缺陷则使得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弊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不断显露，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与之相应地不断抬头。民粹主义者对自由国际秩序持反感和抨击态度，在他们的反对声浪中，自由国际秩序自身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加深更显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五国的左翼学者及有识之士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是造成西方抗疫不力、公共卫生系统衰落、不平等现象加剧、政府治理危机凸显等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如果将视线转移到国际舞台，可以发现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也处于危机之中。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确立起一整套自由主义式的国家治理模式。20世纪初，伴随着美国的日益强大，威尔逊总统试图将美国式自由主义宪政秩序引向国际社会，即将美国式自由国际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建立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超强的实力，开始将自由国际主义作为对外指导思想，在西方世界构建起受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冷战结束以来，受“历史终结论”影响，美国更是力图将其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推广到整个世界。正如自由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新自由主义——存在某些缺陷一样，美国式自由国际主义也有其不足之处，这种不足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认为美国式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模式具有普世性。自由主义是西方世界最核心的政治理念，而自由主义又是各种现代思潮中最具普遍主义性质的思潮，因此，美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普遍主义精神最为强烈的国家。但是，普遍主义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缺乏历史主义的视野，不懂得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量变和质变的差异，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还会有不同的发展可能性。普遍主义不讲差异，不讲情境，不讲条件，只讲抽象的普遍原则。所以，当美国将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原则运用到一个多元世界文化的国际社会，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在实践中必然会遭遇挫折，面临危机与挑战。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贝亚特·扬在阐述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时指出，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强调美国式的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普世性。但是，这种自由主义在政治与经济层面都面临着危机。贝亚特·扬对伊肯伯里等人否认自由国际主义本身存在弊端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美国无视他国的利益、他国的社会与政治条件，强行将美国式自由主义政治与经济理念向世界推广。所以，自由国际主义的失败根源在于美国的例外主义和傲慢心理。

六、结语

近几年，中国学术界不断热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学术界不断探讨自由国际秩序面临之危机，这充分说明现今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面对此种变化，中国官方更多地用“变革”“调整”等词语来表述，西方世界更多地用“危机”“挑战”等词语来形容。表述方式的不同说明话语逻辑的差异。如果站在西方世界的角度，自由国际秩序正日益失序化。在西方知识精英看来，西方世界主导的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正面临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挑战，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日益走向失序或无序。美国学者兰德尔·施韦勒等人甚至将物理学中的“熵”概念引入国际政治，以形象地比喻自由国际秩序如今显现的无序化特征。与之相应，如果站在非西方世界的立场，战后西方世界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更多地强调秩序，缺乏正义性与合理性，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表现出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一点在战后西方主导的政治、安全与经济秩序等层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就首次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经历诸多变迁，但其基本线索是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转换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如何变化，“和平、发展、共赢作为其内核”，“决定着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及态度”。深入剖析中共十四大至十八大政治报告的国际关系部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向选择性嵌入转变”。中国并不寻求推翻现行国际秩序，而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伴随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会日益走向失序，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所倡导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秩序还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在西方式自由国际秩序日益式微、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秩序面临挫折之际，两种国际秩序话语将长期处于相互磨合、彼此斗争和共同存在的态势。

作者信息

杨卫东，1969年生，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鑫，1992年生，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文章原载：西方学术视域下自由国际秩序危机之评析，《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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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苏蕾权

初审 | 陈志超

终审 | 宋林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