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新动态] 王晨颖：刘震云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的译介及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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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的译介及接受

王 晨 颖

本文刊发于：《翻译与传播》，2020年第2期，总第2期，第55-69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王晨颖，女，博士，外交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及中国文学、文化外译。

摘要

翻译与传播

文学作为易被大众接受的艺术形式，在文化交流及推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推广，也是构建国家形象、让他者认识当代中国的一种重要途径。刘震云是当代中国文坛备受关注的作家之一，不仅其新写实主义写作风格让他收获了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作品的影视改编也让他成为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畅销书作家。研究其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的译介和接受、发现其作品在西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总结成功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寻找到在西班牙语国家更为有效的中国文学推广模式，并通过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更好地构建当代中国新形象。

关键词

刘震云；西班牙语国家；译介；接受

一、引言

“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无疑是评论界给刘震云贴上的最醒目的标签。他的作品从小人物入手，力求客观地反映在历史或当下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希望突破生存困境的诉求。他擅长以幽默的笔调来书写沉重的话题，往往让读者在笑过之后不禁为现实的残酷与悲凉落泪。刘震云的写作脱离了带有鲜明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宏大叙事，着力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努力探寻个体存在的意义，这使得他的作品独树一帜。除了其作品内在的文学、艺术价值，他的多部作品还被搬上银幕，不仅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斩获了很多国际奖项，这也提高了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这种将文学和改编影视作品相“捆绑”（tie-ins）（Venuti，1998：153）的推广方式所创造的巨大商业价值无疑也成为刘震云吸引海外市场的重要因素。例如，2011年，刘震云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由其改编的同名电影于2016年上映，入围第2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第38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我不是潘金莲》出版于2012年，截至2014年，已经售出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11种语言的版权，其中“意大利语预付金额达到8万欧元，创中国文学图书销售预付的新纪录”（陆云红，2014）。2016年，同名电影上映，获得第64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由《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于2012年上映，获得第32届香港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片大奖。《我叫刘跃进》虽不及上述作品引发的关注度高，但其电影、电视剧改编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正如冯庆华（2018：313）所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论从思想深度、叙事的技巧，尤其是从文学与影视结合的成功方面考量，刘震云都是一个无法避开的实在。”2018年4月，刘震云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在授勋致辞中，法国驻华大使指出，刘震云开创了“现实魔幻主义”（韦衍行，2018）。他笔下人物荒诞魔幻的生活让读者笑中带泪，他对普通人生活原生态的描写，残酷地反映出普通人对生活的抗争与无奈。如果说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是用在我们看来怪诞、魔幻的情节去展现现实的残酷与生活在这样现实中的人们的孤独，那么刘震云的“现实魔幻主义”，则是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在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创作了主人公充满戏剧性的魔幻人生。正如刘震云所言：“我也不是故意现实魔幻，而是我作品的主人公，就是生活在这么真实和魔幻的世界里。”（韦衍行，2018）此外，刘震云也是继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汉学家们最为推崇的该奖项的有力竞争者之一。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刘震云多部作品的译者、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莉娅娜·阿尔索乌斯卡（Liljana Arsovska）在谈及下一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时曾说：“我认为是刘震云！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写得真是太好了！他对人、对社会、对中国有很深入的观察和描写。”（梁宁、宋懿帆，2014）国外媒体也对刘震云评价颇高：“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哲理，用最简约的方式来描写最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来搭建最奇妙的艺术结构。”（蒋肖斌，2017）

二、刘震云作品的西班牙语译介

虽然刘震云的部分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陆续被译成英语、法语等语言[10]，但其作品的西班牙语译介是从2011年五洲传播出版社启动“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对外推广（西班牙语地区）”项目（以下简称“西班牙语项目”）开始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及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的不断加强，西班牙语国家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中国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化在西班牙语国家的推广。在这样一个中西、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的新时期，五洲传播出版社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并获财政部专项资金支持，开始向西班牙语国家推广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旨在“打造‘中国当代文学精选’图书品牌，扩大中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正如此系列丛书编者序中所言：“通过这些作品，（西班牙语读者）可以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同风格及流派，观察到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的历史及社会变化，切身体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并深入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Liu，2015b：5）在此项目的推动下，刘震云的作品《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的西班牙语版El móvil（2013）、De regreso a 1942（2013）、Yo no soy una mujerzuela（2015）相继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2015年，刘震云的短篇小说《塔铺》，由莉娅娜·阿尔索乌斯卡译成西班牙语，并发表在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的《亚非研究》杂志上。
2017年，墨西哥21世纪出版社直接通过长江文艺出版社购买了《我叫刘跃进》及《一句顶一万句》的版权。其西班牙语版El pequeño gran salto de Liu及La palabra que vale por diez mil于2017年率先推出Kindle版，纸质版也陆续在墨西哥、阿根廷及西班牙上市。这两部小说是该出版社“中心之国”（El país del centro）系列丛书的开端，此系列图书旨在向西班牙语读者介绍中国古典及当代文学精品。莉娅娜·阿尔索乌斯卡认为，这一系列丛书是“为搭建拉美与中国间必要文化桥梁所向前迈出的一步”（Olascoaga，2018）。这也是中国当代小说近年来第一次由拉美国家较有影响力的出版集团购买版权，并由墨西哥汉学家直接从中文译为西班牙语，实现了两种相对处在边缘位置的文化的一次直接碰撞。西班牙学者贝尼阿（Peña，1999：179-183）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文化辐射”理论。他指出，两种处在相对边缘位置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要通过处于中心位置的文化的辐射作用才能完成。长期以来，中国和西班牙语国家都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其交流也依赖英、法等国家文化的辐射。这在西班牙语国家的中国文学推广中，表现为很多中国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英语或法语译为西班牙语。例如，截至2015年，莫言的作品中共有11部译成西班牙语，其中只有5部直接从汉语译为西班牙语，而且都是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另外，这11部作品全都由西班牙出版社引进并发行到拉美西班牙语国家。刘震云作品西班牙语译本的出版不仅实现了两种相对处在边缘位置的文化的一次直接碰撞，也打破了西班牙在西班牙语国家出版界中的主导地位。这充分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和广大西班牙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日益提高，文化交流自主性日益增强。

三、译者及副文本的使用

虽然五洲传播出版社西班牙语项目以我国政府为资助方，但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外文局组织的以中国专家为主要力量翻译中国现代经典文学作品的模式相比，这一系列丛书充分考虑了西班牙语读者的接受效果，译者以母语为西班牙语的汉学家为主体，个别译者为中国资深翻译家，最终译本均通过中、西专家审定，以保证译本既尽量忠实于原作，又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由于目前西班牙语国家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了解甚少，译本中副文本[11]的使用显得尤其重要。这些辅助文本或对中国当代文学脉络进行梳理，或介绍作品内容及作家写作风格，或简要介绍中国特殊文化现象，无疑都能拉近中国文学与西班牙语读者之间的距离。
《手机》是刘震云首部被译为西班牙语的作品，译者为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赵德明。他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及翻译工作，曾将多位西班牙语国家诺贝尔奖得主（如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奥克塔维奥·帕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巴尔加斯·略萨等）的作品译成中文。刘震云特别为西班牙语版的《手机》撰写了序言。[12]在序言中，刘震云先对作品中体现的独特的“中式幽默”做了解释：“中国人很幽默。这种幽默体现在中国人会很认真地对待谎言，甚至一辈子不去戳穿它。这种幽默的最高境界是即便已经知道是谎言，也没有人会去揭穿，而且每个人都会很严肃认真地守护这个谎言。”（Liu，2013b：8）随后，刘震云点出了现代社会中手机的出现对人们生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人们不仅可以面对面撒谎，甚至可以通过手机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撒谎。这种手机与谎言之间的关系使手机变成了一种移动炸弹，而这种炸弹的威力远远超过常规炸弹对人们生活的影响。”（Liu，2013b：8）此外，他还借《堂吉诃德》来引发西班牙语读者的联想：“中国读者通过《堂吉诃德》了解到西班牙民族是一个喜欢想象的民族。……谎言其实也是一种想象，而想象也是谎言。西班牙语读者在读《手机》时，一定能感受到两个民族在这方面的相似之处。”（Liu，2013b：8-9）这种启发式的序言试图让西班牙语读者通过在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之间建立关系来降低文化差异给其阅读带来的困难，并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温故1942》的译者为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教师、翻译家及作家哈维尔·马丁（Javier Martín）。据五洲传播出版社西班牙语项目负责人介绍，译者出于对刘震云作品的喜爱，在项目启动前就完成了对该作品的翻译，加之刘震云也认为这部作品值得在西班牙语国家推广，同时恰逢电影《一九四二》上映，西班牙语版小说的发行可以配合电影宣传，西班牙语版《温故1942》就此出版。在译本中，译者撰写了10余页的序言，先概括介绍了“文革”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又重点介绍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及新写实文学的时代背景、创作特点及代表作家。此外，译者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温故1942》的时代背景、内容、作者的写作风格及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这与其说是序言，不如说是一部微缩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它为西班牙语读者勾勒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我不是潘金莲》的译者为莉娅娜·阿尔索乌斯卡。她于1981年到198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学，并于2002年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博士学位，其间一直在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任教，教授中文及中国文学翻译类课程，并翻译了刘庆邦的《城市生活》、乔叶的《取暖》、叶兆言的《情人鲁汉明》、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等短篇小说，发表于墨西哥学院的《亚非研究》。2014年，她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刘震云也特别为《我不是潘金莲》的西班牙语版作序。在序言中，他介绍了潘金莲、窦娥、小白菜、白娘子这几位在小说中用来形容李雪莲的女性形象，并解释了中国文化中“不是省油的灯”的含义，这在英文版和法文版中都是没有的。这显示出作者本人也意识到文化的鸿沟可能给译文的接受带来影响，作者意在让读者在开始阅读正文前，先对关键文化信息点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让李雪莲在西班牙语文化中“长命”（Liu，2015b：12）。在《塔铺》西班牙语版的正文之前，译者莉娅娜·阿尔索乌斯卡也撰写了很长的导读文本。她先介绍了小说的主要人物，同时指出：“《塔铺》是刘震云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作品，这部作品展现出很强的个人风格。”（Liu，2015a：171）此外，她还简要介绍了小说的时代背景和当时中国的状况：“塔铺可以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任何一个村庄，那里的年轻人都憧憬着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Liu，2015a：171）她还对中国人传统的“入仕”观念做了评价，她认为自孔子以来，中国人就认为读书是改变人生及“入仕”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观念依然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对于农村人来说，能上大学就意味着可以摆脱农村经济上的贫困。她将大学形象地比喻成海关，“这道关口是将中国人划分为两类人的界限：被统治者和统治者，游戏者和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上大学就像是跨过这道门槛的护照”（Liu，2015a：171）。这段译者对中国“入学”和“入仕”之间关系的解读，虽在一定程度上会为西班牙语读者留下一种中国人追逐权贵的刻板印象，但也确实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解读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墨西哥21世纪出版社引进的《我叫刘跃进》也是由莉娅娜·阿尔索乌斯卡翻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由她和伊万·冈萨雷斯合译。莉娅娜·阿尔索乌斯卡也为西班牙语版的《一句顶一万句》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她将这部作品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做了对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见证了人口众多的布恩迪亚家族成员的孤独。马孔多村的百年就是延津的千年，这两个地方的一个共同的鲜明印记为：喧嚣人群中个体的孤单。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东方的这种孤独的情感。”（Arsovska，2017：4）同时，她还将这部作品与《红楼梦》对比，指出18世纪曹雪芹写《红楼梦》，通过大家族的兴衰，使读者可以了解帝国时代中国社会的全貌，而21世纪刘震云写《一句顶一万句》，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的描写，使读者可以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面貌，他们虽饱受生活摧残，却依然不断寻找能使心灵得到慰藉的话语（Arsovska，2017：5）。无疑，用西班牙语读者熟悉的西班牙语作品或中文作品来做对比，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并提升其对作品的兴趣。显然，这些辅助文本有助于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的西班牙语读者了解相关文化信息，帮助原作更好地融入译入语文化。这也充分反映出译入语文化中权威学者对外来文化的传播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国文学海外推广的过程中，我们应充分重视译入语文化中“专业读者”（作家、书评人、汉学家、翻译家等）的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扩大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

四、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的推广及接受

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经典文学作品西班牙语版不仅在国内发行，还通过出售版权、寻求国外有影响力的出版集团合作并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发行模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中国当代文学精品。五洲传播出版社不仅通过参加西班牙语世界最重要的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国际书展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还组织召开中国当代作家及文学作品国际出版（西班牙语地区）研讨会、五洲—拉美使节出版座谈会、“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外国专家座谈会，邀请中国作家、中外翻译家、国外汉学家等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外译工作（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此外，五洲传播出版社还组织刘震云等多位作家访问墨西哥、古巴等国，以推介他们的作品。近年来，该出版社还与中国工商银行联手打造“中国书架”，此项目已于2017年在智利、阿根廷落地（五洲传播出版社，2018）。这一系列推广活动无疑会激发当地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促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的传播。
2013年，古巴文艺出版社向五洲传播出版社购买了《手机》西班牙语版的版权，同年该作品在古巴出版，成为第一部在古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这也是“中古互译经典工程”的重要成果，在古巴受到广泛关注。刘震云也受古巴图书委员会邀请访问古巴。在《手机》西班牙语版的发布会上，编辑埃内斯托·佩雷斯表示：“此书在古出版是双方合作的良好开端，能增进古民众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国近几十年来社会变迁和人们思想变化的了解。”（中国驻古巴大使馆，2013）2018年，《手机》借古巴哈瓦那国际书展的契机在古巴再版。此次书展中，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刘震云随行，并与当地读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古巴哈瓦那广播电台这样评价《手机》：“刘震云的小说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及现代化手段对人私生活的影响。同时，他也描述了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迅速进入科技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际关系的改变。”（Herrera Reyes，2018）古巴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伊雅依密·巴罗马雷斯（Iyaimí Palomares）女士对这部小说主题的复杂性及人物所经历的波折做了如下评价：“刘震云对于侵袭民众生活的现代科技力量感到吃惊，这种力量甚至已经将人们的私密生活引入歧途，已经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刘震云通过主人公严守一控诉了当代世界人与人之间缺少喘息空间的现象。”（Herrera Reyes，2018）她还认为，刘震云是“最被评论界及读者认可的中国作家之一，他文笔犀利，总能选择具有争议性并深刻揭示人性的主题，他深厚的语言功底也使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这都极大地提升了他作品的销量”（Herrera Reyes，2018）。为了配合此次书展，哈瓦那的孔子学院还播放了电影版的《手机》。古巴第一大报纸《格拉玛报》也对刘震云二次访问古巴进行了报道，还称《手机》这部作品让人联想到古巴导演杰拉尔多·奇霍纳（Gerardo Chijona）的电影《可爱的谎言》（Adorables mentiras）（De la Hoz，2018）。莉娅娜·阿尔索乌斯卡是刘震云作品在拉美推广的重要学者之一。从因翻译《我不是潘金莲》与刘震云结缘之后，她就一直致力于翻译及研究刘震云的作品。2013年，她在《亚非研究》上发表了《刘震云：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她给予刘震云高度的评价：“刘震云是威望与声誉双赢的作家，他不仅是被业界认可的优质作家，也是作品影视改编获得大众认可的畅销作家……可与莫言、余华等作家齐名。”（Arsovska，2013：806）她认为刘震云的作品都建立在一个基本预设之上：“物质的匮乏导致精神的匮乏，人性的自私总凌驾于任何集体意识形态之上。”（Arsovska，2013：807）她还重点介绍了新写实主义的特点：“新写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消除了文学和现实的界限。作家仅仅是反映现实的工具，作家完全摈弃个人的评判：让人物自己说话，让现实自然发生，不对其进行任何干预，仅仅记录现实。”（Arsovska，2013：807）此外，她还对刘震云的主要作品做了简要的介绍和评价。她一针见血地点评道：“手机已成为谎言、誓言、虚伪笑容、责骂、敲诈及一系列混乱、癫狂事件的见证者。”（Arsovska，2013：809-810）整体上讲，西班牙语国家对《手机》的评价还是比较正面的，这可能也和《手机》的主题比较生活化、未涉及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有关。因电影《一九四二》曾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影片及原作品也在西班牙语国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然而，从我们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西班牙媒体的影评中可以看到负面的评价居多。例如，刊登于teinteresa.es网站的一篇题为《〈一九四二〉——一部触及中国禁忌话题之一“饥荒”的电影》的影评特别将1942年延津发生的饥荒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的饥荒进行对比，故意放大“禁忌”“审查”等字眼，迎合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政治解读倾向（T.I.，2012）。而在另一篇影评中，评论人将这部电影定位为商业片，他指出：“在将近145分钟的电影中，恐怖始终贯穿其中，电影通过特效展现了很多战争的场景，这种痛苦的马拉松一点也不能吸引观众，也根本无法打动观众。”（Zúñiga，2012）另外，他认为正是电影中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批判才让这部电影能够在中国上映。比起西班牙媒体较为偏激的评论，学者们则主要针对作品的写作风格及目的做出评论。莉娅娜·阿尔索乌斯卡（Arsovska，2013：809）认为：“这部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既让人毛骨悚然又让人极度震撼，这正如作者所言，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让人永不忘记这个历史事件。”马丁内斯·冈萨雷斯（Martínez Gonzáles，2014：823-825）指出，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抛开了官方历史的声音，而让民众发声”，这部作品的一大创作方法就是“让（客观）描述自己说话”以“拯救被遗忘的历史”。《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版I am not Madame Bovary在西班牙获得了大奖，各大主流媒体也都对此做了报道。例如，西班牙《世界报》这样评价这部电影：“事实上，这是一部喜剧，一部讽刺剧，一部对专制、任意妄为的国家权力进行滑稽、荒诞及尖刻批判的电影。”（Martínez，2016）《先锋报》的评价如下：“这部电影是一个强烈批判了中国行政体制、未通过中国审查的东方寓言。”（La Vanguardia，2016）整体上讲，对电影的评价延续了西方对作品本身的政治解读，将焦点放在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抨击上，甚至歪曲事实，给电影扣上了“未通过中国审查”的标签，来博人眼球，而忽视了作品本身对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理”的探求。虽然这部作品通过葛浩文的译介在英语世界获得很多关注，但在西班牙语国家似乎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除了对电影的评论，我们几乎未收集到对作品本身的评论。《一句顶一万句》中讲述的“中国式”孤独让这本书也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埃特罗维奇，2018）。智利作家拉蒙·迪亚斯·埃特罗维奇（Ramón Díaz Eterovic）于2018年在智利文学杂志《句号》（Punto final）上指出：“刘震云先生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气势恢宏的长篇小说，它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现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全景图。……如若在拉美文学中寻找一部与之平行的作品，那必定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两部著作中，现实都披着幻想的外衣出现，也都在多位人物经受各种人生洗礼后，依旧有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声音，坚守着生命和爱。”（埃特罗维奇，2018）同时，他还指出：“阅读《一句顶一万句》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本人强烈推荐。这本书绝不会让读者无动于衷，其阅读过程仿佛见证一幅激动人心的社会画卷，掩卷意犹未尽，仍在期待续篇。”（埃特罗维奇，2018）这些专业读者所做的积极、正面的评论无疑会提升刘震云在西班牙语国家的知名度，为其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的传播创造有利条件。

五、结语

从刘震云作品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西班牙语国家的出版界已经参与其作品的引进，主流媒体及专业读者也都参与了对作品的推广及评论，但报道及专业、权威的评论数量都不多，评论也主要集中于作者生平、“新写实主义”文学流派及对作品内容的介绍。此外，至今这些被译为西班牙语的作品在普通读者中产生的影响还很微弱。例如，我们在西班牙语国家的“亚马逊”“图书之家”等主要图书销售网站上都很难采集到普通读者对作品的评价。这表明刘震云的作品虽已进入西班牙语世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要想真正对大众产生影响还有待时日。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西班牙语国家在同时期对麦家、刘慈欣的关注度要比刘震云高，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作品的题材能够突破文化上的障碍，而刘震云的作品“就小说的‘文学性’言，这种白描的、欲语还休的叙事方式，尤其是在此叙事过程中所传递的‘中式幽默’甚至‘刘氏幽默’，对西方读者来说，似乎都是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胡安江、彭红艳，2017：4）。可见，要想让刘震云的作品真正走进西班牙语读者的心里，让其译本能在西班牙语国家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在作品的翻译及推广等方面，加强与西班牙语国家有影响力的出版集团、主流媒体及汉学家合作，让文学推广与文化传播并进，为译本的接受营造更有感染力、亲和力的文化氛围，让普通读者能够透过复杂多样、风格迥异的文化形式，捕捉到作品中对人类本质及共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只有这样，中国文学作品才能真正靠近西班牙语国家的读者，才能摆脱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政治解读，真正向西班牙语读者展现中国所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及中国人对待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展现当代中国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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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8]本文系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当代小说在西语国家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3162018ZYE02）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鲁迅小说西语译者叙事建构批评研究”（项目编号：20YJC740039）中期成果。

[10]关于刘震云作品在英语世界与法国的译介，参见从《“寂静无声”到“众声喧哗”：刘震云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与《法兰西语境下刘震云作品的接受与阐释》两篇文章。

[11]“副文本”的概念由法国学者热奈特提出，是指作品正文之外的其他辅助型文本，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现在作品之中的文本，例如序言、后记、图表、文内注释等；另一类是独立于作品之外的附加文本，例如书评、文学批评、访谈等。在这部分，我们主要对第一类副文本进行描述性分析；在下一部分，我们主要分析第二类副文本对中国文学在西班牙语国家传播所起的作用。

[12]本文参照的序言为西班牙语版，下面所引用的内容均由西班牙语翻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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