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落

他不死前途无量

© 何可｜文

沈元

1、

对于今天的北大学生，沈元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未名湖畔那些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几乎没有人知道，六十多年前，在同样的地方也曾行走过一名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他就是沈元。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70年3月到4月，和他一样先后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

1938年，沈元出生于上海一家书香门第，父亲沈昌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后在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功勋卓著，因“涉历巨险，忧劳至疾”而病逝。母亲何天予，早年毕业于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位汉语言学家。姑母是协和医院医学博士，姑父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医学系主任、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2009年5月，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世人这才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表兄弟。

沈元小时候很孤独，不到一岁，父亲便随政府撤离到了西南，不久母亲也带了哥哥姐姐去了重庆。他太小，就留下来跟着奶奶。到抗战胜利，家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故，父亲在後方因公殉职，母亲带着兄姐归来，沈元已经7岁了。

2、

沈元从小学习优秀。1955年，沈元以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学习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17岁的沈元志向高远，刚进学校，他就踌躇满志地对同学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常常招来异样的目光。

他的同学郭罗基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郭罗基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时由于专业调整，郭罗基被调到了一班，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是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人指责不靠拢党组织，他却对郭罗基个人很欣赏，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

五十年代，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意见有三种：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以翦伯赞为代表秦汉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颇为时髦。

北大学生大多是翦门弟子，受其影响都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理由也不充分。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这个难题激励了研究，史学界为此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沈元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对秦汉史兴味甚浓，大二写学年论文，他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沈元长相清秀，面皮白净，常穿灰布中山装，戴近视眼镜，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他整天忙于学业，要看大批的参考书，还要做许多的摘录，是那种天才加勤奋的学生。沈元每日早出晚归，除了上课就是到图书馆自修，他说：我走进图书馆，就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3、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後，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长篇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一时间，国际上对斯大林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

沈元不仅学习勤奋，还心系天下，关心时政要闻。这年2月，他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上面用英文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到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他非常震惊。当时大学生大都选择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就借助字典摘译了部分内容，供同学们私下传阅。

看了沈元的翻译私货，宿舍里每天晚上都在议论斯大林的问题。经过深入思考，沈元提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什么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看不到？哪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的看法很有见地：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为什么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根本。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同学们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在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沈元却将它翻译出来，供人传阅，真是极为冒险。1956年，全社会贯彻“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双百方针，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这大概是当时沈元没有被追究的原因。

1957年春天，毛泽东和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要求党外人士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没有等待邀请，在5月19日这天，自己就开始鸣放起来。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即在历史系宿舍外面贴了鸣放标语，办了壁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

沈元支持鸣放，却不同意一些人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辩论台上多次与同学辩论，阐述自己的观点。然而北大在按百分比划右派时，潜心学问、深钻故纸堆的沈元，因为平时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与某些激进党员进行辩论，仍然被划为了“右派”。上级认为，“他其实早就是右派了”，认定他的《准风月谈》是向党进攻。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私下的评论，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时代”，进一步将他定性为“极右”。

不久，沈元被开除学籍，发配到北京西郊劳动改造。那一年，他才19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4、

1957到1960年，沈元和其他的右派同学一起，去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那里是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北大党委书记史梦兰的家乡，也是北大下放人员的劳动基地。斋堂分东、西二部，都是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历史系、中文系、数学系和物理系的下放老师和右派都在东斋堂。沈元听说要到斋堂去，事先查阅了各种地方志书，了解到明清时期，斋堂是京西重镇，曾设过“巡检司”。这是他的习惯，即使是去劳改，也忘不了收集资料。

沈元和右派同学一起，先是修斋堂公路，抬石头。太阳出山上工，落山才收工，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又苦又累。后来有了人民公社，搞大跃进，入冬了，天天挑灯夜战，深翻土地，一翻就是三五米深。一日三餐窝窝头、苞谷粥，总也吃不饱。劳苦困顿，加上营养不良，沈元患了肝炎，这病从此伴随了他短暂的一生。

1961年，沈元劳改三年后回到北京。幸好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他们特别心疼他，收留他住进了北京东城史家胡同19号的家。

5、

沈元被取消了学籍，不能再回北大继续学业。他“摘帽”后，开始在街道劳动。业余时间，沈元便一头钻进北京图书馆自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写出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才华见识颇为卓著。恰巧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正在寻觅一位称职的助手，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推荐给他沈元写的九篇文章，黎澍读完文章，十分欣赏沈元的才华，认定沈元就是自己要找的助手。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且爱惜人才的领导，遂破格录用沈元为近代史所实习研究员。

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出他的才华。1962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沈元《<急就篇>研究》。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时代，此文如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很多学者对该文倍加赞赏。耿法称，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研究超越了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郭沫若读後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後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

接着，沈元在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又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从中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整整一版，这在49以后极其罕见，沈元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接纳沈元的历史学家黎澍说：“近代史研究如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何况沈元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引起史学界极大的震动。这一年，沈元24岁，曾经的北大才子，已逐渐成长为历史学者。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人处于众，谗必随之。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称：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是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为保护沈元，息事宁人，在当时情况下，不再发表其文章是唯一办法。

之后，沈元又写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副主编丁守和看后，认为文章颇佳，便署假名“张玉楼”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正好《人民日报》让他们推荐文章，丁守和便将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往《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编辑以文章质量取胜，最终采用了沈元的文章。

有人知晓内情，知道“张玉楼”即沈元，便不依不饶，一直告到最高层，田家英只得向丁守和建议，以后少发他的文章。这一年，沈元25岁，功底深厚、文采出众，是史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964年，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写了《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这次丁守和原本说不发了，但知道他写这篇文章下了很深的功夫，内容是关于科技史的，无关政治，且有很大实用价值。他不忍心埋没这样的好文章，最终还是发表了，用的是“曾武秀”的笔名。结果还是有人发觉了，反映上去，研究所党委书记找丁守和谈话，下了最后通牒：中宣部有通知，以后不准再发沈元的文章了。一个学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此被彻底封杀。

6、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学术权威相继被打倒。因为沈元的问题，不少人遭到牵连，受尽折磨。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接纳沈元的刘导生、黎澍也挨了无数次批斗。

专注学术治学的沈元，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年仅28岁，就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除他之外九人，都是历史界大师级的人物。他和家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过他的研究所，将他扫地出门。他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哪里还敢收留他？

沈元被抓去大会斗、小会批，还带高帽游街。每次挨完批斗回家，姑父就流着泪对他说：“孩子，你哭吧，你抱着我哭吧！”还说：“你进近代史所时，领导人向康生汇报，康生指示：你们要好好教育他。现在又指示，‘你们要狠狠斗他’！”

1968年9月，沈元实在忍受不了批斗和躲藏，走投无路之时，竟然破釜沉舟，用鞋油涂黑面孔，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与中国关系友好的马里大使不敢收留，通报中国政府逮捕了他。30岁的沈元，即刻便从历史学者沦为了阶下囚。

1970年，北京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沈元是运动中的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人。沈元那年32岁，他想逃离那个时代，保存自己，继续历史研究，最终却因此丧命。

执行枪决两年后，他的家人才收到“枪决通知”，因为执行枪决的人，要来他家中索取5分钱的子弹费！

文革结束，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老母不断进京上访，要求查清沈元的问题。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通知：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儿子被杀十年后，沈元母亲拿着这份平反通知，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撕心裂肺地恸哭呼喊：“我不要纸，我不要纸呀！我要人！我只要活生生的人！”

沈元的一包文稿，在动乱中被研究所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他的遗物就只有一部读过的《汉书》，满篇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用以补充前人的注解。因无人识宝，这部书才得以幸存。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才使《〈汉书补注〉批注》最终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以告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参考资料：

1、言正社《枪决的高考状元》

2、《沈元之死》

3、海杰夫《被处决的状元——“右派”沈元》

4、郭罗基《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

5、何小权《北大天才学生沈元文革惨死记》

6、雷光汉《关于沈元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