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与花絮
延安文艺座谈会纪要
作者：孙国林
座谈会合影
1942年4月27日，按照预先拟定的名单，一封封请柬发到了不少人的手里。请柬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是：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能接到请柬的人都是内定的。像王实味这样的人，就不在邀请之列。因为他在三月间发表了暴露延安阴暗面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对革命造成了影响，正在受到批判。所以尽管他是作家，也不让他参加会议。
毛泽东找了3个人帮助他拟定参会人员名单。一是周扬。周扬是鲁艺的副院长，鲁艺人才荟萃，毛泽东请他提出鲁艺出席座谈会的名单。二是舒群。29岁的舒群当时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与作家有着广泛的联系，由他提供延安作家的参会名单。三是肖向荣，负责提名部队出席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名单。
名单汇集上来后，毛泽东又作了调整，添加了几个他记得的文艺家。在最后确定的完整名单中，还包括在延安中共负责人，像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都被要求出席座谈会。
考虑到这次会议难免出现争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专门把丁玲、刘白羽等人找去谈话，要他们在会上站稳立场。
5月2日这天，是星期六，与会人员手持请柬，按请柬上约定的时间，来到杨家岭会场。
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就坐落在杨家岭，主楼3层，一楼朝阳的西南头是会议室兼中办餐厅，另一头是图书室，中间为工作人员住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会场，就设在一楼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因为人多，会议室不能完全容纳，有人就坐在窗台上，或是站在门口听。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了三次，前两次都在一楼会议室举行。第三次大会5月23日这天，起初也还在一楼会议室，但与会者越来越多，会议室容纳不下，只好挪到室外的篮球场继续召开。
第一次座谈会召开时，在会议室靠南墙放了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子，作为主席台，长桌的正面和两头放了许多椅子、方凳、长凳，大多未上油漆，没有贴座位号。与会者来了以后可以随意入座。等到毛泽东穿着灰布衣服和朱德等人一起从会议室正门进来后，大家纷纷站立鼓掌。毛泽东在周扬的介绍下，与文艺界人士一一握手问好。
此后，毛泽东与朱德、凯丰坐到南墙根的长桌边。会议安排周昆玉等4个速记员坐在长桌的另一头。
会议由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主持，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扫视了会场一眼，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这次会议的报告，就是后来收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包括开会的目的，为达此目的需要解决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并逐一作了阐述。
毛泽东讲完后，进入大会发言。谁都不愿贸然说话，会议有点冷场。丁玲对旁边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萧军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是个刚直而狂放的人，被丁玲一鼓动，立刻激情澎湃。他站起来把袖子一挽，带头放炮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萧军越说越带情绪，而且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又叫人端来一杯。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摇头嘘声，表示不满。毛泽东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朱德则双目盯着他。后来，萧军又讲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为：马、恩、列、斯、毛），说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等等。
这时，坐在萧军不远处的胡乔木猛地站了起来，大吼一声：“我要发言！”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尖锐的驳斥。他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为顾全大局，胡乔木先收住了。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对他能开展斗争表示祝贺。
这时天色已晚，凯丰与毛泽东轻声商量了一下，宣布休会，并要大家准备意见，16日上午再来开会，继续大会发言。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对他能开展斗争表示祝贺。
接下来的日子，与会者按住地就近编组，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几次讨论。
5月16日的文艺座谈会，主要是大会发言。会议仍在中办一楼会议室举行，基本上仍是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员。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会聆听发言。毛泽东的面前放了一叠白纸，用来记录发言。
萧军前次的“炮”还没放完，而且由于受到胡乔木的当场批驳，心中憋着火。第二次座谈会一开始，他就抢先发言，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整什么“三风”，将来你们还会整“四风”、“五风”、“六风”。你们还不如整一整“人风”，你们的人不行。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前提出整风呢？萧军的话，又受到胡乔木的反驳。胡乔木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中午吃饭时，胡乔木与萧军坐在一桌，两人继续争论，而且声音很大。
艾青的发言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他阐述说：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人类而奋斗时，文艺和政治并行，不分轻重，不分高低，它们殊途同归。文艺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和留声机。政治家应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发言中，艾青对周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鲁艺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宗派集团，应该解散送前方去。这话立即遭到周扬的反驳。
民众剧团团长、诗人柯仲平操着云南话，用他惯用的大嗓门说：我们民众剧团常年在边区农村演出，我们的团旗上就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有一次演出，群众在舞台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中国作风，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是：明白事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批是：团结抗战。我们演完戏离开的时候，群众送出我们老远。有人看不起《小放牛》，但群众喜欢，我们就演《小放牛》。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民众剧团，不用打问，只要顺着有鸡蛋皮、花生皮、水果皮、红枣核的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一路走，一路吃，路上都是蛋果皮。他讲的时候显得十分自豪。毛泽东专注地听着，露出赞许的笑容，并频频点头。柯仲平讲完后，会场响起一阵掌声。最后，毛泽东冲着柯仲平插话说：“你们今后还要提高，如果老是《小放牛》，可就没有鸡蛋吃了。”引得大家都笑起来。5月23日毛泽东作“结论”，以及公开发表的《讲话》，都用了《小放牛》这个例子，说明文艺既要普及又要提高，二者要结合起来。
欧阳山尊的发言，根据自己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和部队、群众的实际需求相结合。他身穿戎装，高声说：“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那里正需要你们。”
吴亮平是翻译家，他发言批评萧军时引经据典，书生气十足，不像胡乔木那样鲜明。他慢条斯理地讲了一阵后，就有人喊“这里不是课堂，你不要讲课了”。他只好坐下。
诗人何其芳的发言，主要是反省自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灵魂不干净，表示要好好改造旧的思想，转变立场感情，多向工农兵学习。他发言时有人摇头，表示不赞成他的反省。会后，有人还说他是“带头忏悔”。
丁玲的发言谈到了暴露和歌颂的问题。她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呢？还是像有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呢？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应当去热情歌颂；但对于黑暗的、阻碍进步的现象，我们绝不能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当无情地去暴露它。
5月16日的大会整整开了一天。
中午，与会人员在会议室吃饭。大家就餐时用的是搪瓷碗，比起各单位的粗陶碗来，算是高档餐具了。每人一份菜，有青菜、炒鸡蛋等。毛泽东也与大家一起吃，边吃边聊，还要把自己的那份炒鸡蛋拨给4位做速记的女同志，说她们辛苦了。四位速记员赶忙表示谢绝。
吃完饭，毛泽东就回去休息了。他还是穿着那身与别人一样的灰色衣服，膝盖处有明显的两块补钉。文艺家们则在山沟里、山坡上随意走走，或是到前面不远处看看正在修建中的中央大礼堂。人们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对会上挨“轰”的同志没有一点疏远和指责，观点有分歧的同志间也没有什么隔阂。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延安一些干部听说毛泽东要给文艺座谈会作结论，也赶来听，所以到会人数比前两次多了些，约120人。室内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在主席台桌边席地而坐的，后来的人只好站在门外听。
会议先由朱德发言，他一反平时沉稳持重的风格，颇有一些情绪化。他针对前两次会上萧军的发言，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萧军所说的从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观点，朱德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朱德还讲到通讯和报告文学问题。他说：“要多反映前方的武装斗争和后方的生产斗争。你们要写，我可以提供许多感人的材料。”后来，丁玲果然去找他，看了许多战斗电报和军事材料。
按照会议安排，朱德讲话之后，是拍合影照片。当时，室内光线较暗，无法拍照，于是移到室外。在凯丰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把室内的桌凳搬出来，在摄影师吴印咸的指挥下，在会议室门口站成五排。一看还是站不下，又从附近抬来几根木头，这才勉强站成了六排。根据记载，对照现场照片可以看出，第一排是坐的矮凳，或马扎；第二排是高凳；第三排是站着；第四排是站在条凳上，第五第六排，是把条凳放在会场门口的台阶上，所以又高出了一截。
照相时，毛泽东和朱德坐在第一排，其他人则是自由坐，没有什么职务、地位的区分。话剧演员田方想与领袖挨着坐，就抢先坐在毛泽东左边。张悟真见田方抢了好位置，也急忙抢占了毛泽东右边的马扎。朱德坐下以后，主动叫丁玲、李伯钊两位女作家坐在他旁边……在大家快排好时，有一辆卡车拉来了许多西红柿，人们立即馋涎欲滴。此时，凯丰高声说：“同志们，还等什么，快去吃啊！”人们一拥而上，吃到了平时难得一吃的西红柿。
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些人以为等的时间会很长，便去楼后面的厕所方便，之后又慢步返回。等走到现场时，照相已经完成，成了终生遗憾。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边跑边喊“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照相时没有赶上，这些人在照片上都找不到。所以，实际参加座谈会的人数，比合影中的105人大约要多出20人左右。正是因为这一情况，所以后来在一些有关文章中，对于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就有了不同说法。
在拍照过程中，发生了两件趣事。一个是正当大家屏息，吴印咸要按下快门时，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狗闯入镜头。吴印咸不得不暂停拍摄。这时，毛泽东站起来，一边轰狗，一边冲康生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另一件趣事是，正在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的破马扎“咔嚓”一声坏了，这意外的声音引得大部分人的目光都射向他，吴印咸按动快门的手来不及停下，就拍成了“废片”。
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正式作“结论”前，毛泽东俯身问坐在桌子前面的吴雪：“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当毛泽东听说他是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导，排演过《雷雨》后，又问他对曹禺的其他戏剧怎么看？交谈几句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
他先讲了几句风趣的话：同志们，还有要发言的吗？如果没有了，我就作结论。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在文艺方面我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前两次的会，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接着，他又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有些问题我再讲一讲。
接下来，毛泽东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问题为中心，进行了论述。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接着，他又论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他还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最后，他说明今天所讲的，只是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那天晚上，每讲到重要的地方，毛泽东都用力把手向前推出去，显示出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他那节奏鲜明的话音，在宁静的夜空中清晰地回荡着。“结论”讲完时，已是星斗满天。
资料来源：孙国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与花絮》
编辑：徐尔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