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才是第一因

 杨小凯20年前关于“后发劣势”的思考范式，如今已成为被验证的预言。然而，思考若仅停留于此，不过是回到“唯制度论”的原点。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

   清末的百日维新，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制。但是，被忽略的是：英国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制度安排，其观念地基是1215年的《大宪章》，英国的市场经济，其观念地基是斯密的《国富论》；美国的联邦制，其观念地基是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其思想源头，除了《圣经》，还有《五月花号公约》《联邦论》等。

   1912年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地基。彼时，民国中央层面的制度框架初见雏形。然而，上至总统，下至议员，大脑里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比如，北洋军队曾一度公开表示，“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替袁大帅出力！”比如，很多国民议员，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侏儒议员，甚至还接连上演“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

   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

   那么，观念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经验、理性，以及超验的信仰。

   2001年9月，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这便是杨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杨小凯不仅将国家兴衰的关键指向个体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将个体自由的边界，扩展到信仰的维度。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对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968年，一篇19岁少年爆文《中国向何处去》惊动了中央，杨曦光的名字举国皆知，却也让他遭遇了十年牢狱之灾。在狱中他用常人无法想像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学习，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理论。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回到长沙，因为《中国向何处去？》太爆款了，所以没有单位录用他。杨曦光决定改名，重新启用了小时候的乳名——杨小凯。

  1983年，费尽周折的杨小凯，远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深造，并于198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怪杨小凯说，普林斯顿四年，他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

  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杨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而且再次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并撰写了数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杨小凯在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被全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所公认，他曾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著名经济学家杰佛瑞·萨克斯评价说：“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最严谨的经济学理论者之一，他也是经济学界最具创造力的人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詹姆斯·M·布坎南说过：“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是杨小凯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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