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锡进的胡说，看看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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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 5500字，阅读估计需要 8分钟。

01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在长沙逝世，第一时间上热搜，而且是一连三天热搜。

经常被娱乐行业霸占的热搜，科技人员终于取代娱乐明星，成为热搜主角，这是难得的好事。

很多公众人物也都纷纷发声哀悼，对袁老院士表示敬意。

应该说，大部分还是真心实意尊重袁老院士。

但是也有个别人，比如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对袁老院士进行捧杀，说什么“老胡是在吃午饭时听到袁隆平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我知道我的这碗米饭与他的毕生努力有关，他以一己之力为让中国人吃饱肚子，也为世界减少饥饿做出了贡献。”。

02

很难想象，这样不严谨的说法竟然出自央媒的大主编。

胡大主编说袁老院士“也为世界减少饥饿做出了贡献”，没有问题。

但是，说什么“他以一己之力为让中国人吃饱肚子”，就有问题了。

首先，接近40%人口以小麦为主食。

也就是说，接近5.6亿人根本不是以大米为主食，所谓“他以一己之力为让中国人吃饱肚子”，又从何说起？

第二，中国目前种植的稻作，常规稻占主导地位。

据农业部门统计，2014—2018年全国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前十名都是常规稻。

全国耕地面积20．23亿亩，杂交稻的种植面积是2亿亩。

加上泰国米、越南米等进口米，整个中国每天以杂交米为口粮的，大概就是5.亿人，而且基本上是农民，主要是在农村。

所谓“他以一己之力为让中国人吃饱肚子”，纯粹是无稽之谈。

第三，粮食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

不提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也别说运输、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环节，就是在生产领域，年年都是亿万农民挥汗如雨。

袁老院士只是在“农业八字宪法”里面的良种，具体地说是杂交水稻育种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怎么可能“以一己之力为让中国人吃饱肚子”呢？

在这个分工协作的现代社会，别说是农业，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可能单枪匹马，靠一己之力完成。

03

解决十几亿人吃饭是个大工程，而且是复杂的工程。

种子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

就算是种子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良种培育，也是一项举国一盘棋的群众运动，是有组织、有规划、合作攻关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工程。

每个县都有农科所，都有配套任务。

每一项重大研究，都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和农民的默默奉献。

单就杂交水稻品种的研究和改良来说，全国就有南方十几个省的科研部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无数社员共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杂交水稻研究，是当时全国各地群众运动式搞科研的“大规模杂交育种科学实验运动”的一部分。

杂交水稻良种从研制到推广的全过程可谓是非常之迅速，这离不开各级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和组织、离不开无数基层干部、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人民公社社员的共同努力下做好的铺垫，离开不开“举国一盘棋”的高效协同和配合。

现在，胡大主编上嘴唇碰下嘴唇，就把他们的辛劳统统抹掉。

而且，胡大主编一句话，是抹掉了五批人。

第一，把以小麦为主食的5.6亿人，从中国人里面抹掉；

第二，把以常规米和进口米为口粮的几亿城镇居民，从中国人里面抹掉；

第三，把“农业八字宪法”里面“土、肥、水、密、保、管、工”的功能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贡献抹掉；

第四，把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环节以及工作人员的辛劳抹掉；

第五，把成千上万的农业科技人员尤其是水稻育种方面科技人员的奉献抹掉。

04

为了研制杂交水稻，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中，涌现了一批功勋人物。

但是，群星璀璨，袁老院士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功勋人物，作出的贡献接近乃至不亚于袁老院士，甚至超过了袁老院士。

怎么赞美袁老院士都可以，都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胡大主编把所有人的心血付出都归功到袁老院士一个人身上，就显得极不严肃。

就是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说袁隆平“他以一己之力为让中国人吃饱肚子”，都是抹杀了其他育种专家的功勋。

那么，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除了袁老院士，还有哪一些专家为“让中国人吃饱肚子”，作出了贡献呢？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转机，始于1970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发现被称为“野败”的雄性不育野生稻，它被分发到全国30多个科研单位，1973 年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

中国大部分杂交水稻，都是“野败”系。

那就从“野败”系说起吧。

05

冯克珊

上世纪70代，全国农村群众性“四级科技网”蓬勃兴起，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李必湖、尹华奇受命来到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调查野生稻。

1970年11月23日上午，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发现了三株株天然雄性不育的野生水稻，立即告诉李必湖。

正在北京开会的袁隆平接到电报赶到三亚，确认这是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当即把它命名为“野败”。

“野败”的发现对杂交水稻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野败”是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的突破口，是如今绝大部分“三系法”杂交稻不育系的始祖。

2002年春，我国著名玉米育种专家佟屏亚赴海南调研，得知冯克珊作为“野败”的真正发现者，只是因为袁隆平没有郑重其事，冯克珊没有获得任何表彰和奖励，甚至寂寂无名。

佟屏亚回到北京后，立即为冯克珊“正名”请功，写了一篇短文“为冯克珊发现“野败”请功！”，发表在当时佟屏亚主持的《玉米专家网》上，并将此文以信函发给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2004年9月8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第三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会议上，“野败”的发现者、冯克珊等人获得袁隆平农业科技奖证书及5万元现金奖励。

“野败”发现者是冯克珊，将其培养出种子的则是李必湖。

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农委在北京联合召开授奖大会，授予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特等发明奖。

20多名主要获奖人员中，李必湖排名在袁隆平、颜龙安、张先程三人之后，居第四位。

只是后来，袁隆平与李必湖分道扬镳。

李必湖一直留在安江农校，相当长时期默默无闻。

好在现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业内人士一提起杂交水稻，就会想到“野败”发现者冯克珊和制种者李必湖，有人称他们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06

颜龙安

发现“野败”后，袁隆平团队杂交水稻育种进展不大。

好在1972年冬，中国作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颜龙安，第一个把三系搞出来了，育成“二九矮1号”不育系及同型保持系，并开始向全国提供不育系种子。

1981年6月，中国农科院与湖南农科院申报的杂交水稻获得科委颁发的特等发明奖.

在贡献突出的20余人名单中，袁隆平作为全国杂交水稻协作组组长，为科技攻关的政治协调贡献不少，理所当然位列第一。

来自江西的颜龙安，作为成功育出不育系的第一人，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

特等发明奖10万元奖金，各单位转手分掉一点后，排第一的袁隆平得5000元，排第二的颜龙安得4600元，体现了当时大家对各人贡献大小的看法。

当时很多人都把颜龙安称为中国真正的三系杂交水稻之父。

07

石明松

1973年，对于水稻杂交技术来说，是一个不能忘记的年份。

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在东南亚的品种里找到第一个结实率在90%以上的强恢复系，1981年获国家特等发明奖，排名在袁隆平、颜龙安二人之后，居第三位。

也是这年秋天，湖北沔阳县(现仙桃市)年仅35岁的基层农技员石明松提出了水稻育种的全新设想：在长日高温下制种，在短日低温下繁殖，一系两用。

划时代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由此开端。

这一发现和设想震惊了业界，被称为“世界领先的顶级发现”。

1985年10月，原农牧渔业部、中国农科院以及省内外50多位专家鉴定该项目，一致认为，这是我国水稻史上继矮化育种、杂交三系成功后的第三次重大发现。

两系法自此彻底淘汰三系法，树立起水稻杂交史上一个新的丰碑。

但天妒英才，1988年1月中旬，石明松在武昌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因招待所电热水器电线接反，在洗澡时意外触电身亡，年仅50岁。

结果，二系法成了袁隆平的成果。

经过石明松儿子的上访维权，有关部门弄清真相，了解到“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发明人是石明松。

2014年1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荣获2013年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在50个获奖人名单中，石明松与水稻专家袁隆平共执牛耳，袁隆平排第一，石明松排第二。

石明松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理论和应用技术体系的创建人，独创了杂交育种二系法(开创性技术)，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其功勋不可磨灭。

08

谢华安

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袁隆平当年培养的杂交稻，刚推广没多久就大面积爆发稻瘟颗粒无收，推广严重受阻，有的地方甚至将几十万公斤种子封存。

1981年，福建三明农科所研究员谢华安，凭借不足10万元的科研经费投入，培育出了三系杂交稻“汕优63”。

由于汕优63对稻瘟病的优良抗性，杂交稻才得以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杂交水稻之前曾一度遭到“三不”非议：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

水稻良种“汕优63”出现之后，彻底改写了杂交稻不良品质的特性，是谢华安改变了杂交稻的命运。

著名水稻育种专家杨守仁则说：“汕优63救了杂交水稻的命”。

到了1986年，“汕优63”成为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最多的种子，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首位，一口气创下了杂交水稻推广速度、年种植面积、累计种植面积、增产稻谷总量四个全国之最。

最高峰时期曾经占据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的45%，累积种植面积占杂交水稻主要品种的21%。

鉴于谢华安的卓越功勋，2007年1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母”。

之所以称呼谢华安“中国杂交水稻之母”，因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已经好几个了。

如果也称谢华安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根本不足以彰显谢华安的汗马功劳。

09

谢华安的“汕优63”十几年间横扫中国大地，稳居中国稻作史上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2012年才迎来了强劲的对手。

邹江石，是国内外知名的水稻育种与栽培专家，在水稻育种与技术方面有重要的建树，在国际稻作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邹江石曾培育出武育粳3号、武育粳5号等一批品种，是粳稻育种界育成品种推广面积较大的育种家之一。

主持发掘了世界上最早的古稻田，证实了日本稻作由中国传入，并修正了水稻起源一元论学说。

1997年，来自江苏农科院的邹江石培育出了“两优培九”，并表现出优异的品质，在2002年后接替“汕优63”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

2004年和2010年时，袁隆平团队的“金优207”及“Y两优1号”也分别崭露头角。

时隔二十年，袁隆平团队杂交水稻又一次闪亮进入市场。

10

                   朱英国

以上杂交水稻的英雄叙事史，都是“野败”系的故事。

其实，中国杂交水稻发展本来还有另外一条路径。

就在冯克珊发现“野败”两年后的1972年，朱英国在海南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红莲”。

1974年，朱英国利用红芒野生稻与莲塘早杂交，培育出中国新的细胞质类型“红莲型”不育系稻种。

1978年，“红莲型”这项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就是说，如果当年没有“野败”系，因为有“红莲”，它并不影响杂交水稻的发展。

不过，1974年全国杂交水稻攻关大协作时，因为华国锋的特殊地位，袁隆平是全国协作组组长，而朱英国是湖北协作组组长。

自然，都安排去攻关袁隆平团队发现的“野败”系，而朱英国团队的“红莲”系则被冷落。

但是，朱英国的两大科研硕果，红莲型和马协型杂交水稻有效地防止了单一细胞质来源给我国粮食生产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截止逝世，红莲型杂交稻累计推广已经超过1亿亩，在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西等地推广种植。

不仅如此，比当地品种增产20%至50%的红莲型杂交稻也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认可，种植面积增幅很大。

2017年8月9日，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在武汉因病逝世。

朱英国遗体告别仪式中的挽联是：“英才翘楚首创红莲播四海，国士擎天长留教泽伴人间”。

国家部委和湖北省就不用说，中央六大常委都表示哀悼并敬献花圈，也算是备极哀荣。

尽管在互联网上，朱英国逝世没有袁隆平逝世的这么大的反响，但是告别仪式的政治规格一点都不低。

11

其实，为了中国人民吃饱饭而奋斗的科学家还有很多。

文革结束前，有过比袁隆平耀眼得多的另外一些杂交水稻之父，比如李贞生，不但频繁出现在官方报道中，甚至还有专门的纪录片。

李贞生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个培育出杂交水稻的人，他为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奠定重要的基础

他之所以成为那个讲究集体主义时代的个人英雄，因为他是个大老祖，真正的贫苦农民。

2009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中，有一位丁颖。

丁颖（1888年-196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中国真正的水稻之父，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奠定了水稻这一-门学科。

管相桓是袁隆平院士的老师、西南农学院创始人，也是著名水稻专家，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稻谷的种子库、基因库。

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黄耀祥，是中国“半矮杆水稻之父”，真正意义上中国第一位提高产量的科学家；

李家洋，著名植物分子遗传学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

陈温福，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水稻研究所所；

罗锡文，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2020年在广州建设成功首个水稻无人农场；

张洪程，中国工程院院士，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家；

宋宝安，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

刘旭，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种质资源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万建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分子遗传与育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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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在为中国粮食安全而殚精竭虑，怎么就成了袁隆平“他以一己之力为让中国人吃饱肚子”呢？

是不是胡大主编的嘴特别大，把他们的贡献都吞噬殆尽，只剩下袁老院士一人之功？

胡大主编才敢这么放肆，胡言乱语什么：“他以一己之力为让中国人吃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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