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无依之地：融入与返乡之间的流动儿童

编辑/Larissa

排版/子津

流动儿童由中国的户籍制度创造。户籍制度创造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的差别，而随着市场化改革以来人口流动管控力度的降低，改革年代的中国见证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城乡人口迁移。跟随父母来到城市，或在该城市出生但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孩子，被称为“随迁子女”或“流动儿童”。与具备本地户籍的孩子相比，他们的教育资源受到积分入学、择校费、差异化录取分数线等政策门槛限制，以及收入、信息、空间等方面的出身背景限制。

本篇推文通过回顾相关学术研究，介绍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孩子在融入城市、回到老家、再次流动等情境中面临的教育困境。

在文末，我们邀请各位读者共同关注广州关于积分入学和公办普高非户籍生比例限额的两份政策草案，提交你的政策意见。

迁入：机会还是限制？

我们通常认为，中国城市的教育资源优于农村。在这样的认知下，许多父母在来到城市工作的同时将孩子带在身边，期望子女在大城市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然而，如果不能进入城市公立学校，流动儿童似乎并不能真正享受到城市的优越教育条件。

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由于没有当地户口而无法进入公立学校，转而进入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Chen & Feng (2013) 利用在上海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和标准化考试成绩，研究了这种并非完全自愿的学校选择的后果。该研究发现，无法进入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在语文和数学方面的表现显著比能进入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差。该文使用家长满意度和家长对学校质量的评估作为教育结果的替代衡量标准，并发现类似的结果。研究表明，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是决定流动儿童接受到的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

不能进入城市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余下的选择通常包括进入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回到老家读书，成为“留守儿童”或二次流动。

Goodburn (2020) 提出，向深圳的移民恶化了儿童的受教育机会。未受到足够关注的是，流动对教育机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并非去性别化的，流动女童常常受到更多的损害。相较于女儿，许多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为儿子进入好学校付出更多的努力。相比男孩，更多的女孩被送回老家读书。而这常常是为了给在城市中继续读书的弟弟节省开销。该研究的一个案例中，一位来自广东农村的父亲，由于没有证件，无法让他的任何一个孩子进入公立学校。他自豪地解释了他的家庭为了让他10岁的儿子能够进入 "精英 "私立学校所做出的牺牲。这些牺牲不仅包括他的两个女儿在当地较便宜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而且还包括小女儿直到8岁才入学，以便于拖延费用。

根据经典的地位获得模型理论，教育期望与最终的学业成就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然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常常不尽如人意。许多流动儿童表面上的“不学习”、“混日子”其实是面对教育资源薄弱、升学户籍门槛的自我保护及生存机制。他们用“混日子”回应无趣的应试课堂、频繁流动且敷衍的教师，以及学校对自己的低期待、低评价。

向芯&孙瑜（2022）描绘了广州市农民工子弟学校C校的分班制。作为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C校面临着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的双重压力，办学资源非常有限，但又亟须提高学生的升学率。因此，C校基于成绩不断筛选学生并进行分层管理，以便将稀缺的教学资源集中在更有可能升学的“优等生”身上。虽然校方并不面对学生使用“中考班”等标签，但日常的教师和教学安排体现了校方对不同班级的不同期待。越是临近初三和中考，“普通班”“大专班”以及“中专班”的主科课时量就越低，甚至很多教师选择播放电影、视频消耗课堂时间。在C校的分层筛选机制之下，进入初三后，成绩中下的学生大多接受了“差生”的身份，明确地感知到自己难以在广州升读普高，已被学校放弃。

Koo (2012) 则根据对北京流动儿童的研究，讨论政策性歧视之下的个人教育期望。该研究中，受访家庭的孩子均在公立小学就读。多数家庭自八十年代末起离开家乡，已在北京生活超过十年，从事垃圾回收、菜市场、小餐馆、修理铺等工作。作者将教育期望细分为企求（aspiration）和期望（expectation），分别指的是希望获得的学历和认为自己能够获得的学历。受访家庭和孩子普遍拥有一个“大学梦”，认为教育是获得一个光明未来的重要甚至唯一途径。然而，面对制度、信息等障碍，流动家庭的大学梦遭受了挫败——流动儿童难以在北京就读初中、参加中考、录取高中。越多了解到周围的流动儿童无法留在北京上学，而返乡后无法适应农村生活、学业表现不佳的故事，流动家庭对大学梦的实现愈发悲观。他们实际的教育期望也因此作出妥协，普遍将中等职业学校作为更加现实的选择。

回流：陌生的家乡

Ling，2017

长期在城市生活，流动家庭在老家已经没有朋友和亲戚，并不了解老家的学校和录取标准。对于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孩子而言，户籍所在地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Koo，2012），回乡意味着教育过程的打断、文化冲击和社会关系的断裂（Koo & Tsang，2014）。在顾静华的研究中，一位受访母亲说：“村里太穷了，所有亲戚朋友都去别的地方打工了。我都不知道隔壁镇上的中学还在不在。在我们那儿，我就知道这一所学校。”一位受访学生说：“我三岁就跟爸妈来北京，很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我听得懂老家的方言，但我不会说。”

从城市置换到乡村的场域，对于流动儿童而言，意味着从“素质教育”到“应试教育”的转换。内陆省份与自主命题的北京、上海不同的课本、更大的考试难度都令乍然返乡的孩子难以跟上学习进度。而离开大城市重视“全面发展”、“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式，回流学生需要重新适应繁重的题海。缺乏“视野拓展’的教育方式也意味着就读于乡镇中学使学生更难与其大城市精英中学的同辈一般，通过自主招生等方式升学（Ling，2017）。

在大城市习得的文化资本，并不能转换为回流学生的优势，反而将他们置于窘境（Koo & Tsang，2014）。在北京，流动儿童如果讲方言，可能被歧视为“乡巴佬”，因此避免使用方言。许多流动儿童即使在家也与父母用普通话交流，不会讲乃至不能听懂家乡话。然而，流动儿童返乡后，常常面临老师用方言讲课。在学校讲普通话，会被同学批评为“骄傲”，受到排挤。在城市习得的“讲礼貌”，也使返乡儿童受到孤立。一位学生在访谈中表示：“我对老师说‘早上好’，老师只是看我一眼，觉得我很奇怪。没什么老师喜欢这样……所以之后，我就放弃了。” 一位受访学生抱怨“低素质”的同学、老师经常骂脏话、不讲卫生。现代化城市的成长经历，使回流学生难以适应农村生活（Ling, 2017）。

回老家念书，还意味着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分离。流动儿童由此成为留守儿童。Koo & Tsang （2014）的田野调查中，回流留守儿童的监护人通常对他们的学业不太上心，学生在回到家乡学业成绩大幅下降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老师认为留守儿童“很难教”、“有很多情绪问题”。一位受访学生抱怨道：“老师和村里人都看不起我。” 缺乏生活与学业的关心、照顾，返乡儿童需要早早学会独立生活（Ling，2017）。

一些家庭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会选择回到老家工作。然而，并非所有家庭都能承担失去城市中工作的代价。一些家庭的选择是母亲返乡照料孩子，父亲留在城市中工作，继续承受分离（Koo，2014）。一些家庭则选择将不能适应的孩子接回城市上学，而这通常等同于放弃未来的普通高中录取机会和“大学梦”（Ling，2017）。

对乡镇生活的不适应造就回流儿童模糊的地域认同。凌旻华的研究中，一位受访学生说：“河南人不怎么好，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河南人。河南是我的老家，我会对其他人这么解释，但这其实对我来讲不太重要。我不是上海人，但我在上海长大，我家也在上海。”这位同学因此立志考出户籍所在地，在上海扎根。但在激烈的高考竞争和匮乏的教育资源下，她最终未能如愿。

再次流动：

筹谋的家庭，奔波的学童

北京同心实验学校；图源网络

韩嘉玲&余家庆（2020）研究发现，特大城市的“人口疏解”政策，还催生了“为教育而再次流动”的现象。再迁儿童指的是“离城不回乡”的孩子。他们无法留在大城市继续求学读书，但流动的方向并非回到户籍所在地， 而是在大城市周边小城市就近入学。文中介绍了小慧一家的案例：

祖籍安徽， 生在北京的小慧目前在河北涿州的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四年级。小慧一家租住在北京四环的一座平房， 其父亲在北京从事空调维修。作为非户籍人口， 父母都不是所谓的高精人才，小慧很难在北京获得义务教育入学资格。为此，小慧父亲早些年在河北涿州通过买房方式在当地落户，这样就小慧可以在当地就读公立学校。他还安排小慧母亲在涿州负责照顾工作。每逢周末，小慧父亲开车前往涿州与母女团聚，工作日独自返回北京务工。 

再迁儿童因为年纪较小，需要家人陪伴，随之产生了陪读的“随迁父母”。大部分陪读父母是母亲，即所谓的“陪读妈妈”。陪读爸爸的情况也有，但比较少，这是“照顾孩子是母亲责任”的传统观念导致。选择陪读的这一决策，往往导致母亲职业生涯中断，牺牲了母亲个人的职业发展。

在目前升学政策下，返回户籍村小或乡镇求学的儿童多半是家庭经济最弱，最缺乏选择权的家庭。出于教育质量及家庭照顾等因素的考量，一些流动家庭也不一定让儿童回到户籍所在的村庄生活与求学，而是选择具有较为优质教育的县城、地级市、 省会城市就读，这就产生一批“回流但是不返乡”的回流儿童。该文介绍了小武一家的案例：

小武从小在上海出生， 祖籍安徽 L 市的 S 县。父亲是司机，母亲是上海商场的售货员，原本在上海读一所公立学校，但到三年级时，由于父母亲没有申请到居住证，无法继续在上海求学。老家的爷爷奶奶岁数大，而且附近的村小离市区很远。父母考察了与询问很久后，决定把自己送到 L 市的一所口碑不错的民办学校，这所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质量也不错。就是收费略高，一学期的费用是6000元。但考虑到父母都不在身旁，以及以后能考上好学校等因素，父母还是决定让小武在一个环境好、教学质量高的学校继续学习。

该研究总结了这两类流动儿童所在家庭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通过多年拼搏已拥有在大城市中安定生活的能力，习惯了城市现有生活，虽然其社会经济地位尚不足以取得当地户籍。其次，他们对孩子怀有较高的教育期望，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付出更多投入，期冀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最后，这些流动儿童常常在城市出生、长大，已经习惯了父母在身边的城市生活。因此，这些家庭不能接受孩子回老家就读、与父母分离的生活状态。

庞大的流动人口，催生出环北京的“学区房”，以及一批专门面向再次流动和回流儿童的民办寄宿制学校。在特大城市难以获取受教育资格的家庭，转而在政策门槛更低的中小城市中寻找机会。然而这些努力并非一帆风顺。例如，在北京“人口疏解”政策的推动下， 环北京教育带就曾出现过房价飙升的状况，而为了稳定当地房价，一些城市开始收紧买房落户政策。在这一背景下，那些试图通过买房落户获得稳定就学机会的流动儿童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就学困难。

超大城市的人口政策，如北京的“人口疏解”政策，使得流动家庭必须做出适应自身条件的决策。流动儿童的生活，从相对稳定到面临着分离、奔波和转学。流动儿童父母则平添一份辛苦筹谋、节衣缩食的责任。

社会排斥与阶层复制

郝景芳：北京折叠

流动儿童议题不仅关乎教育，相关研究也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阶层、移民、劳动、性别，乃至政策、结构与制度提供更深层次的洞见。

Goodburn(2020) 追踪了深圳流动青年的求学、就职经历。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流动青年选择了公立职业学校、民办打工子弟高中、公立高中和回到老家上学等不同路径。然而，无论不同的路径选择、才能、教育投入和早期职业抱负，受访者都进入了低技能城市服务业工作。这与父母通过教育投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期望并不相符。

Wu (2011) 提出，户籍制度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可由三个因素证明。首先，户口与家庭背景紧密相连，如父亲的职业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而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在几乎所有社会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明。其次，户口与居住地相关，而城乡间的教育不平等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最后，由农村向城市的户口迁移即使在今天也受到严格筛选，主要可以通过教育、党员身份和军事经历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那么，当户口是受教育权利的门槛时，通过教育实现户口流动更加成为难以实现的目标。户口制度的实际效应是增强了不同教育权利带来的不平等，也即所谓的“阶层固化”。

Ling（2017）认为，回流事实上发挥了一种治理模式的功能，固化而非打破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国家秩序，和嵌入其中的城-乡、本地-非本地鸿沟。

如果我们将流动儿童的读书与升学置于社会政策理论视角下，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教育政策，其核心目标应当包括：社会整合、人类发展、人力资本、机会平等、社会流动和收入平等。而社会政策与社会权利密切相关：保护个人不受降临在他们身上命运的侵害（offer individuals protection against the fates might befall them）。福利制度的发展意味着，公民在拥有法律和政治权利之外，社会权利亦受到保护（Hudson et al., 2015）。

艾华（Harriet Evans）在关于其著作《底层北京》的对谈中评论道：“财富创造和城市复兴的成功其实是依赖于某种劣势（disadvantage）的创造，用我的术语来讲即是一个底层阶级——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为不稳定型无产者（precariat）——这些人被排除在获得福利的正式渠道之外。”

🪨 一个邀请

如果你认为流动儿童能够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非常重要，我们邀请你关注正在征求公众意见的《广州市教育局关于深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http://jyj.gz.gov.cn/hdjlpt/yjzj/answer/25486），共同呼吁提高公办普高分配给流动儿童的学位比例，缩小流动儿童和户籍儿童的就学机会差距。

想了解如何提交属于你的政策意见，请参考青草公益的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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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

Chen, Y., & Feng, S. (2013). Access to public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6, 75-88.

Goodburn, C. (2020). Changing patterns of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nd the education of rural migrant children: comparing Shenzhen and Mumbai. Migration Studies, 8(4), 589-611.

Goodburn, C. (2020). Growing up in (and out of) Shenzhen: the longer-term impa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education and labour market entry. China Journal, 83(1), 129-147.

Hudson, J., Lowe, S., & Kuhner, S. (2015). The short guide to social policy. Policy Press.

Koo, A. (2012). Is there any chance to get ahead? Education aspir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migrant familie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3(4), 547-564.

Koo, A., Ming, H., & Tsang, B. (2014). The doubly disadvantaged: How return migrant students fail to access and deploy capitals for academic success in rural schools. Sociology, 48(4), 795-811.

Ling, M. (2017). Returning to no home: Educational remigration and displacement in rural China.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15-742.

Wu, X. (2011).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rural-urba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4(2), 31-51.

韩嘉玲, & 余家庆. (2020). 为教育而再次流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抉择. In 韩嘉玲, 朱琳, & 刘月, 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 (pp. 283–30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向芯 & 孙瑜.(2022).超大城市流动青少年的亚文化生产机制. 青年研究(01),60-72+96.

南都观察：那些被大城市“疏解”的流动儿童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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