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的历史经验及鲜明特征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导 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表达和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和引领时代发展的鲜明特点,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主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夯实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这既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延安时期的历史汇聚，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激荡，更是彼时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初心使命与人民大众紧密相连的同情共感。
作者：张艳国 修安萍
摘 要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话语形态，在中日民族矛盾激发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党外思想斗争激烈、党内形成成熟的领导核心的时代背景下，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鲜明指向进行新的话语表达和体系建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夯实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深刻总结蕴含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深入认识话语建构所体现的鲜明理论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不仅具有深化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新时代传承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历史经验，掌握规律性、把握主动性、体现时代性、提升自觉性，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话语建构
话语建构由话语表达和话语权组成。所谓话语表达，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它立足于言论立场和思维能力，具有语言组织的艺术性特征。所谓话语权，就是话语主体的影响力、支配性，它通过思想的指导性、理论的征服性和语言魅力的震撼性体现出来，因而具有政治思想的主导性特征。一般来说，话语权不是先天赋予、“生来就有”的，往往要通过思想交锋甚至是思想斗争而赢得。因此，话语表达和话语权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在革命实践中，话语建构往往是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出发，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经历发展低潮，实现历史转折，最终实现夺取全国胜利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学习和新的理论创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在革命斗争中的话语内涵、表达艺术和话语主导权，提升了话语建构的质量和水平。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研究，主要集中于话语权构建、个别话语主体对话语构建的贡献以及话语权所处的现状等方面。[2]从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理论创新，掌握话语主导权的历史经验及其赶上时代、掌握时代、体现时代的品质特征角度开展深入研究，不仅具有深化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新时代传承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历史经验，掌握规律性、把握主动性、体现时代性、提升自觉性、“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3]，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话语建构，这是由特定时代所决定的，是受时代的问题意识所牵引而生发的。其既定的时代条件，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意识，可以循着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环境、党内现状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和评估。
（一）危机与新生：中日民族矛盾激发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
客观地说，抗日战争的爆发，既带来了中华民族新的深重灾难，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问题。中华民族必须破解时代新问题，在民族灾难中获得新生。人们认识到，“古老的中国在敌人凶残炮火的洗涤之下净化了，新的中国在神圣的自卫战争中，在颓废破瓦的废墟中，慢慢地要建立起来”[4]。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利益立场上，站在引领时代发展的新高度，看到了严峻问题的挑战所在，找准了破解问题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辩证法。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要学会全面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5]“坏事”转化为“好事”的一定条件，就是要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积极条件下，紧扣时代主题，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一步一步迈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尤其以“九一八”事变以来最为惨痛，中日战争导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中日民族矛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当时最重大最紧迫的任务。正如时论所指出：“今天在全中国人民中间，只有一个思想，一个决心，一个目的，这就是：驱逐这些野兽、恶狗、强盗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解放中华民族！”[6]
只有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才能解开历史问题的纽扣，解决时代之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首要面对的是，面向抗日战争创新并聚合时代话语，围绕话语权来积极进行政治思想斗争，赢得话语主导权。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促进中华民族空前团结，促成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空前激发，实现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转化为民族复兴崛起的生机，实现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有机融合，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双胜利”。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政治自觉和承担的使命自觉。将这套新的话语传导给全社会，并赢得话语主导权，是时代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任务。“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分离，但我们一点也不等待，一点也不坐视，为了大家的命运，不管敌人是怎样顽强？前途是如何艰巨？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誓为人类的自由——首先是新中国的诞生而付出一切。我们希望明年的今年，不再是今年一样。我们希望明年的今天，会给我们带来真民主的胜利。”[7]民族解放运动来源于思想解放运动，只有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理论，通过时代话语推向全社会，才能迎来全民族思想解放带来的活力迸放，也才能实现民族解放。
（二）争夺与主导：马克思主义赢得中华民族话语主导权
从当时的国内阶级关系、政治战线的全局看，尽管国共两党之间已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尖锐，国共政治、思想对峙的局面仍没有改变，斗争格局呈现全方位、全领域的特征。所谓全方位，是指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对外等各个方面全面展开。特别是在思想战线上围绕着话语权的斗争显得异常激烈。一方面，是要实现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另一方面，是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走向问题——国民党要“抗战建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8]。全社会存在由两党引领的思想、主义等政治、社会、文化观点的纷争、较量，表现为一时高潮，其他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围绕人生信仰的出路和救国道路也积极参与进来，如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学、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极为活跃。其中，国共两党围绕各自所奉行的“主义”展开争论，显得最为激烈和火热。是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还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当时思想界话语的“井喷点”。能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胜其他参与争论的理论观点和社会思潮，回答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并取得中国共产党对理论的话语主导权，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具有共通性的论战、真假三民主义的论战、中国未来道路的论战、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复古主义文化的论战、国民精神塑造的论战等，都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论战的思想主轴上展开。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表现出战斗的新锐和理论的朝气，以真理的彻底性赢得了中华民族话语认同和话语主导权。中国共产党认为，虽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于阶级斗争之中，代表着不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其最根本的功能是将“特殊利益”转化为“共同利益”；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为着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与中国革命实际特别是抗日战争实际相结合的，“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9]。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对话语权的争夺，不仅是一个战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战略问题，它关系到政党生存与发展、抗日战争走向以及取得抗战胜利后领导中国如何继续前进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而“话语表达方式是实现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当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科学研判，确立了正确的斗争方针、战略和策略，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性：一是坚决斗争，击破谬误，指出“以马列主义批评其反动理论，以真正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对抗其修正三民主义，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抗其复古主义文化，以三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解释的和我党所实行的）击破其反动政策”；二是坚决揭露，辨明是非，指出“国民党不敢正视现实（由于它自己阶级的没落性），所以在它要表扬自己打击别人时，它就尽量搬出世界上一切没落阶级所惯用的宣传武器，这就是虚伪、夸大、造谣、掩饰。为要击破它的这种宣传，应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立场，我们宣传鼓动中某些夸张的东西是不必要的”；三是坚持真理，采取正确方式方法，指出“应当遵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需要以说理明事的态度，去贯彻义正辞严的立场，以便争取社会的尤其是中间分子的同情”。[10]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经受了考验，无数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认清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11]，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跟随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一批又一批爱国进步知识青年奔向延安的实践，证实了中国共产党话语表达的巨大影响力和举旗定向的巨大感召力。
（三）论争与聚合：党内思想斗争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上来
自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思想界和中国共产党党内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12]。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存在正误两音，其中前者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者“言必称马列”，是极端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由于两种指导思想同时存在，使党内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大相径庭，引起党内不同意见、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引起思想混乱的局面，从而导致党内出现政治斗争，影响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政策的实施。在个人价值观层面，受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起来，过分追求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忽视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价值观塑造过程中出现缺位和断裂的现象。
经过20多年革命斗争的淬炼，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开始意识到从思想根源解决党内分歧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在党的政治指导思想上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性和内生性。这一革命话语的建构，不应仅仅诉诸外部压力，而更应仰赖于独立自主意识觉醒的内在动力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进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中国流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个人方面，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价值观，是现代与传统的交融物，“从根本上纠正了中国价值观启蒙开端上‘外在嵌入’式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开启了价值观启蒙内生性的新阶段”[13]。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庄严地写在自己的党旗上，成为武装全党的行动指南；同年6月，毛泽东思想被正式写入党章，使其在党内的指导思想地位得到确立，由此结束了党内存在的长期的思想论争和分歧局面，聚合并统一了党内认识，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表达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进行的话语创新，因话语表达成功而赢得的话语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胜利奠定了理论、思想、政治和社会的深厚基础，而且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新中国成立后，这套话语体系成为党、国家和社会主流话语的坚实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掌握主流话语、进行话语创新的直接源头和历史依据。
（一）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循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着力打造人民性话语
语言不仅是用来交流的，而且是用来鼓舞人奋进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如此。因此，语言的立场是站在人民一方的，从阶级情感和阶级认同上都站到人民立场上来，同群众结成心连心、手挽手的牢不可破的情感共同体，“和无产大众同着一个运命，所以替孺子做牛就是替自己做牛”[14]，它就会受到人民欢迎；语言是人民自己的情感、利益、诉求的准确表达，它就会在人民群众当中运用和流行；语言是人民大众的，体现了人民性与党性的有机统一，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和人民求福利”[15]，它就成为人民的话语体系和思想的内在依据。
延安时期，一方面，党明确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继承和改造，创造新内容，使之为人民服务；[16]另一方面，党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并把这条路线和方法贯穿到话语构建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人民群众听得懂、能使用、会交流、可普及的时代话语，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入新话语当中的同时，又使新话语通过人民群众的使用，广泛深刻地扎根在人民群众的心田。延安时期话语的人民性，既是“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资本和底气的根本体现；也是我们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历史经验的重要观测点和生动资料。
（二）始终坚持话语理论与话语实践有机结合，既重视凝聚社会共识，也着力造就现实力量
从语言的主客观性来说，如学者所论及，它内含双重意蕴：一个是程度问题，另一个是共性问题。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话语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创新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就是因为其始终遵循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的指导原则，促成了话语理论与话语实践之间有机结合，“要能重视客观，尊重事事物物人人自身所具有的规律、品德而遵循之、诱导之、发挥之”[17]。党善于从内部和社会两方面着手，使党倡导的话语理论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从社会主体上凝聚共识。中国共产党作为话语主体，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确定后，通过组织体系、干部带头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方式传导，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促成话语认同、话语共享和话语同构。即使是在与国民党、中间党派等展开话语争夺中，也通过话语体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高度一致，赢得了社会大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认同。
当然，话语理论要想得到广泛认同，单从主观上凝聚共识是不够的。它需要从话语实践着手，在客观上铸造与主观相符合的现实力量，使话语对象有着强烈的现实感。“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在实际行动上实现出来，我们才能把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变为地上的现实。”[18]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经济、制度和文化三方面着手，为话语理论铸造与之适宜的现实力量，使广大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现实感，这也是其获得话语认同的重要原因。
（三）善于突出话语重点，运用特定话语符号聚焦精神标识，营造主流价值认同
话语是主流价值表达、倡导的重要载体和通道，营造主流价值认同的广泛性，需要运用特定话语符号聚焦精神标识来实现。譬如，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杨松等党的领导人通过演讲、发表文章，使听觉与视觉同频共振，使语言与思想互动共生，他们提出的白求恩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等等，这些既具有革命战争特点又体现时代气息的特定语言符号，不只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精神面貌，而且促进了人民群众对主流价值的充分认同，激励人民群众朝着党指出的目标奋勇前进。“每一种优秀精神文化的内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19]这些都是汇聚到时代精神的精华之中，成为“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和话语标识。[20]
（四）紧紧抓住报纸、刊物、黑板报等媒介，创新话语传播方式方法，增强对中国共产党话语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新话语传播相对固有话语传播而言是一种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话语革命。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新事物要代替旧事物，除了自身的新锐活力之外，也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应该看到，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表达存在严重的“党八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话语的传播。要尽力改变这种现象，唤醒“沉默的大多数”，与群众建立有效的互动关系，除了通过整风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解决“阻隔板”外，在方式方法上，则要遵循话语传播的规律，建立话语情境机制，吸引社会情绪对中国共产党话语的注意力，并增强受众对新话语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与此同时，要做得有声有色，也离不开报纸、刊物、书籍等各种媒介的有效介入。党正是通过刊物、书籍、小册子、画布、木板、讲演会、座谈会、讨论会、展览会、公演等多种形式，将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统一战线、党的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等汇聚成新话语概念、理念、理论要素的新表达，以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简单明了的大众性方式，向社会广泛传播。譬如，1940年初在延安创刊的《边区群众报》体现了“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的理念，达到了让“识字少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的话语表达效果；《新华日报》在第三版开设“读者园地”栏目、在第四版开设“妇女”“青年”“团结”等栏目，建立了与老百姓直接交流、联系的渠道。其他报刊，如《中国工人》《大众文化》《群众日报》以及《抗敌报》副刊《海燕》等也是如此，广受社会读者喜爱。此外，陕甘宁边区及时出台《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定》，“在各个市镇或人口较集中、识字者较多的村庄，创办真正起作用的大众黑板报，并使之真正成为当地群众有威信的善于表扬而慎予批评的舆论机关”。相比纸质媒体而言，黑板报具有话语更直白、阅读更便捷、群众参与更活跃的优势，适应了文盲率达95%以上的陕甘宁边区的传播环境，这成为该地向其他根据地推广的有效经验。
当然，以上四条并不是彼时经验的全部，它只是揭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表达经验最具典范意义的代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传承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表达和话语体系建构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和引领时代发展的鲜明特点。这既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延安时期的历史汇聚，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激荡，更是彼时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初心使命与人民大众紧密相连的同情共感。因此，这些特征是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社会革命主体的时代符号和精神标识。
（一）在语言风格上凸显大众化和民族化的中国特点
语言日常化、通俗化、大众化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表达的鲜明特点。针对晦涩难懂的语言，毛泽东在演讲中曾讽刺那种干瘪无味的党八股或洋八股文风，指出群众的语言是丰富且生动活泼的，如果不能学习这种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那么写文章、做讲演就会“像个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张闻天号召人们应该立即抛弃“党八股”的文风，使用生动的群众语言，“必须抛弃那老一套的‘党八股’，来学一点生动的语言”[21]。脱离了群众话语的文章讲演，不仅不能吸引人，不能走入群众心灵，引起群众共鸣，甚至还会引发群众反感，产生相反的效果。追求大众化、民族化语言的结果，使党的文风非常通俗易懂，树立起真正面向群众、立足群众的话语风格。
在话语表达上，中国共产党采取的话语策略是保持独立性，坚持开放性、兼容性的态度，运用大众化、民族性、中国化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立足中国大地、扎根中华文化沃壤。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在谈到“中国向何处”问题时，毛泽东用“愁眉锁眼”“甚嚣尘上”“首当其冲”等成语，又配合使用“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当作一番开台锣鼓”等俗语，强调时局的危急性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迫切性；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时，毛泽东用“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人莫予毒”等大众语言，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维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的决心和重要性。又如范文澜在《论正统》中，指责蒋介石用“糊涂观念”卖“狗皮膏药”，“蒋记国民党政府，门悬‘孙中山嫡派信徒’，‘奉行三民主义’两块招牌，糊涂观念的人们被诱惑了”[22]；何干之将中国封建制度比作“木乃伊”，“棺盖打开，同外界的空气接触，尸体就开始腐烂”[23]。这些大众性话语比喻恰当、借用准确、形象生动、内涵丰富、语意明确、诙谐幽默，具有道理上的说服力和思想上的震撼力。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表达中，他们妙用巧用各种成语、俗语、方言、俚语、歇后语等大众化、民族化的语言，作为思想武装的犀利武器，体现了时代性、斗争性和生趣盎然、生动活泼的话语风格，凸显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表达形式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以及内容革命性、创新性、进步性的特征，发挥了扩大党的声音、传播党的主张、争取群众认同的重要作用。
（二）在思维方式上彰显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哲学有机结合的辩证特点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群体，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分析中国革命若干问题的同时，还灵活使用了富有中国风格的哲学智慧和思维方法，包括比兴论证、事例论证、对比论证、道理论证等，在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理论等话语叙事中加入群众耳熟能详、充满哲理智慧的历史故事、文化典故，并因人而异、因事而化、因地而宜、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意新喻，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原则、思想、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实践的目的，同时创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新机遇。其方式方法正如杨松所说：“应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应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唯物辩证法，去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为建立以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为内容和以中华民族的形式为形式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24]譬如，中国共产党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空间定位在中国与世界之中，这就找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方位和出发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从传统哲学的“中国与世界不可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5]，“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26]的新论断，体现了很高的辩证认知水平。中国共产党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间定位为阶段性与过程性相统一，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实践步骤，而如果要把社会主义任务合并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去完成，“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这就为科学制定发展阶段上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威力。
当然，这些辩证法的话语表达也不失严肃活泼与尖锐新颖的话语风格和特点。因为任何高明的话语从来都不是板起脸来教训人，不是装腔作势地吓唬人的，也不是故作高深地抬高自己，而是在轻松活泼、交心谈心、同情理解的交流中赢得信任和接受。譬如，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借用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提出党的工作要切合实际，符合人民利益，得到人民的拥护。在对敌斗争中，语言也是一种武器，是批判敌人、打击敌人、克敌制胜必不可少的武器。中国共产党人采取揭露、批判和斗争等方式方法，体现出尖锐深刻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充满斗争精神的力量。刘力用漫画的形式，形象刻画出这些人卖国求荣、推卸责任、张狂慌乱的可笑面目。这些都收到了“语言就是匕首、投枪”的积极效果。
（三）在政治话语上创造语言符号和话语标识的革命特色和进步亮色
延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其重要标志是党创造出系统性、时代性语言符号和话语标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特色和进步亮色，打造了政治话语的红色底色。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标语、口号从来都是革命者奋斗的旗帜，是凝聚革命队伍的精神鼓舞。譬如，运用阶级、阶级斗争、国家、社会革命等构建政治哲学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民族统一战线，纳入具有新形态、新内涵和新特点的阶级斗争范围。形成了一系列诸如革命与反革命，国家与社会，阶级与阶级斗争，政党、领袖与人民群众以及英模群体和代表性人物（三五九旅、白求恩、张思德、鲁迅）等标识革命运动的话语表达和话语体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属性、政党立场、使命担当和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性、正义性、进步性、时代性的鲜明标识。
总体上讲，延安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话语标识，它在彼时的话语体系建构中是最重要的符号和最醒目的标识。它是基于话语表达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的理想、信念、信仰、理论和奋斗目标。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鼓舞和激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战旗，而且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中国革命在世界上广为人知的中国符号、中国形象、中国力量。正如有专家所论，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显著标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并夺取主导地位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这一话语表达和体系建构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和学术价值。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正是通过上述中国共产党人的语言标识和实践成果来体现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阶级底色、实践亮色和革命红色。
注释：
[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98页。
[2]参见徐立波、朱小玲：《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基础及现实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9期；赵秀敏，孔德永：《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权的建构途径》，《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21页。
[4]冯乃超：《抓住战斗的中国民族这个崭新的形象》，《抗战文艺》（选刊），1938年第1卷第7号。
[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
[6]《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增强抗战力量》，《解放》，1938年第34期。
[7]凡丁：《新年中的我们》，《群众》，1945年第10卷第1期。
[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
[9]毛泽东：《发刊词》，《共产党人》创刊号，1939年10月。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11]朱德：《巩固全国抗日军的团结 争取最后胜利》，《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2卷第6期。
[12]《整风文献》（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第221页。
[13]温泉、吴向东：《中西价值观启蒙的模式差异及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4]余伯约：《如何做大众的牛——读“文艺问题”札记之一》，《群众》，1944年第9卷第18期。
[15]毛泽东：《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1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二月八日的演讲）》，《群众》，1942年第7卷第14期。
[17]《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化》，《群众》，1943年第8卷第3期。
[18]洛甫：《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共产党人》，1940年第7期。
[19]康凤云、黄仁森：《焦裕禄精神的话语变迁及其当代意蕴》，《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20]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98页。
[21]《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1页。
[22]范文澜：《论正统》，《军大导报》，1948年第131期。
[23]何干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7号。
[24]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5期。
[25]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5～416页。
[26]毛泽东：《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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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2022年度重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2ZXHYZ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项目编号：LSYZD21001）。
作者简介
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修安萍，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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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习与实践2022年总目录02 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12期目录及摘要
03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结构与叙事话语建构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作者：吕列霞 陈锡喜）04 “全过程人民民主”专题05 政府绩效管理的有效性机理研究 | 公共管理（作者：徐双敏）06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兼对“生产率悖论”的再检验 | 经济（作者：郑琼洁 王高凤）07 从“梁王”到“二冯”：文化史研究中的观念传承与范式转型 | 历史（作者：傅才武 严星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