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式微”：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化视角的过程-机制分析 | 社会

Original 王向阳吕德文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人情式微，是近年来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鲜明特征。本地和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劳动力机会成本凸显，传统社会互助体系难以维系并逐步走向瓦解，传统社会功能性互助关系萎缩，现代社会情感性价值关系彰显。当前以及未来农村社会关系将如何变迁以及何以可能，值得我们关注。

“人情式微”：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

——基于劳动力市场化视角的过程-机制分析

作者：王向阳吕德文

摘要

“人情式微”，是近年来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典型现象和重要特征。既有国家与社会、市场与农民关系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充分呈现当前农村社会关系变迁实践中丰富复杂的微观机制。引入“劳动力市场化”视角，研究发现：“人情式微”的本质问题是村庄社会关系理性化。其演变的核心机制在于：外部经济社会开放，农村人口开始流动，劳动力由过剩转向去“过密化”；本地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劳动力价格出现，劳动力机会成本凸显，传统社会互助体系难以维系并逐步走向瓦解，现代社会市场交换体系确立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嵌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功能性互助关系萎缩，现代社会情感性价值关系彰显。同时，鉴于农村社会的托底功能以及人情等社会文化观念变迁的滞后性和复杂性，当前农村社会关系渐行渐远、淡而不断并逐步走向“人情式微”这一局面必将长期存在。

关键词 ：农村社会社会关系社会互助劳动力机会成本市场交换

一 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家进村、市场下乡、农村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农村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迁，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议题。其中，社会关系变迁就是其重要变迁内容之一，这也构成了近年来学界开展三农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学术生长点。长期以来，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1]一词已成为概括我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概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长期以来，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中，绝大多数村民在村生活，生于斯，老于斯，村庄生活丰富且完整，信息高度充分，人情、面子、关系等社会机制发达，帮工、换工等社会互助现象广泛存在。随着外部世界的开放，打工经济兴起并日益普遍化，农村人口流动加速，熟人社会半熟人化特征突出[2]，加之农村居民组织松散，无主体熟人社会[3]出现。这一变迁也在笔者近年来在各地农村调研访谈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确证。

当问及在村生活变化及感受时，笔者多次听到不少村民发出如下感慨：“现在村里人和人之间感情越来越淡了，以前很亲密，感觉很亲切；现在都是各顾各的，一切向前（钱）看，变得不咸不淡、不远不近、熟悉但不亲密、亲近但有距离！”以上话语，生动形象地揭示了近年来我国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农村人际交往理性化，原先基于乡土社会的人情往来日渐淡薄，笔者称这一过程为“人情式微”。从经验层面来看，当前农村社会人情往来越来越走向“名难副实”或“名实分离”，越来越难以承载原先基于乡土生活的社会互助功能。维系基本人际关系的人情往来之所以仍在进行，只是出于最基本的人情脸面。作为研究者，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人情式微”这一较为普遍的农村社会现象呢？这一变迁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更有趣的是，中短期来看，村庄内部人情式微的同时，为什么又“续而不绝”呢？以上构成了笔者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

二 既有研究与分析进路

农村社会关系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具有独特价值，厘清农村社会关系变迁样态及其机理，更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分步骤有效实施的基础性问题。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是两个主要的理论传统，宗族和共同体研究，以及近期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研究，也有助于在某个面向上理解农村社会关系[4]，但均必须回到近年来中国农村大地上正在广泛发生的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丰富实践中来。

（一）既有研究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变迁，学界已有丰富积累，为本研究进一步推进提供了丰富有益的启发。梳理既有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类研究进路：

一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在传统社会，理想类型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典型样态呈差序格局分布[5]，持守伦理本位，讲究尊尊、亲亲[6]以及远近亲疏，其中家庭本位与村庄认同是核心，社会互助功能凸显、价值意义充分的人情往来则构成其重要维系机制[7]。近代以来，随着国家能力的持续增强，开启了一系列针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工程。国家主导的基层政权建设[8]、项目资源进村[9]、技术下乡[10]、司法下乡[11]、党建引领[12]等，在深刻改变国家与村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同时，也在强势明显地推动着乡村社会内部本身社会关系的变迁。乡村社会内生社会机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正式体制和基层组织，尤其表现在矛盾纠纷调解上，民间社会权威日渐退场，国家正式司法体系作用愈发突显[13][14]。在此过程中，人情往来所维系的社会调节机制和社会互助功能逐渐被剥离，进而深刻影响乡村社会内部人际交往。这类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为我们考察乡村社会关系变迁提供了重要研究视角。

二是市场与农民关系视角。既有研究指出，城市化和打工经济所引发的农村人口大流动构成理解当前市场与农民关系的结构性背景。[15]在传统社会，外部世界经济机会有限，村庄生活相对封闭，本地有限的经济机会难以承载相对充足的劳动力数量，更多的农村人口主要依托农业和农村完成再生产，劳动力过密化或内卷化明显。劳动力过密化条件下，劳动力本身没有价格或价格极低，加之传统乡村社会本身人情、面子等社会机制的滋养，村庄社会内部帮工、换工等社会互助机制异常发达。随着外部经济社会的打开，城市化大背景下，农村人口开始流动，农村居民居住格局和居住模式发生变化，村庄公共空间发生转型[16]，加之打工经济影响，人口普遍外流，在村人口有限，留守型村庄特征突出[17]，原先由人情往来所维系的帮工等社会互助机制难以维系，乡村社会生活实践本身迫切呼唤一种全新的市场体系出现。在此过程中，更为关键的是，在人口流出、市场进村的过程中，在村劳动力由“过密”走向“稀疏”，劳动力本身变得日渐稀缺，劳动力价格出现，经过短时间发酵后，一个嵌入乡土社会的新型劳动力市场化供给体系应运而生。在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情况下，传统社会互助机制难以存续，市场交换取代社会互助，进而深刻影响村庄社会本身社会关系形态。

纵观既有研究，以上国家与社会视角和市场与农民视角，敏锐地发现了“国家”“市场”等结构性因素对村庄社会、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存在一个共性，均属于外部视角下的结构性分析，多关注外部“国家”“市场”等结构性因素对乡村社会本身的影响，社会关系本身只是构成其重要影响之一；偏宏观研究，缺乏将农村社会关系变迁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更为深入细致的中微观研究，也就容易忽略乡村社会关系变迁过程中更为微妙自洽的微观事实和中观机制分析。近年来丰富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变迁实践迫切呼唤在丰富经济社会事实基础上的更具解释力的中观机制研究。

（二）分析进路

基于研究，笔者发现：在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打工经济不断壮大、市场化程度不高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居民已经产生了村庄社会内部人情越来越淡薄、社会关系越来越理性化的强烈感受。这说明在乡村社会关系变迁过程中，国家进村、市场下乡等结构性因素的出现，只是加速了这一社会变迁进程；在此之前，一定存在其他更为基础性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如何有效挖掘出这一影响因素和实践机理呢？不同于国家与社会、市场与农民关系等外部视角下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既有研究，本文在既有村庄社会自主性研究基础上，拟引入“劳动力市场化”这一村庄社会内部研究视角，通过对近年来乡村社会关系变迁实践过程的考察，充分挖掘影响村庄社会的各项关键性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机勾连，进而提炼出对这一变迁实践更具解释力的中观分析机制。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引入“劳动力市场化”这一研究视角，并不意味着本研究完全放弃或排斥既有国家、市场视角下的既有研究，恰恰相反，它们构成了本研究进一步展开的重要基础和结构性背景；第二，田野调研发现，在若干特定条件下，村庄社会自身存在一整套自主演化的社会变迁逻辑，这是经验世界内生自洽的演变规律，基于此，笔者引入并接续了村庄社会自主性这一理念；第三，相比国家与社会、市场与农民等偏宏观外部视角，劳动力市场化属于中观层次上的本体性视角，更加契合村庄社会变迁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村庄社会内部人情往来之所以存续，内核在于其社会互助功能，其本质是：在劳动力过密化条件下，广大农村居民通过人情往来这一最低成本的制度化社会关系建构，有效解决了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红白事等人生重大事项期间所产生的超出“一家一户”的劳动力需求。在农村劳动力走出过剩状态的过程中，劳动力价格出现，基于人情亏欠的社会互助体系长期均衡瓦解，社会互助体系难以存续，劳动力供给从社会互助逐渐向市场交换转变，进而推动农村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因此，“劳动力市场化”可谓理解当前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重要视角和关键机制。

本文经验材料与学术思考主要来自笔者于2020年7月10日至7月30日在山西运城临猗县F村所开展的为期20天的田野调研。调研期间，笔者主要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在实际参与部分农户果园摘果劳动的基础上，对当地村两委干部、村民组长、村民代表、果农、中老年人等进行了充分访谈，从而获取了大量一手素材。F村，隶属于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距离县城10公里，位于当地坡上，属于苹果主产区。当地有“坡上苹果坡下枣，半坡的石榴真是好”的说法。F村下辖3个自然村、350户、1463人，共有耕地面积5000余亩，其中4500亩为苹果，其余为桃子、柿子等。据悉，当地果业经济起步于20世纪90代初，农业雇工现象几乎同时出现，目前农业帮工、换工等现象基本消失。建房工程队在改革开放不久后就开始出现，目前农村建房多数选择“包工不包料”；红白喜事一条龙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目前已成当地农户过事的普遍选择。这一社会互助变迁，基本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保持一致，因此F村具备个案分析意义上的典型性。

基于田野调研，通过案例分析方法，旨在挖掘提炼近年来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的演化机制，是本文研究目标所在。基于此，本文研究思路与行文框架介绍如下：一、梳理并呈现近年来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的经验图景；二、提炼影响这一社会关系变迁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机勾连，从而提炼出其中观层次上的影响机制；三、在“人情式微”这一总体态势下，进一步分析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以及演变趋势；四、对全文做出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行理论提升与理论对话。分析框架参见下图1：

三渐行渐远：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经验图景

调研期间，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均提到一个近年来感受越发强烈的现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庄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人情味儿越来越淡，尤其是邻里之间变得不如以前亲热，渐行渐远[18]。从经验层面看，人情由浓向淡，涉及我国农村社会一个日益突出的显著变化，即社会关系理性化，与之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互助体系瓦解，市场交换体系逐步确立。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转变在各地发生并非同时均质的，但大体遵循了相似的转变过程。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一过程，笔者拟以“红白事一条龙”的出现为叙事线索，来梳理这一经验图景。

（一）传统社会：基于人情亏欠、延时支付为基础的社会互助体系

对广大农村居民而言，在村社内部生活，每家每户均存在超出一家一户能力范围之外的广泛的社会互助需求，小到日常生活互帮互助，大到农业生产、建房帮工等家庭重要事项，其中红白事帮工就是其典型事件。据当地村民介绍，在红白喜事一条龙出现之前，如果谁家过事，按照农村传统习俗，一般本家需要参与既定的各项仪式性活动，对于红白事筹办，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村社内部社会互助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酒席筹办。据悉，一般主家过事，少则要办十几桌，多则几十桌，一条龙服务出现之前，酒席所需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等硬件设备，需要从村内相当一部分农户，尤其是同一村民小组范围内一家一户借用，用完即还。除此之外，做菜的师傅一般由村庄厨艺较好、做饭经验丰富的村民担任，事前约请，事后送上烟酒等表示感谢。酒席当天，洗碗、端菜等一应人工，也均由同村人，一般是同一村民小组的村民免费义务承担，主人家负责管饭就好。在这一过程中，对办事的主家是人情，对村庄其他农户而言是义务，借还之间、来往之中就产生了人情亏欠，家家皆同。如此，过事办酒过程中的硬件、人工等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二是请人抬棺。一条龙服务出现之前，当地有请人抬棺的说法。根据棺材大小轻重不同以及主家人缘好坏，抬棺人数安排也会有差异。一般而言，少则需要十几人，多则需要几十人，考虑到抬棺过程中的仪式安排及相关禁忌，一次抬棺时间一般较长，也就对劳动力体力提出了要求，一般由村庄青壮年担任。事前事后发烟、送烟等表示感谢。值得说明的是，假如主人家平常不注意为人处世，尤其是人缘太差的话，轮到自己家过事时，极有可能遭遇无人抬棺的局面。访谈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某村民人缘较差，轮到其母亲过事时，众人决定给他们家一个教训，拒绝为他们家抬棺；万不得已，主人家一家一户上门去请，甚至向村民下跪，方才取得众人谅解，答应抬棺，出殡仪式方才得以顺利完成。可见，传统社会中注重做人之道尤其重要，村民生活高度依赖村庄社会互助体系。

三是请人打穴。适逢白事，出殡仪式如欲顺利完成，还需要一个妥善的墓穴，部分地区称之为“开圹”。一条龙服务出现之前，家人过世后，一般随即就会约请当地风水先生勘穴定位，确定墓穴方位后，就需要请同村村民带着铁锨、镐头等工具上地打穴，一般约请三五位青壮年，需要打上一个半天。笔者调研所在的山西临猗F村，鉴于地形特殊，当地打穴要求一般是深四五米，因此需要三五位青壮年村民连续打上三天才能完成。

以上主要以白事为例，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红白事一条龙服务出现之前，农村家庭如欲顺利完成红白事筹办，高度依赖村社内部社会互助体系，以满足其全过程中所产生的广泛的硬件设备需求和劳动力用工需求。这一社会互助体系，基础在于人情亏欠，基本特征是延时支付，预期稳定，进而在长期的村庄社会生活互动中可实现长期均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村社内部人情往来之所以丰富发达，其功能性内核恰恰也在于此：超出小农家庭范围之外的红白事等社会互助需求的广泛存在，倒逼小农家庭通过人情往来这一制度化手段来不断建构、维系、强化或调节其村社内部社会关系。

（二）现代社会：基于货币交易、即时支付为基础的市场交换体系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红白喜事一条龙等市场化供给体系出现，并日益成为绝大多数地区绝大多数农户的普遍选择。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具体时间节点并非均质出现，各地略有差异，但大体保持了相对一致的演变路径。一条龙服务出现后，原先由村社内部社会互助解决的劳动力用工等需求，转变为由主人家向市场付费解决。仍以白事一条龙为例，变化如下：

一是酒席包桌一条龙服务。原先，主人家过事办酒，需要且只能依托村社内部社会互助体系来解决酒席筹办过程中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用工等各项需求；酒席包桌一条龙服务出现后，主人家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提前预订下过事当天所需的酒席用餐一条龙服务。从调研来看，各地一般又发育出三种形式：一种是全包，即对方不仅提供人工和设备，而且还可以代买酒席肉菜等，每桌300-500元不等，优点是省心省事，唯一的代价是更高的付费；另一种是半包，即对方只提供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等设备和人工，酒席所需的肉菜等由主人家自主安排采购，优点是成本较低，每桌8-15元不等，只付设备使用费和人工雇佣费用即可，缺点是主人家要多操些心；第三种是最初的形式，即只提供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酒席用品，一般每桌租赁费用在10元上下，市场整合程度最低。随着市场自身的发育成熟，目前酒席包桌一条龙服务中“全包”日益普遍，实现了之前社会互助事项最大限度的市场化改造。换言之，当前阶段，全包服务模式下，小农家庭对社会互助需求可降到最低限度。

二是机械化灵车拉棺服务。据悉，在山西临猗当地农村，之前丧葬期间出殡抬棺均由人力承担，一般都需要二三十位壮劳力分成两班轮流抬棺，否则出殡仪式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20世纪九十年代，当地某一乡村出现了一种叫做“灵车”的机械化装置，替代人力抬棺，改为灵车拉棺，先进又好用，极大节省了人力，进而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当地农民家庭办理丧事出殡期间的首选。目前，这一灵车拉棺每次费用在200-300元，额外加一条百元上下的香烟。值得说明的是，当地灵车的出现，始于一个偶然契机：当地有位从村庄走出去的中年人，在当地县城机械厂上班，见到村里人办事抬棺太过麻烦费力，因此就回到厂里改装了一个可机械牵引、可自主调节升降的移动装置送回村里，一经出现，迅速获得了当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很快就得到广泛使用和大面积推广，现在就叫做“灵车”。相比请人抬棺，灵车拉棺虽需要付费，但却以不高的代价化解了主人家亏欠村民人情的心理负担和诸多麻烦，因此这一市场化供给体系得到迅速推广。

三是机械打穴一条龙服务。据悉，目前以笔者调研所在的山西临猗F村为典型代表的相当一部分村庄，打穴开圹基本不用人工，而是选择挖机直接开挖成穴。据村民介绍，目前F村当地机械打穴价格在每次200元，属于近十年来出现的新现象。相比请人打穴，机械打穴用时短、效率高，关键是节省人力和不亏欠人情。因此，机械打穴服务日渐走进各地村庄视野，大有普遍推广的发展趋势。

以上白事一条龙服务出现前后变化，可参见下图2：

近年来，以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为典型代表的各项一条龙服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在短时间内迅速瓦解并替代了原先基于人情亏欠、延时支付但长期均衡的村社内部社会互助体系，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对社会机制的替代，典型表现是货币交易，基本特征是即时支付，人与人交往并不必然要求注重做人之道和人情往来。在市场化供给体系出现的情况下，小农家庭凭借其自身经济条件，选择向市场付费，同样可以有效解决原先由社会互助体系所满足的装备、人工等各项社会化服务。个体小农家庭对村庄内部社会关系依赖程度下降，进而影响到村社内部人际交往以及社会关系样态，并出现了“渐行渐远”“越来越淡”的发展走向和心理感受。红白喜事如此，农村建房如此，农业生产更是如此。

四市场嵌入社会：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演化机制

为了更好地挖掘当前农村社会关系渐行渐远、越来越淡这一变迁过程中的演化机制，笔者引入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建构这一方法论工具。在传统社会，对小农家庭而言，社会关系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宗亲、姻亲等血缘关系，先赋性强，讲究责任和义务；二是朋友等村庄之外的社会关系，高度依赖于个人社会交往；三是地邻这一典型且重要的地缘关系，一般限于村庄范围之内，尤其是同一巷道、院坝、湾子等地缘单元范围内，后天建构性特征突出。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是第三类。传统社会小农家庭能力有限，存在诸多社会互助需求，高度依赖于村社范围内的社会互助体系。一直以来，在长期的村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情便作为较低成本的关系建构、关系确认或关系调整的制度化工具而存在，其之所以长期延续，恰恰在于其功能内核，即社会互助。在社会互助过程中，村庄社会内部比较讲究做人之道[19]，越会做人，社会互助体系越发达，反之，则严重影响小农家庭正常村庄生活，尤其是在遭遇红白事等重大人生事件时，极有可能面临“无人可帮”的尴尬境地。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往广泛，社会互助普遍，并衍生出人情、面子等诸多社会机制以及人情味浓厚这一社会心理体验。近年来，这一社会心理体验却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一）外部经济社会开放、人口流动与农村劳动力去“过密化”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农村社会相对封闭稳定，本地二、三产业发育不良，外部经济机会极其有限，农村劳动力主要依托农业生产完成基本家庭再生产[20]。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过剩状态，且高度集中于农业生产环节，单位投入增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相应农业生产的有效发展，黄宗智称之为农业生产的内卷化[21]。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我国农村走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全面拥抱市场社会。在此过程中，东南沿海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外部经济社会打开，打工经济出现并日益成为广大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常态。在此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开始流动，多数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少数坚持在地生产发展，从而在短时间内就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即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去“过密化”转变。

随着广大农村劳动力去“过密化”的出现，原本过密的农村人口开始变得稀疏，本地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稀缺程度迅速显现，劳动力价值受到重视，劳动力价格出现。这一劳动力价格，也从最初开始的每天1元、2元，逐渐上涨至当前的每天100-300元不等，各地形成了相对成熟稳定的本地劳动力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劳动力市场：一是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二是区域性或地方性劳动力市场。对广大传统农区而言，一般而言，本地劳动力市场价格要低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在比较收益的驱动下，传统农区劳动力多向东南沿海等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流动，这也是当前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劳动力流向的动力机制和基本格局。这一过程目前仍在持续，高度取决于既有东中西部城乡产业分工格局下各地经济机会的分布。哪里提供充满比较优势的经济机会，农村劳动力就将向哪里流动。这一去“过密化”过程的出现，并不完全取决于外部经济社会，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自身同样将产生这一结果。笔者调研所在的山西临猗，当地属于果业经济大县，中青年人外出务工经商较少，大多选择本地就业，同样出现了和全国其他农村地区一致的社会关系变迁趋势。其中关键是果业经济为本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提供充沛的经济机会。鉴于全国绝大多数传统农区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依靠外部经济社会开放这一因素，因此笔者选用了更为一般化的外部经济社会开放一词进行分析。这是近年来农村社会关系发生变迁的重要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

（二）劳动力机会成本出现、社会互助瓦解与市场交换替代

随着农村劳动力去“过密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由密转疏，劳动力稀缺性提高，本地劳动力市场形成，劳动力价格出现，劳动力机会成本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对小农家庭而言，原先由村社内部社会互助体系来满足的广泛的社会互助需求依然存在，怎么办呢？究竟是市场化供给体系率先出现并取代了社会互助体系，还是社会互助体系最先瓦解本身倒逼市场化供给体系的出现？这一过程的实践机制究竟如何？既有解释多认为先有市场交换，而后替代掉了既有社会互助体系，进而难以持续并走向瓦解，但从笔者在各地农村调研来看，对村庄社会而言，日渐形成的市场交换体系只是起到了催化加速的效果，从根本上看，基础和关键正在于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问题出现后，村社内部社会互助体系本身发生变化的客观演化结果。

劳动力机会成本问题出现后，对广大农村居民而言，如若再想通过既有社会互助体系来解决其社会互助需求，则面临如下两难困境：如约请他人前来免费帮忙，则耽误了他人实现自身劳动力市场价值，同时也不经意间让对方陷入了尴尬境地，帮忙耽误挣钱，挣钱抹不开人情；如不约请他人到家帮忙，则自家红白事等重大事件就难以顺利完成。以下常见话语颇具典型性：

“以前，谁家有红白喜事，大家都来免费帮忙，今天我帮你，明天你帮我，有来有往；现在人都出去挣钱，再请别人来帮忙，亏欠别人人情不说，关键还耽搁别人挣钱。更关键的是，别人也不一定有空，再请别人帮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访谈记录：20200719WXY）

基于此，劳动力机会成本出现后，传统既有社会互助体系也就面临难以持续的风险。可问题恰恰在于：既有社会互助体系在走向解体，可小农家庭基于建房、红白事、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等而产生的广泛的社会互助需求依然普遍存在。针对这种情况，建房工程队、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农机农技等社会化服务等市场化供给体系随之出现。随着市场化供给体系本身的发育成熟，原先由人情亏欠所支撑起来的社会互助体系更加难以持续，进而出现了市场交换全面替代既有传统社会互助体系的普遍局面。在市场化供给体系下，小农家庭并不必然需要通过日常生活中注重为人处世来积累人情、经营人际关系来建构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互助体系，而是主要通过货币支付来购买市场化服务，中介物是货币，而不再是人情，由此也就日益改造并形塑了当前村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样态，并深刻影响农村居民社会交往心理体验。劳动力机会成本出现、社会互助体系瓦解与市场交换替代，也就构成了近年来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核心机制。

（三）市场嵌入社会、社会交往密度下降与人情价值-功能名实分离

传统村社内部社会互助体系难以持续，市场化供给体系出现，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嵌入乡村社会，其核心嵌入路径和基本特征正在于劳动力市场化。本地劳动力市场出现后，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各地乡村社会流行的各类市场化一条龙服务，并非外部输入，而是对既有乡村社会在村劳动力的市场化整合，社会互助需求同样得到了有效满足。在此过程中，重大变化主要集中在劳动力组织机制，之前是基于人情亏欠的社会互助机制，目前走向了基于货币支付的市场交换机制。表现在村庄社会具体生活实践中，甚至是同一班人，只是组织机制发生了改变，需要主人家由亏欠人情到支付货币。

在向市场付费购买服务的大背景下，村庄内部社会交往密度同步下降。原先由主人家需要挨家挨户上门借用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硬件装备以及专门上门约请的做饭师傅、帮厨人员、抬棺人员、打穴人员等人工，目前只需要主人家向特定市场化服务组织负责人提前预订，向其付费即可得到相应的一系列市场化服务，进而顺利完成红白喜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或仪式活动。不再依赖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后的农村社会，逐渐演变为单纯为在村村民提供居住等基本日常生活功能的物理场所。村民之间见面也日益沦为了“点头之交”，打个招呼就继续各回各家，各自开展自身家庭生活。在此过程中，走向市场，而非向社会求助，日益成为广大农村社会小农家庭的普遍选择和一般状态。以下话语同样非常典型：

“现在人情淡了，大家都向钱看，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一条龙服务很多，多花点钱，也不欠别人人情了，省心省事；走人情也就是当天到了把人情（份子钱）一上、把饭一吃，甚至饭也不吃就走了！平常各顾各的，关起门来过自己日子，见面就打个招呼，你好我好大家好！”（访谈记录：20200721LSF）

村庄内部社会交往密度下降后，人情往来也日益走向形式化参与。人情往来不再承担社会互助功能，更多的只是扮演着关系确认的角色。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互助需求供给方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小农家庭通过人情往来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积极性大大下降，更为普遍的心理只是碍于熟人社会内部底线的人情面子考虑，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确认关系，不撕破脸面就好。基于此，笔者认为，对村庄社会内部小农家庭而言，褪去了社会互助功能的人情往来，目前处于走向价值与功能名实分离的过渡阶段，且从中短期看，这一现象和心理体验将是常态。

综上，近年来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演化机制如下：外部经济社会开放后，农村人口开始流动，农村劳动力迅速走出“过密化”这一内卷状态；随着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推进，本地劳动力市场出现，劳动力机会成本问题凸显，传统村社内部既有社会互助体系难以存续并走向瓦解，新型市场化供给体系出现并日益主导农村社会生活；在市场全面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村庄内部社会交往密度大大下降，人情往来褪去社会互助内核，仅具备关系确认功能，人情往来走向名实分离。随着村庄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广大农村居民而言，渐行渐远、人情变淡这一社会心理感受将愈发强烈。

五破与立：未来城乡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发展走向再审视

既有研究指出，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农村人口流动，当前我国正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22]。在此过程中，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大体遵循了“离村—进城—不返乡”的流动路径。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当前城乡中国时代来自农村社会的流动人口以及城市新市民家庭就切断了与农村社会的经济社会关联呢？未来城乡中国时代农村社会关系发展走向如何呢？

（一）村庄社会关系持续式微与村庄社会结构高度离散化当前，随着传统村庄社会互助体系持续解体，原先支撑村庄社会内部社会关系互动的功能基础和价值内核将日渐消解，村庄社会关系也将愈发淡薄，村庄社会内部人情往来越发走向名实分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关系市场化、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居民个体化因素凸显，村庄社会内部社会关系异质性增强，将进一步极大消解村庄社会既有宗族、户族、地邻等社会关联，村庄社会结构将持续走向离散化状态，原子化或类原子化村庄社会将日益凸显并呈现普遍趋势。这一变化趋势，并不取决于村庄精英等个体意志，而是高度依赖于当前村庄社会劳动力市场化、机会成本问题凸显等内外部市场力量等结构性因素，尤其是随着城市化持续推进以及农村人口持续外流，这一变迁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这也是当前广大农村各地村民普遍感受到村社内部社会交往渐行渐远、人情味越来越淡的重要原因。 （二）村庄社会功能性互助关系萎缩与现代社会情感性价值关系彰显随着村庄社会互助体系的瓦解，传统社会互助机制对广大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影响将持续下降，由此必将导致村庄社会互助性功能关系进一步萎缩，人情往来范围、对象等也将随之发生重要改变。进入城乡中国时代，广大农村家庭流动范围和交往对象将远远超出既有村庄社会界限，在村庄社会关系萎缩的同时，来自外部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等将愈发凸显，同时，基于打球、垂钓、跑步等事项或兴趣爱好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也将逐渐增多。随着现代新型社会关系的逐步确立，围绕家庭生活和个人发展，其个体情感将得到充分表达，社会关系处理将更加机动灵活，来自村庄社会的价值规范将失去调节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法则。在此过程中，对个体家庭而言，包括原先社会互助需求在内的各类需求，将主要通过个体付费向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得到解决。也正因如此，相比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对个体家庭劳动力市场价值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市场付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进一步讲，从生活便利程度上讲，城市的确代表更美好的生活，但这一美好的生活却是以城市化家庭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价值以及更高昂的市场支付成本为基础和前提的。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如此，从短期看，村庄社会关系并不会轻易断绝。众所周知，截至目前，我国仍有2亿多在城乡之间常年往返的农民工群体，目前业已在城市买房的新城市化家庭城市生活也尚充满变数，因此，对包括农民工群体、新城市化家庭等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群体而言，他们仍将依托农村生活来艰难地完成预期中的高质量家庭再生产。更为重要的是，来自村庄社会的人情、面子、关系等社会文化观念变迁具有滞后性，并不与农村人口流动、村庄社会结构变化等保持同步，因此，在短时间内，尤其是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期，村庄社会内部人情往来并不会断绝，大概率上将长期呈现出一种“淡而不断”的关系样态。
六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农村社会关系变迁，是透视当前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其中人情往来恰恰是反映并观察小农家庭社会关系变迁的绝佳切口。人情往来，既是村社内部常见的基本社会交往机制，同时也是小农家庭制度化的关系建构机制，更是依托人情亏欠而展开的长期社会互助机制。人情产生之初，内生具备关系建构和社会互助双重功能。近年来，农村社会关系发生重要变迁，既有国家与社会视角、市场与农民关系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呈现这一农村社会关系变迁背后的中微观层面的复杂演化机制。本文秉持村庄自主性理念，引入了劳动力市场化视角，基于山西临猗农村的田野调研，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渐行渐远、人情式微，构成了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主要经验图景；二是这一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核心机制在于外部经济社会开放、农村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去“过密化”状态下，本地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形成，劳动力机会成本问题出现，既有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变得难以持续并逐步走向瓦解，基于货币支付能力的市场交换体系短时间内迅速替代，在市场全面嵌入乡土社会的大趋势下，村社内部社会交往密度同步下降，基于人情往来而产生的社会互助体系逐渐走向名实分离；三是从中短期看，这一农村社会关系必将走向弱化，村庄社会结构离散化趋势难以逆转，在传统社会互助性功能关系发生萎缩的同时，现代社会情感性价值关系逐步确立，从中长期看，鉴于农村社会的托底功能以及人情、面子、关系等村庄社会文化变迁的滞后性和复杂性，农村社会关系将长期处于“淡而不断”的关系形态。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人情式微、渐行渐远大趋势下的农村社会，是否仍然可以称之为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呢？从社会关系样态看，当前农村社会关系处于熟悉亲近的传统熟人社会和陌生且有明确界限的现代陌生人社会之间，但转型社会一词又是一个模糊且“偷懒”的概念，难以充分传达出当前农村社会熟而不亲、不远不近、淡而不绝且日益走向式微的社会关系样态，因此并不能准确深刻概括当前农村社会形态。基于此，能力所限，笔者在本文姑且暂先提出这一基础性元问题，重点在于充分呈现并挖掘其社会关系变迁中观机制，至于问题的解决方案，尚需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贺雪峰：《半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

[3]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读书》，2011年第1期。

[4]李义波、弓路沙：《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研究述评：理论传统及其发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5]李永萍：《找回家庭：理解中国社会活力的微观基础》，《文化纵横》，2019年第4期。

[6]吴飞：《五服图与古代中国的亲属制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7]王德福：《中国农村家庭性质变迁再认识》，《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10期。

[7]周庆智：《重构乡村社会：国家视角或社会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8]黄振华：《从强制到适应：政府与乡村关系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以国家惠农政策为分析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4期。

[9]王丹、刘祖云：《乡村“技术赋能”：内涵、动力及其边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0]黄家亮：《中国乡村秩序的百年变迁与治理转型——以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讨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1]冯彩莉、张晓红：《中国共产党认同：青海藏区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12]陆益龙：《乡村社会变迁与转型性矛盾纠纷及其演化态势》，《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4期。

[13]张青：《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司法之转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14]王向阳：《打工经济视角下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研究——基于鄂西D村村民日常生活的考察》，《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5]王勇、李广斌：《裂变与再生：苏南乡村公共空间转型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7期。

[16]王向阳：《当前留守型农村基层党建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湖北F村基层党建实践的考察》，《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17]任映红、严米平：《渐行渐远：乡村变迁中日益陌生化的邻里关系——一项对LSZ村的观察》，《理论探讨》，2017年第1期。

[18]王德福：《自我实现与熟人社会》，《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

[19]王向阳：《劳动力结构、家庭资源配置与农民家庭再生产——基于农民家庭“积累—消费”结构的分析框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20]黄宗智：《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21]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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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本下乡与村庄共赢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CSH05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时代广大农村基层组织引领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经验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A1420502052101-43）、西南交通大学2021年度人才师资队伍培育“青苗计划”。

作者简介

王向阳，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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