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的社会基础与风险蕴含：新生代农民工“大神”化的社会学观察 | 社会
导 读
在劳动者代际更替的背景下，“大神化”转向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趋势。“日结体制”的劳动方式与“悬浮社会”的社会形态是“大神”的核心特征且已成为当前劳动者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普遍困境。“大神”产生的社会学机制究竟是什么，如何避免“大神”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正是本文期待回答的问题。
灵活就业的社会基础与风险蕴含：
新生代农民工“大神”化的社会学观察
作者：黄斌欢 王 婷
摘 要
在农民工代际更替的背景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向“大神”转化的趋势，这构筑了灵活就业的社会基础，但也蕴含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大神”产生的社会学机制，在于不同代际农民工经历了不同的社会主体塑造过程并因此持有不同的劳动伦理，其对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转化及城乡社会治理带来多重挑战。为避免“大神”化趋势加剧，应当重建农民工社会再生产方式，改革劳动力组织模式，并加强对“大神”基地和“大神”文化的治理疏导。
关键词 ： 新生代农民工 灵活就业 “大神”化 社会基础 风险蕴含
新生代农民工：灵活就业与社会面貌
（一）社会基础：透视灵活就业的另一视角
当前互联网信息平台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的面貌，伴随信息技术繁荣而来的平台用工与灵活就业，成为青年群体就业选择的新宠。然而，新业态、灵活就业与平台劳动的繁盛某种程度上也暗含了劳动领域的危机。与青年农民工热衷投身新业态经济并存的，是传统的劳动方式正在被社会所抛弃，“年轻人宁可送外卖也不愿进入工厂”等社会热议话题即是这种现象的典型反映。大量农民工正离开工厂，变身“零就派”投身零工经济。高流动性、“短工化”成为大量青年农民工就业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了农民工就业市场的不稳定状态[1]。
新兴劳动形态的快速崛起，一方面源于平台技术[2]、数字控制[3]、分享经济的技术红利[4]等新技术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由于劳动力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传统的劳动规训和劳动要求已经无法吸引新一代劳动力，而平台劳动由于采用了劳动主体控制劳动时间、自主掌控劳动过程等策略[5]，迎合了新一代劳动力的社会需要。因此，仅关注技术变迁不足以把握当下劳动变迁的全部内容，还应关注劳动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更替过程。对农民工代际变迁的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组织形态[6]、家庭变迁、生活方式[7]、劳动投入、教育水平[8]、务农经历及城市化意愿[9]等因素，但农民工深层次的“社会形态”仍需更细致的分析。简而言之，即是对不同代际劳动力的社会体系、社会基础、行动伦理的转变过程进行观察[10]，从而发现农民工社会形态转变对其劳动投入的影响。
（二）作为劳动力类型的“大神”
“大神”化转向，是当下劳动力社会形态变化中最值得关注的层面。过去几年，“大神”俨然已经成为网络热词，它主要指凭借薪水日结的工作和低廉的生活成本长期停留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廉价打工者，他们在工作中秉持“做一天玩三天”的心态，往往背负巨额债务、与亲朋好友断绝往来。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大神”进行了描摹，包括生活状态[11]、就业形态、文化形态[12]、社交形态[13]等，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从青年这一特定年龄阶段视角进行阐述，其讨论局限于青年议题，未能涉及此类群体作为劳动力范畴的相应议题。实际上，“大神”所指涉的远非少数青年群体的临时特殊现象，而是中国劳动领域的重要结构性变化，且对未来社会转型具有深远影响，应当将其置于劳动力代际转型的历史视野中进行界定。
“大神”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日结体制”与“悬浮社会”两个层面[14]。“日结体制”指向其就业形态，即劳动过程以日结、临时和重体力劳动为主，主要承接工厂浮动订单和服务业的临时岗位，劳动力再生产的维系程度降到最低水平，劳动力更替中断，国家干预缺失；“悬浮社会”指向其社会形态，即农民工与城乡社会之间的有机连带断裂，人生不再以建立完整的家庭、进行家族绵续为目的并付出艰苦努力，而是放弃生活及社会发展长远规划，通过降低生活要求，聚居都市地带，来享受自由、轻松、散漫的生活。劳动体制和社会形态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大神”的实质内涵。
（三）“大神”现象的产生、规模及其发展趋势
“大神”现象最初以“三和大神”作为典型代表进入大众视野。深圳龙华景乐新村三和基地的走红产生了模仿效应，各城市的人力市场旁类似基地纷纷涌现，成为“大神”的集中聚集场所，包括北京马驹桥、上海车墩、苏州三里桥、昆山中华园等十数处，且在不断更新增长中。
快速增长的“大神”基地显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大神”具有广泛的民间基础，普通农民工存在向“大神”转换的可能，以“三和大神”“徐汇大神”“马驹桥大神”等形式暴露的群体，仅是其中的少数极端部分。从各类人口数据可以推断，“大神”潜在群体体量巨大。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底的总人口性别比为107.07，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人，意味着婚育期人口中平均每5个男性就有1个无配偶[15]。研究显示，一部分存在难以成家的客观困难、呈现城乡“双重脱嵌”形态的男性农民工群体，正快速成长为中国城市中的新困境群体。如广西内山村94户居民中，32岁及以上的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多达19人；他们不在老家盖房、很少与老家父母联系、常年在打工地漂泊却鲜有积蓄[16]。这些农民工看似与寻常务工者差别不大，但是已经具有了前述“日结体制”和“悬浮社会”的特征，他们在不同的城市短暂就业，缺乏稳定的人际关系以及长期社会连带，与家庭成员之间失去联系，不具有成立家庭的能力和计划，陷入城乡之间“两不靠”的境地。
大众传媒为公众呈现了丰富的“大神”形象。不过，这些呈现大多集中关注极端显性的个案，而潜藏其后的“大神”生存状态尚未明晰。下文将从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经济活动、文化形态等层面聚焦“大神”的生存状态，并指出“大神”在近似流浪汉的极端少数与类似寻常人的大多数之间游走转换的“两栖”生活特征。
（一）“两栖”日常生活状态
经典“大神”的日常生活状态，一方面可以概括为极低的生活质量，“混吃等死”、挑战“人类生存极限”。其典型表现是五元一碗的三和“挂逼面”（“挂逼”意为陷入一种没钱了、山穷水尽、失败完蛋的瘫痪状态）、十五元一晚的床位或者在网吧包夜过夜等。在“大神”基地，一个人只要放弃对生活品质的基本要求便可以极低的生活成本存活，这样的生活形态被“大神”自称为“挂逼生活”。另一方面，“大神”的低质生存又与过度消费并存。他们普遍有在领到薪水后即刻消费甚至采用信贷手段超前消费和挥霍消费的习惯。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勤俭不同，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可以在消费娱乐场所为购买电子产品、衣物服饰或进行休闲娱乐大肆挥霍，不惜掏空积蓄甚至通过信贷方式透支消费。这样的消费习惯导致他们不仅无法存钱，甚至可能欠下巨额贷款，随之又可能催生进一步借贷养贷的行为。部分人群在此背景下铤而走险，采用非正规的借贷渠道，或者妄图通过网络赌博等方式偿还贷款，最终导致快速滑入个人信用破产的境地。由此可见，低度消费与过度消费是“大神”生活方式中的一体两面。
（二）“悬浮”的社交形态与社会状态
与前述“两栖”生活状态类似，“大神”们的社会交往形态也是两种面貌的并存。“大神”们一般很少与人联系，呈现原子化状态。他们与原有家庭、亲属关系的联系趋于瓦解，又无法建立新的家庭关系。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化适应过程中高度依靠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老乡关系显得较为弱化，在城市求职、租房等过程中，他们更加青睐互联网、信息平台或人才市场等途径。他们对老乡、亲戚、朋友等关系的利用更多以工具性为主，而且关系不稳定、容易断裂。“大神”们即使同处一个空间，其信任和支持状态依然停留在较低层次。由于基地普遍存在“狗推”或“狗带”（即以恶意诱导方式进行网络赌博推广），导致“大神”相互之间的警惕性很高，不愿与他人过多联系；而借有“714”等网络高利贷债务的人，也因为通讯录被曝光，其原有的社会关系网被破坏，难以再回归此前的生活。
与这种人际关系收缩并存的，是“大神”们亦会通过在消费场所、网络游戏以及“大神”基地的活动，在城乡之间结识大量的青年群体。他们开展丰富的社交活动，包括喝酒、娱乐、网络游戏、谈恋爱、在自媒体及社交平台上进行互动，等等。然而，这些社交活动面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他们社会支持强度的增加，他们疏于用心维护这些关系，使其往往停留在浅层次的弱社交层面，而无法顺利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强社会关系。此外，“大神”与城市居民之间具有明显的认同隔阂与交往鸿沟。“自甘堕落”的精神困境、自我封闭式的心理区隔以及排外性的文化区隔，导致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中，但在自我区隔的情况下中主动成为了在城市城中村地带的永久性“临时居民”，与其他的城市居民自动隔离开来。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神”的社会面貌可被称之为“悬浮社会”，即其缺乏稳定的社会认同、社交连带及意义体系。他们不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认同自己的农村身份与农村社会体系，也不像城市居民及新市民一样具有城市认同。
（三）日结体制下的就业经历
“大神”理想的工作是日结工作，即做一天工结一天工资，工作完当天就可以领到工资。日结工作类型五花八门，如发传单、服务员、工地工人、便利店店员、地铁保安等，时薪在10~15元范围内，一些重体力活的时薪稍高一些，均价在18元左右。日结工作虽令人向往，实则非常劳累。即便如此，日结工作仍然非常抢手，价格公道合理的日结往往很快就会被“大神”们抢光，一般需要早晨六点甚至更早到达中介门口等待方能抢到。
如果难以获得日结工作机会，多数“大神”亦会选择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是同样频繁换工，只在工作岗位上停留数周或一两个月，形成一种间歇性的工作模式。他们不会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无法嵌入到与长期工作直接相关的社会保障、入户入学等制度体系中；也无法获得能够提升他们在劳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所必需的长期工作经验和学习机会，由此实现职业技能与待遇的提升。“兄弟别去，那是黑厂”和“进厂打工是不可能的”口号，反映出“大神”对工厂劳动体制的消极态度。“大神”拒绝进入正规工厂进行长期工作，认为此类工厂只适合养老勉强度日，而更愿意采用“跳跃式”的换工策略[17]。
近年来劳务中介的兴起，契合了“大神”们的间歇性工作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群体的工作流动性。对“大神”们来说，劳务中介的“好处”是可以在第一个星期向中介借支薪水，刚好解决眼下的温饱问题；部分中介还会在工作转换期间提供“免费住宿”，这一做法进一步扩大了中介的吸引力。由此，中介掌握了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具有了与工厂谈价的筹码；工人则在找工作期间或工作初始即有钱可花和有地方可住。部分劳务中介还因此孕育出围绕“返费”的“食利者”阶层，专以获得劳务派遣的“返费”为生[18]。
（四）“飞地”式文化形态及传播路径
“大神”经由地域联系和网络社群联系，因为共同的人生境遇、困境和生活经验，逐渐发展出了一套独立的文化体系。他们盘踞在城市工业园附近地带，通过“再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方式占领空间，将之发展成为城市中的“飞地”。这样的飞地有独特的地区亚文化，在这套基于现实生活经验构建的群体文化保护下，“大神”尽情地以最低标准生存，而不必担心外界的眼光和他人的指摘。在长期的“大神”生活后，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而基地特有的群体文化和群体认同，也为这些人提供了在外部社会感受不到的归属感和接纳感。
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基于网络得以广泛传播，使得更多居住于相似地域中的“大神”通过在线连接的方式构筑起共同的文化认同。许多“大神”在基地期间都会加入数个不等的网络群组（QQ群、微信群），上传及交流自己的动向或与其他“大神”分享交流生活情况，也会经由网络社群相互介绍工作。在互联网上，“大神”也有一种类似的戏谑自嘲式的文化特质，他们热衷于在网络社群内运用幽默戏谑的调侃方式来记录基地所发生的事件，经由这种自我嘲讽戏谑的方式，将自身的精神危机、个体价值危机部分地消解掉，由此建立了反传统反主流的消极生活态度和文化氛围。一定意义上而言，“大神”是经由网络而建构起来的群体，经由网络塑造和群体认同的群体文化。借助于互联网，“大神”们的文化认同超越了地域性，具有了更为广泛的传递基础和生长空间。
在讨论工人如何从农民转变而来时，有学者指出，“生产过程”和“工厂政体”是将农民锻造成为工人的大熔炉[19]。近年来劳工研究的“生活转向”则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视角，将始于汤普森的社会生活因素纳入，指出工人养成过程中的社会因素也推动了“为何工人成为工人”的进程[20]。“熔炉”提示了工人主体生成的过程性和持续性特点。要解释当下新生代农民工向“大神”的转换趋势，同样需要回溯锻造两代农民工的不同社会过程。
（一）代际更替与伦理重塑：“大神”化现象的社会学机制
劳动形态的转变，深刻折射出两代农民工不同的社会主体性及其塑造过程。同样的劳动体制，在两代人身上的效应截然不同。两代农民工之所以有如此区别，背后源于不同的主体性与劳动伦理体系。
第一代农民工的劳动伦理与传统乡村社会价值观密切相连。改革开放前农村社区的童年生活体验和相关经历，构成了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养成条件，塑造了其社区与家庭导向的主体性。维持家族绵续、光宗耀祖是他们人生价值和劳动价值的动力源，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往往秉持“拿命在拼”[21]的态度，只要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完成其人生关键任务。这一主体性与改革开放以来全球资本对中国工业地带的需要及期待不谋而合，为“世界工厂”持续输送了大量踏实肯干、纪律性强的优秀劳动力。在城市工作期间，他们将自己对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追求和城市工作岗位上的劳动付出进行有机联系，城市工作与他们在乡村的“面子”、社会评价息息相关，位于家乡的“社会需要”成为跨越城市和乡村的意义链条，这一价值链条帮助他们赋予城市工厂的工作以意义感，激励其在城市工作岗位上主动付出。对于他们而言，在工厂中的辛勤劳作即是建构自身社会形象的过程。这种城市工作与乡村生活的关联也是第一代农民工能够积极主动投入艰苦工作、具有高度自觉性以及极强耐受力的深层原因。这种特定的劳动伦理可谓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社会红利”。
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时期辗转于留守和流动状态之间的生活经历，以及“空心化”农村社区的生活体验，使其乡村认同、家庭价值观遭到冲击，无法建立起乡村及家庭导向的主体性；互联网工具的普及与城市流动体验相叠加，进一步推动了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过程中远离传统农村社会价值体系。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伦理、价值观与第一代农民工截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脱离了与农村社区的有机联结，城市化困境又导致他们难以建立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劳动的目的无从皈依；家庭性使命和社区性意义的逐渐泯灭，将其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设定为个体化的消遣[22]。因此，他们无法建立正常的社会体系，更多为了个体身心愉悦的城市消费而劳作[23]；一旦这些消费无法满足，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就很可能滑入“大神”的深渊。由此带来的是社会连带体系的进一步瓦解，从而导致这些群体劳动伦理的持续退化，最终变为无所期待甚至“混吃等死”的低度生存伦理。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传统价值观促使第一代农民工抑制个体需要，接受艰苦工作并忍受与家人分离生活的现实安排，在工厂中努力付出、投入劳动。伴随农民工的代际变迁，新一代农民工的劳动伦理发生变化，难以建立将城市工作与乡村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连带的意义链条，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他们无法像上一代农民工一样承受高强度的工作要求并忍受低意义感的城市工作。
以往对劳工的研究，普遍关注到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维持”与“更替”的分割状态，农民工个人体力脑力的维持与恢复被置于城市的工厂中实现，而劳动力的代际“更新”则在这些农民工的来源地即乡村老家中实现，包括农民工的老人赡养和子女抚育等内容，这一特征被总结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24]。已有研究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理解多停留在对物理与身体的关注，很少关注到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社会层面。这一层面可以被这样理解：劳动力是被社会所塑造，或者在社会的要求驱动下才成为劳动力的。塑造这种劳动力主体性的过程，就是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当把研究重心从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从身体延伸到社会再生产层面，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复杂效应就被突显出来：其不仅塑造了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劳动力（即通过留守生活将农民工后代抚养到劳动力年龄），同时也是对农民工后代主体性的复杂社会再生产。正是这一体制，塑造了两代不同的农民工。
（二）新生代农民工“大神”化趋势的风险蕴含
1.瓦解家庭价值观：劳动力代际再生产危机
从两代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大神”化对家庭价值观及劳动力再生产的冲击。第一代农民工生长在传统农村社会环境中，追求家族繁盛、多子多福、世代绵续的人生价值观。这种注重世代沿袭、给先祖交代、尽力养育后代的价值观与他们的劳动伦理紧密相连。新生代农民工则在以打工及生活相分离为特点的劳动组织方式、以留守生活为代表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下，与父母、家庭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由此渐趋脱离乡村的社会体系，无法顺利确立以大家庭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他们进入城市社会以后无法立足，普遍呈现成年转型困境[25]，陷入“悬浮社会”的陷阱，由此部分极端个体坠入仅满足日常果腹等短暂欲望的“大神”境地，最终对劳动力再生产形成冲击。如果说城市青年的生育率走低更多是由于生育成本影响下的主观生育愿望降低；对于这部分农民工而言，生育率下降则更多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结构与个体相互叠加、内外交困的结果。
2.销蚀劳动意义与劳动动机：劳动力转化障碍
如何将劳动力有效地转化为劳动是劳动研究的经典问题，第一代农民工通过前述跨越乡村和城市的劳动意义链条为劳动力转化提供了持续动力。“大神”化过程的实质性变化及致命冲击就在于这一链条的断裂，从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动机瓦解。随着城市工厂中的工作不再与农民工的社会价值体系产生有机关联，工厂劳动的意义被消解；新生代农民工因此不愿牺牲自由加入长期的流水线工作，并产生诸如“工厂让人蜕变成为机器”的反工厂文化。
“大神”化转向令新生代农民工厌恶劳动，并陷入恶性循环境地。“大神”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困境以及对自我的怀疑否定，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无法走出“三和”上岸，这种渴望改变却又迟迟不作出行动的行为也加深了自我厌恶感；不少人成为“大神”后进一步沉迷于赌博、背负巨额网络借贷债务、身陷灰色产业威胁，再难以走出“大神”基地回归社会。随着其劳动意义感的丧失，第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的劳动秉性也被逐渐销蚀，构成了劳动力转化的障碍。
3.城乡融入失败：社会治理危机
对于城市社会治理而言，由于一些“大神”在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下，往往铤而走险、背负巨债甚至违法犯罪，他们与市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未得缓和，矛盾频频爆发，路过基地的市民无端被打等事件时有发生。类似苏州中华园、茶山沙暾路口等日结基地，在当地市民心中已经成为“危险”地带。“大神”们还热衷于将基地内部的斗殴事件上传到网络，围观斗殴成为他们日常消遣的重要方式。由于担心行踪泄露，许多“大神”对于外界尤其是媒体的关注也颇有微词。据深圳龙华三和人才市场警务室反馈，仅在2018年下半年，就有若干起海内外媒体采访团队在三和市场附近被围攻的事件。这些“大神”基地，正成为盘踞在都市核心地带的治理顽疾。
对于乡村社会治理而言，“大神”从身心两方面脱离乡村，会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结构的解体，也为乡村振兴大局带来新的不利因素。“去乡不入城”的人口流动趋势加剧了乡村人口的空心化趋势，不少“大神”多年不与家人联系，形同失踪，给乡村家庭带来负面冲击。从文化和社会的属性上看，他们与乡村之间的有机联系已经断裂。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是“身在城市、心在乡村”，“大神”们则彻底割裂了与乡村的联系，作为城乡之间的不稳定群体，他们不仅无法反哺乡村发展，同时也给未来的城乡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大神”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外向型经济下劳动组织方式与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产物。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不仅产生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从而导致一系列育养难题，更由于其独特的劳工社会养成方式对劳动力代际更替产生负面效应，最终将普通农民工推入“大神”陷阱中。正是由于稳定的社会学机制，使得“大神”化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特定的生存境况。新生代农民工向“大神”转化的这种趋势，使得“大神”化成为对整体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形成总体隐患的因素。社会各界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新生代农民工滑向“大神”群体。
（一）重塑劳动力再生产方式
以往研究通常认为，中国工业制造的主要优势是“人口红利”；而在比较视野之下，应看到这种“人口红利”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红利”。伴随这种“社会红利”的结束，劳动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未来中国劳动力应当填充怎样的主体性，是当下应当思考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所依存的社会形态，已经与支撑着第一代农民工的与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有机联系的社会形态大相径庭。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形态，帮助其建立更为健康与可持续的社会生存方式，成为避免新生代农民工“大神”化转向的首要任务。可供选择的政策方向包括：通过推动农民工本地就业或举家迁移，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与“更替”两个维度在空间上从拆分状态复归到弥合状态，从而重建劳动力再生产的健康社会体系；通过加强劳动力的多重制度嵌入，尤其是与城市长期居留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入学、政策性住房、医疗等制度的纳入，推动劳动力在城市稳定社会体系下成长，从而减缓劳动力的流动，进而为避免“悬浮社会”主体的代际传递打下基础。要为劳动力搭建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帮助其建立健康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支持农民工实现本地就近就业，解决四十余年来以农民工异地就业为特点的劳动组织方式和以拆分型模式为核心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只有劳动力再生产从拆分走向弥合，才能推动农民工向城市化、市民化转型，并扭转劳动力的塑造方式。
（二）改革组织劳动的社会方式
日结劳动与日结体制的用工方式与以弹性化灵活用工为导向的劳动力市场组织形态息息相关。日结体制是只满足即时用工、忽略劳动力长期培育的劳动体制，对劳动力的技能提升、劳动认同都带来诸多负面效应。然而，当下劳务中介盛行，劳动力市场组织形态高度精细化和复杂化，层层外包、精细分工、竞争合作的中介链条已经成为组织劳动力的主要形态[26]。这种碎片化、短期化、利益化盛行的劳动组织方式，放大了日结体制的规模和负面效应。其一方面抬高了工厂的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助推了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与低技能性。对“大神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的干预，不应缺少从劳动和工作的角度采取的措施。从制度体系的角度，应当扭转高度畸形化的劳务中介机制，推动企业直接聘用和稳定用工，避免不稳定和弹性化用工比重的进一步扩大。长远来看，应当增强国家在劳动力组织过程中的干预力度，从而推动企业形成去商品化的劳动力用工制度，加强劳工保护与雇佣保护，从而走出劳动力高流动、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劳工技能水平下降、社会不稳定隐患增加的恶性循环。
（三）加强城乡社会治理与文化治理
基于防范“大神”消极文化进一步传播和蔓延的角度，从城市空间治理与基层治理的立场，避免“大神”聚落地带的扩大、加强文化治理亦应是未来地方政府干预的重要方向。地方政府对“大神”基地附近的社会空间和居留人群的治理是核心措施，包括强化聚落基地的网吧和短期居住的旅馆住所等场所的管理、对聚集人群适当疏导等，由此改善“大神”的物理生存空间，斩断“大神”负面效应发酵的根基，避免更多农民工被这一漩涡卷入。对于已经深陷“大神”陷阱的人群，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应当多元采用社会工作、社区治理、心理辅导等柔性治理方式，对其进行心理危机疏导，帮助其重新树立价值观、重建社会联结。农民工输出地还可开展社区营造、乡村发展等工作，修复农民工家庭关系，激活乡村价值链条，重新孕育乡村社会系统，让新生代农民工有机会回归、扎根乡村。
此外，还应当加强对“大神”网络传播内容的传媒空间治理，避免基于网络在线论坛、自媒体直播等文化传播图景的“大神”文化传播，避免“大神”亚文化在更大范围内负面效应的放大。从文化治理的角度，如何重塑劳动光荣的文化传统，则是未来学者和政府应当进一步思考的长期问题。
注释：
[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短工化”：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2013年总第6辑。
[2]邱泽奇：《零工经济：智能时代的工作革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
[3]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
[4]张茂元：《技术红利共享——互联网平台发展的社会基础》，《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5期。
[5]李胜蓝、江立华：《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
[6]黄斌欢：《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7]王欧：《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1期。
[8]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行动与困境——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清华社会学评论》，2013年总第6辑。
[9]汪建华、黄斌欢：《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社会》，2014年第4期。
[10]周飞舟、何奇峰：《行动伦理：论农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11]田丰、林凯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北京，海豚出版社，2020年，第159~233页。
[12]韩彦超：《三和青年的反工厂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以文化工具箱理论为视角》，《青年学报》，2021年第1期。
[13]赵巍：《从留守儿童到三和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化与自我认同》，《求索》，2021年第1期。
[14]黄斌欢：《从何而来的“大神”：日结体制与悬浮社会》，《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
[15]蓝宇蕴：《“异军突起”的单身群体与我国社会经济政策走向》，《学术研究》，2021年第12期。
[16]王欧、王天夫：《多重制度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困境——以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为例》，《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17]黄斌欢：《跳跃式换工》，《清华社会学评论》，2013年总第6辑。
[18]郭春镇、石梦婷：《制造业灵活用工“返费”问题中的博弈及其治理》，《开放时代》，2021年第2期。
[19][24]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0]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页。
[21]付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以浙江省H市潮镇块状产业集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22]董磊明、李建民：《颓败的“农二代”》，《文化纵横》，2022年第2期。
[23]王天夫、王欧：《“疏离型”代际关系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结构转型——以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5]黄斌欢、严航：《何以为家：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与家庭组建困境——基于成年转型困境的视角》，《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11期。
[26]刘子曦、朱江华峰：《经营“灵活性”：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生态与制度环境——基于W市劳动力招聘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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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斌欢，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特聘研究员；
王 婷，深圳大学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创新研究中心助理。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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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1期目录及摘要
02 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中的“有为政府” | 数字社会（作者：黎江虹 周坤琳）03 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个人数字身份运用：机理阐释及优化路径 | 数字社会（作者：李韶驰 郑佳斯）04 城市空间中的智能化治理风险——以城市大脑为例 | 公共管理（作者：曹 钺 陈彦蓉）05 全域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转型 | 社会 （作者：杨发祥 郭 科）06 替代与推升：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 | 文化（作者：陈尧 王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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