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建设的探索及当代启示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Original 郭国祥蓝强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延安时期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转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政党形象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总结传承延安时期党的形象建设的基本经验，对接续良好政党形象、彰显新时代党的精神风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赶考之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蕴。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建设的

探索及当代启示

作者：郭国祥蓝强

摘要

延安时期，面临错综复杂的多重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形象建设进行了多重探索：砥志研思、笃学不倦，构造学习型政党形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创造务实型政党形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锻造创业型政党形象；民主执政、执政为民，铸造服务型政党形象；引领抗战、勇担先锋，打造使命型政党形象；重视统战、开放包容，塑造开放型政党形象。延安时期党的形象建设的探索，为新时代党的形象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党的建设

2022年10月，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这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来，就是要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1]这一宣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担当使命、踔厉前行的笃定信念。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考验

其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移。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严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一是积贫积弱。陕甘宁地区位于西北地区三省交界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和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使农业生产异常艰难，该地区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为落后的农村”[2]。二是匪患不断。长期以来，陕北地区成为土匪聚集之地，“仅华池南梁就有土匪五十二股之多”[3]，土匪横行霸道、欺压百姓。

其二，党内“左”右倾思想的干扰。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宣告破产，但“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4]。党内接连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最大，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到国内，在12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犯了右倾错误。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还是全面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这些错误虽然在党内得到一定抑制，但产生错误的根源还未得到清理。党内长期受“左”右倾错误思想困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盛行，严重妨碍党的团结统一。

其三，国际国内社会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攻击。国民党政府肆意诋毁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由于国民党掌握了国家宣传机器，国际国内社会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存在诸多误解和偏见，中国共产党的内外形象遭遇严重损害。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建设的多重探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肃清了党内的错误思想遗毒，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消解了国际国内社会公众的误解和偏见，赢得了广大军民的信赖和支持，塑造了中共良好的政党形象。

（一）砥志研思、笃学不倦，构造学习型政党形象

重视理论学习、善于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和群体形象。延安初期，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成为“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5]。为普遍提高全党的理论修养，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6]为解决广大党员干部“本领恐慌”的现实问题，党中央先后颁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等文件，为“克服自己理论工作的落后性”建章立制，初步建立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要求领导干部进一步改造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成为开启整风运动的标志。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普遍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解放运动，理论学习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和自觉的行动，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延安时期，党内涌现了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7]，被誉为“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著述了以“四论”为代表的一整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张闻天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显著……党的理论创新不断取得新进展，作为“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的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全党思想和步调高度一致，党内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大众化，党的理论学习宣传始终围绕让人民群众掌握真理、运用真理而展开。为在民众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党提出要“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8]，“从1937年到1945年期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计192种，远远超过其他历史时期”[9]。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追寻真理、坚持真理、宣传真理，构造了砥志研思、笃学不倦的学习型政党形象。

（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创造务实型政党形象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端于土地革命时期，提出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形成于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于党的七大。延安整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端正学风，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以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形成。党的七大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写入党章。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灵魂，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路径。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0]李大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1]延安整风初期，毛泽东提出要把“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12]作为党的首要任务。1941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并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该决定与《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一并正式公布，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渐培养起来”并迅速在党内蔚然成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落到了实处，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化”与“主观化”错误倾向也逐步得以纠正。调查研究工作是冲破教条牢笼、制定科学政策、决定中国革命兴衰成败的关键一环。

（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锻造创业型政党形象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奠基立业的传家宝，是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和核心要义。1935年12月，毛泽东坚定指出：“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3]1936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1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延安时期中共应对危局、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共创业型政党形象的外在表现。缩衣节食、“过紧日子”成为党内的生活常态，艰苦朴素、尚俭戒奢之风在党内盛行。

为共克时艰，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延安军民上下同欲，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党的高层领导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成为全党和全体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学习典范。以三五九旅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高扬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高呼“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以自力更生的豪迈、艰苦奋斗的韧劲，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的目标。这一时期锻造的南泥湾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崇高品格，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给边区带来如日方升的生动图景，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党形象。

（四）民主执政、执政为民，铸造服务型政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民主建设，毛泽东指出：“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15]，“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就是民主”[1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积极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陕甘宁边区成为享誉中外的“民主政治模范区”，铸造了民主执政、执政为民的服务型政党形象。

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延安时期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奠基和深入发展时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创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新生态，“使党内关系走上了正轨”[17]；延安整风运动创造了党内民主生活的新模式，确立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生活方式；党的七大将党内民主发展推上了新台阶，党的民主集中制被写入党章。延安时期，党探索建立了党的集体领导、党员权利保障、党内民主选举和加强党内监督等系列制度。“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服从”原则与“多数尊重少数、中央尊重地方、组织尊重个人、上级尊重下级”的“四个尊重”原则，共同构成建设党内民主的完整内容，成为延安时期发扬党内民主的生动诠释。

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延安时期，党紧紧围绕人民当家作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民主选举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了“采取普通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的选举原则。根据这一选举原则，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民主选举。“1945年，边区大约有90%的民众参与到当中，民众选举热情高涨，选举一时间成当地人民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话题。”[18]民主监督是维护人民民主的有效途径。参议会是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的代议机构和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群众进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组织条例》赋予各级参议会广泛的监督权，参议会对各级政府和法院院长具有选举、罢免、监察与弹劾权，对重大事项的决定有监督权和督促检查权。边区形成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

（五）引领抗战、勇担先锋，打造使命型政党形象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有“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先进分子，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解放新中国而奋斗”[19]。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神圣的抗战事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打造了引领抗战、勇担先锋的使命型政党形象。

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制定者和维护者；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推动建立人民广泛参与的全面抗战路线；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坚决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成为指引全国抗战的行动纲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所创造的一系列游击战战术，成为对敌作战的有力形式。中国共产党以旗帜鲜明的态度、科学有效的方略、坚决有力的行动，已然成为领导中华民族团结抗战而岿然屹立的中流砥柱。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20]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秉持民族大义、勇担抗战先锋，打造了引领抗战、勇担先锋的使命型政党形象。

（六）重视统战、开放包容，塑造开放型政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巧妙运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向国内国际展示自身的良好形象，让国内各阶层和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行为举动，有力地凝聚各方人心，团结各方力量，塑造重视统战、开放包容的开放型政党形象。

其一，争取开明绅士，拓展政治空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科学地把握了开明绅士阶层政治态度的变化，提出“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21]。为了巩固抗日民主政权，让开明绅士有职有权，陕甘宁边区采取了有力措施：完善选举政策，颁布新的选举办法，恢复开明绅士的选举资格；完善参政政策，要求政府各部门需向参议会的党外人士领导定期汇报工作；调整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保障地主绅士的土地所有权和经济利益。

其二，感动民主人士，赢得政治认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设制度、外塑形象，广泛赢得了民主人士的政治认同。内设制度方面，议会民主制是推行党外民主和优化边区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保障了边区各抗日阶级和党派基本的民主权利和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三三制”政策的推行和制度化是加强党际合作的典范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一项卓有成效的政策，增进了各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情感亲近和政治认同。外塑形象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用朴素的作风、真诚的语言、包容的心态，赢得了民主人士的肯定。譬如，朴素的招待让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黄炎培在“窑洞对”中对中共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回答表示由衷钦佩。

其三，拓展对外交往，建立友好关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欢迎国际友好人士造访延安，一批西方人士实地考察了中共治理下的延安军民生活，亲身领略了中国共产党卓尔不群的领导力和气象一新的亲和力。中共领袖们廉洁简朴、艰苦奋斗的伟大形象让埃德加·斯诺深受感动，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乔治·海德姆到达延安一年后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入籍中国的外国人。延安时期，美国政府派出观察组进驻延安数周后发出感慨：“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苏联塔斯社派观察组来延安，中共与苏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斯诺等外国人士和美苏观察组的延安之行及客观真实的报道，促进了中共国际形象的正向传播。

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建设探索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指出：“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22]

（一）加强思想武装，学习强党开辟新征程

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警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3]其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24]并号召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历史的学习竞赛。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创造性学习、创造性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党员干部一要持续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向、学习方法。政治的清醒、党性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的学习，必须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二要深入学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明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每个干部都必须花大气力去认真学习，努力提高政治素养和执政本领。三要拓展学习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综合知识，提升全党知识化和专业化水平。有的放矢学习掌握履行岗位职责应必备的各类知识，成为好学、善学、博学的业务能手和行家里手。从延安整风运动号召“改造我们的学习”，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毛泽东的“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到习近平的“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从“为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到“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党的领导人为全党树立了热衷学习、比学赶超、以学促行的光辉典范，思想建党、理论兴党、实践强党始终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

（二）秉持人民至上，凝心聚力创造新伟业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等光辉论断，总结凝练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些质朴的话语，宣示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和牢牢坚守的人民立场。延安时期，党依靠人民取得全民抗战的伟大胜利，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局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本色，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25]2020年底，“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26]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始终坚守人民至上这一根本政治立场，秉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紧紧依靠人民再创新的历史伟业。

（三）坚持自信自立，团结奋斗书写新历史

坚持自信自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就卓越的内在密钥。毛泽东曾指出：“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27]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28]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更加主动办好自己的事情。习近平强调指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9]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30]抗战时期，如何妥善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何巧妙应对国民党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性，成为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共提出“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灵活多样的方针政策，建立和维护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为抗战胜利凝聚了最大力量，又充分发展了自身的力量。党和人民在百年来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就是力量，奋斗才能胜利。

（四）讲好党的故事，提升传播能力塑形象

延安时期，党的形象主要依托党报、党刊、电台及通讯社等传统党媒来传播。中共通过行之有效的外宣工作，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提升了在国内外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也塑造了党的良好形象。这对加强党的执政形象建设具有历史镜鉴意义。

习近平指出：“在长期实践中，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31]要加快推进党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党的故事、传播好党的声音、展示党的良好形象。第一，要增强讲好党的故事的底气，理直气壮讲好中国奇迹和成功密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好党创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和开放发展的故事，以话语具象方式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展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第二，要运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与表达方式，提高传播契合度和精准性。深入研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不同受众群体思维习惯，分众化运用“一国一策、一国多策”“中国话语、国际表达”，让海外受众爱听爱看，形成共鸣，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形象。第三，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构建起立体矩阵、融合贯通、联通世界的现代化对外传播体系。充分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打通“报、网、端、微、屏”各种资源，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党的声音全媒体传播、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宽领域拓展。第四，要确保舆论传播的真实性，维护新闻的权威性和党的公信力。“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虚假是新闻的天敌。”[32]敢于和善于应对舆论监督，加强党在国内外受众中的公信力。

注释：

[1][22]《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8日。

[2]（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3]闫庆生、黄正林：《庆阳简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4][1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6页，第802页。

[5][17][19][21][23][24][3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第528页，第523页，第742页，第533页，第533页，第759页。

[6]《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

[7]《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9页。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7页。

[9]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丙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47页。

[10]《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8页。

[11]《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