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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的中国乘客，终于洗刷了百年指控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的中国乘客
终于洗刷了百年指控
©文/ [美]施万克 来源：短史记编辑：禅心云起、瑞秋的春天
☄ 本文节选自《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美]施万克著，丘序翻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出版。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已获出版方授权。作者简介：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美国海事历史学家、作家，旅居中国逾20年。同名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首席研究员兼主演，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110年前的4月15日，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远洋邮轮泰坦尼克号因擦撞冰山而沉没，震惊了世界。中国媒体如《申报》等也都进行了报道。但鲜少有人知晓，泰坦尼克号上还有八名中国乘客。
一、“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
1912年，登上“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共来自33个不同国家。那时，在从欧洲到北美洲的邮轮上，亚洲旅客，尤其是中国旅客非常少见，因为那时大部分中国人是被禁止进入美国的，只有极少数中国人除外。然而，在这里，在这艘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邮轮的首航中，出现了8名买了船票的中国乘客。
“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单上，列有这8个人的名字（可能是这些人使用的昵称或工作用名）和年龄。他们的职业都被归为“船员”，他们的雇主是英国布里斯托和美国纽约的唐纳德轮船公司。
他们的票号为1601，总票价接近60英镑。放在旅行箱里的随身物品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这次去北美洲的决定，是他们的雇主唐纳德轮船公司替他们做的。公司不想看到自己的员工闲置，决定将其货运和客运船上的一些中国船员分配到北美航线工作。唐纳德轮船公司自身并不经营跨大西洋航线，于是给他们买了泰坦尼克号的船票。按计划，到了纽约后，他们将登上一艘名叫“安妮塔号”的货轮工作，这是唐纳德公司租给大西洋水果公司用于运输水果的货轮。
根据“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单记录，这8个人都来自香港，多数人留下的地址都是香港的德辅道。那里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停留的寄宿处，也可能是他们收邮件的办公室的地址。他们中是否有人、以及有多少人真的是在香港出生和长大，目前尚不清楚。
亚林是8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38岁的他，每月的工资比其他人多1英镑，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他应该是这群中国人的头儿。方荣山在其一生中使用过多个名字。在船上时，他的名字叫“方朗”。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我们不得而知，尤其令人疑惑的是，他在船舶登记簿上的签名经常是“丙星”。在登上“泰坦尼克号”时，方荣山的年龄一栏登记的是26岁，其实他那时大概只有18岁。对林伦，除了他的年龄，人们了解甚少。可以知道的是，在登上“泰坦尼克号”之前，林伦、李玲和方荣山就彼此认识了。
张富出生于1879年至1882年之间。他是8个人中唯一一个在船舶登记簿上签名时用“X”表示的成员，这说明他可能不会写字，也可能是不愿意签自己的名字。张富和李炳曾在同一艘船上工作过。钟捷出生于1879年至1882年之间，他和方荣山两人之前曾一起在一艘名为“幽暗号”（Netherdark）的船上工作。凌喜（或严喜），出生于1887年至1889年之间。在登上“泰坦尼克号”时，他可能也不怎么识字，在之前的船舶登记簿中，他偶尔也会用“X”表示签名，或只写自己名字中的一个汉字。凌喜身高约1.7米，左脸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
李炳，1879年生于台山东北部的横塘村。他和张富曾在同一艘船上工作过，这艘船可能名叫“挪威号”。李玲，虽然名字看起来和李炳很相似，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二人有何关系。除了年龄之外，关于李玲的信息甚少。只知道在登上“泰坦尼克号”之前，他和方荣山、林伦是认识的。
在到达纽约之前，他们在航行过程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做。这是一次不需要工作的航海旅行，很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带薪休假。然而灾难发生了，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然后沉入了海底。
二、对中国幸存者的百年指控 八名中国乘客中，有六人获救。他们是亚林、方荣山、钟捷、李炳、张富和凌喜。
自救援船“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的那一刻起，有关“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乘客的故事以及他们在船上的行为的传闻就出现了，但没有一个是正面的。
《布鲁克林鹰报》（BrooklynEagle）在报道中引用了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幸存者的话：“在整个可怕的灾难中，最奇怪的一件事是，当他们登上‘卡帕西亚号’ 时，救生艇上出现了 5名中国人。没有人知道这些中国人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救生艇的，但他们确实在那里。”
《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报道至少说对了获救中国人的人数：“从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获救的人中有 6 名中国人， 他们在‘泰坦尼克号’离开英国之前，就藏在船上的一艘救生艇中。当船和冰山相撞时，这几个中国人并没有惊慌。他们知道如果‘泰坦尼克号’有沉没的危险，救生艇就会降下来。他们每个人都有披肩，当他们听到船上有人喊‘女士优先上救生艇’时，他们用披肩把自己裹起来，让船员们相信他们是女人。”
伊丽莎白·梅林格夫人在接受佛蒙特州一家报纸的采访时也夸大其词，说当时有一个中国男人抱着一个包裹，不停地说，“救救美利坚的宝宝”——这个中国男人便被允许登上 14号救生艇了。后来， 据她说，这个“宝宝”被发现只是这名男子的一些衣物。梅林格夫人讲述的故事有很多漏洞。14号救生艇上根本没有中国乘客获救，至少在方荣山被从水里拖出来之前是没有的。而当方荣山获救时，梅林格夫人和女儿已经被转移到10 号救生艇上了，她们不可能目睹方荣山获救的场景。
以上只是众多新闻媒体报道中的 3 例。这些媒体对中国幸存者的报道都是负面的，声称他们的行为可耻。在“泰坦尼克号”出事之前，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船上有中国乘客，而在“卡帕西亚号”上，当知道 8 名中国乘客中有 6 人幸存时，似乎所有人都见过他们。他们是如何登上救生艇的？对许多其他乘客来说成了一个谜，许多人怀疑他们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才登上救生艇的。
当时报纸的报道对这些中国乘客提出了 3 项具体的指控，尽管这些指控本身看起来就相互矛盾：第一，他们强行进入 C号折叠式救生艇，即便被拿枪指着也拒绝离开；第二，他们是偷渡者，先偷偷上了“泰坦尼克号”，然后又偷偷藏进了“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艇；第三，他们以不光彩的手段——伪装成妇女——登上“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违反了救生艇登船秩序，以至造成登船过程延误或使其他男性乘客无法登船。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说法和指控玷污了“泰坦尼克号” 上中国幸存者的声誉。而我们希望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场客观分析。
这一分析的主要依据，是 1912 年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和英国沉船事故调查小组听证会的证词，前者有时也被称为美利坚听证会或美国听证会，后者也被称为英国听证会或贸易委员会听证会。这两次听证会都具有法律效力，都是由政府机构执行的。关于中国乘客的行为，以及 C 号折叠式救生艇装载下水的情况，绝大多数已知的和可以被核实的信息，都来自这两次听证会的官方证词。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由中国乘客本人提供的与当晚有关的材料。他们从未接受过有关“泰坦尼克号”的调查和采访，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他们对有关事件看法的私人文件。庆幸的是，我们还有一个首次使用的独家信息来源：根据恩格尔哈特船舶公司的原始蓝图，我们按 1∶1 的比例重新建造了一艘折叠式救生艇。众所周知，已有研究者复制出了“泰坦尼克号”和白星航运公司的木制救生艇，但这艘折叠式救生艇可能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被复制。事实证明，这对于了解C 号折叠式救生艇的真实历史和在它上面发生的故事具有异常宝贵的价值。
三、没有人是偷渡者
根据美国听证会和英国听证会的官方记录，有四名中国人是乘坐C号折叠式救生艇幸存下来的，另外两名中国幸存者中的方荣山则是将自己紧紧绑在一块不太结实的门板上，然后被第14号救生艇从海里搜救起来。还有一名幸存者张富，应该是在10号救生艇上。针对中国乘客的指控，主要集中于C号折叠式救生艇。
英国《每日电讯报》当年报道说：“从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获救的人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在‘泰坦尼克号’离开英国之前，就藏在船上的一艘救生艇中。”这是在指控“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不是船上的乘客。这也是当时一个比较常见的误解。有些报道说他们是泰坦尼克号的船员，更有甚者把他们当作了偷偷溜上船的偷渡者。
但如前所述，这8名中国人都是买票上船的三等舱乘客，票号为1601，票价为59英镑9先令11便士。他们在“泰坦尼克号”上绝对是合法的、有证件的乘客。他们有正式有效的船票，可以在下面温暖、干净的卧铺睡觉，可以每天享用三餐，他们为何要冒这种不必要的险呢？
四、没有人提前藏入折叠式救生艇
即使说这几名中国乘客是在“泰坦尼克号”开始下沉之后，才藏进C号折叠式救生艇之中，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泰坦尼克号”上共有4艘折叠式救生艇。它们由恩格尔哈特船舶公司设计，由苏格兰的麦卡利斯特父子公司为白星航运公司建造。每艘折叠式救生艇长8.53米，宽2.6米，深0.94米。这里的深度是指从龙骨底部到组装好后的船舷顶部的距离。每艘折叠式救生艇可安全容纳47名乘客。它们被折叠存放在不同的位置上，折叠式救生艇的软木和木棉底部以及帆布侧边被压缩到只有30~35厘米。在需要的时候，这些折叠式救生艇可以在20~30分钟内组装好：它们的帆布侧边将被拉起，并用销钉固定。乘客们坐在薄木板凳子上，或者说是和船一样宽的座板上。然后，这些折叠式救生艇从标准吊艇架上下水。救生艇的两侧没有立起来之前，高度还不到脚踝处，这样的结构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人藏身，更何况是4个人。
坦白说，如果指控的内容是说四名中国人提前藏在了某艘固定的木制救生艇上，至少还稍微有一点可信度。说他们藏在C号折叠式救生艇里，就只剩下荒诞可笑了。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妨去宜家购买一大套平板家具，看能否在组装前把自己藏进去，且能否在运送和组装过程中一直藏在那里不被人发现——事实上，根据书面档案，也确实有一名乘客躲在了木制救生艇里。他叫菲利普·赞尼，是第一个成功进入救生艇的三等舱乘客，他在俄亥俄州奈尔斯市接受《奈尔斯日报》（Niles Daly News）采访时说，为了不让“泰坦尼克号”上的一名高级船员把他赶出救生艇——应该是6号救生艇，他躲藏在一条座板下面。负责6号救生艇的船员，同一艘救生艇上的其他乘客，似乎都没有责备他，也没有向试图阻止他上救生艇的高级船员报告。赞尼后来发表了多次演讲，讲述他逃离“泰坦尼克号”的经历，赢得了“泰坦尼克先生”的绰号。
当然了，要想一劳永逸地证明4个人是否有可能把自己藏在折叠式救生艇的座位下，只有按原比例建造一艘折叠式救生艇模型，让真人藏进去。为了实现这个想法，笔者与英国纪录片导演罗飞、北京京西学校设计工艺教师马克·特朗普尔德及其设计工作室的学生们合力，根据原始设计图，以1∶1的比例复制了一艘恩格尔哈特船舶公司设计的折叠式救生艇。
在这艘折叠式救生艇组装完成并上漆之后，京西学校召集了40名曾经参与建造工作的学生进行此项演示活动，还特别找了6名跟“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身材相当的学生，他们身高都在168~173厘米。在2019年4月举行的这项演示活动中，4名学生先进入折叠式救生艇内，试图挤到座板或木制长凳座位下面。虽然以他们的体型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他们很容易被看见，其他进入折叠式救生艇的人都有可能碰到或踩到他们，坐在长凳上的乘客也会挤压到他们。座板下的空间既不足以让4个人全部都躲在下面，也无法让他们完全隐藏自己。
即便假设上述一切都是有可能实现的，也都必须在折叠式救生艇组装好并准备下水时进行，这意味着折叠式救生艇附近的其他人无论如何都会发现他们进入折叠式救生艇。
笔者也不接受“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曾经试图假扮女性的观点，无论是为了进入救生艇，还是出于任何其他原因。
根据听证会的证词记录，在天亮后没有人看到所谓“假扮女人”的男人。对那些坚信中国人是伪装成女性登上救生艇的人来说，要使这项指控具有说服力，他们必须先回答一些问题：这些男人在船上被分配在只有单身男性的舱位，他们在“泰坦尼克号”上也没有其他熟人或朋友，那么他们从哪里弄到足够的女装，再换上去以骗过“泰坦尼克号”的船员？
这些中国乘客究竟会从哪里弄到女装？对此，那些声称看到他们换上女装的人始终无法解释清楚。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8个人中只有5人找到了女装，并靠此进入救生艇，那2名遇难的中国乘客为何没有通过相同的方法逃生。方荣山从水里获救出来时，身上没有披肩，穿的也不是裙子。
有一名9岁的幸存者小弗兰克·戈德史密斯，为C号折叠式救生艇上中国乘客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关键信息。他由母亲领着登上了C号折叠式救生艇。在1943年的一次采访中，小弗兰克说他记得自己朝船尾望去时，看见4个中国人蹲在那里。他认为，“他们身着黑色长外套和圆帽子，可能在混乱中被当成了女人。他们静静地坐着，双臂合拢插在飘来飘去的袖子里，脸上毫无表情。”
这些中国人在进出英国的船上工作了很多年，他们有深色外套，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有很多时间要在甲板上值班，或者在天气不太好的情况下在户外工作。在那个没有合成纤维的时代，一件羊毛大衣是抵御恶劣天气既有效又经济的保护措施。其他三等舱的男性乘客都没有穿羊毛大衣，如果有的话，他们可能也会受到类似“扮成女人”的指责吧。
事实上，泰坦尼克号上至少有3名男性乘客通过假扮女性得以登上救生艇，但他们都不是中国人。在美国听证会上做证时，丹尼尔·巴克利公开承认：“我当时在哭。船上有个女人，她把披肩披在我身上，让我待在那里。我觉得她应该是阿斯特太太。他们没看到我，就把船放下水，我们的船就划走了。”爱尔兰人爱德华·瑞安在1912年5月6日的一封信中向父母坦陈了自己的欺骗行为，说自己“把毛巾盖到头上，然后悬在背后。……然后，我非常僵硬地走过那些高级船员，他们宣称要射杀第一个敢上救生艇的男人。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他们以为我是个女人。我抓住一个绝望地站在旁边的女孩，和她一起从9米高的地方跳进了救生艇。”五副哈罗德·洛也在证词中说，他在14号救生艇上曾发现一名打扮成女性的“意大利人”：“他在船尾，头上披着一条披肩，我猜他还穿了裙子。不管怎样，我从他脸上扯下披肩，发现是个男人。”
事实上，这两项针对中国乘客的不同指控（假扮女人和藏在船底），它们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这些人能够躲藏起来，那么他们就不需要伪装自己了；如果他们能假扮女人进入救生艇，那么登上救生艇以后，他们就不需要躲藏起来。总之，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其中任何一项指控。
六、救生艇是在平静中离开的
既然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在C号折叠式救生艇装载下水前进入其中并躲藏起来。那么，这4名中国乘客只可能是正当地进入C号折叠式救生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像其他乘客一样进入救生艇的。
他们进入救生艇后，也未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根据救生艇的装载顺序和下水时间表，可以知道C号折叠式救生艇是在凌晨1点40分到2点之间离开“泰坦尼克号”的。这一时间与“泰坦尼克号”沉没时间大致相吻合。负责C号折叠式救生艇的舵手乔治·罗在描述它下水过程中所遇到的难度时曾提到这一点。
C号折叠式救生艇的装载下水过程比较困难，因为“泰坦尼克号”的船体正在向左舷倾斜。但没有发生骚动，因为C号折叠式救生艇离开时并没有装载满员——它载走了43名乘客和船员，比它的最大容量要少4人。
在“泰坦尼克号”最终沉没前20分钟离开的救生艇并没有超载，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行为，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但在凌晨2点的时候，随着船体下沉，“泰坦尼克号”的船尾已经变成了相对高点，看起来相对安全，许多还留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已经开始向上移动而不是向海水方向移动。而且，在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上所有的固定式救生艇都已下水，大多数乘客可能不知道还有4艘折叠式救生艇。船在向左舷倾斜，上层甲板的部分结构有可能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看不到C号折叠式救生艇正在装载下水的情景。事实上，5分钟后，D号折叠式救生艇离开时空位更多。
是否能进入救生艇，主要取决于在救生艇装载下水时你是否已经在救生艇甲板上。这几个中国乘客在拯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聪明才智和顽强的意志，结果却受到来自同船乘客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控——躲在救生艇上，假扮女人，被“泰坦尼克号”的高级船员用枪指着也不下船，等等。但证据表明，他们乘坐的C号折叠式救生艇是在非常平静的情况下出发的。
“泰坦尼克号”上的任何一名乘客、船员，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瑞典人还是叙利亚人，都想活下来，这无可厚非。如果当时救生艇上有足够的位置，即便是史密斯船长也不会选择随“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生存的意志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和动力。一些男男女女坚持着爱德华时代的理想信念，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将永远被铭记。数以百计的男性本有机会活下来，结果却丧生。那些幸存者不应该仅仅因为选择了生存而声名狼藉。
对于那些在这次事故中丧生的普通船员或三等舱乘客，我们会因为他们的丧生而更加记得他们吗？他们因为丧生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泰坦尼克号”的历史上，大多数三等舱乘客不过是名单上的名字。名字出现在幸存者名单上总是好过出现在遇难者名单上。
当晚，有近1500人死亡，但这并不是6名中国男子幸存所导致的。救生艇太少，缺乏应急计划，救生艇管理不善，以及“泰坦尼克号”救生艇返回沉船区域搭救更多乘客的能力和意愿有限，光是这些原因就导致了至少400人丧生，这些人本可以生还。但即使每艘救生艇都满载乘客并成功下水，仍然会有1000多人失去生命。
这些充满恶意的谣言困扰着“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长达一个多世纪。这些谣言持续存在，却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分析和理性的评价。这些谣言主要是针对在C号折叠式救生艇上的那4名中国男子，当然还有伊丽莎白·梅林格那荒谬的“美利坚婴儿”故事中出现在其他救生艇上的那个中国乘客幻影。
这几名中国人承受了来自其他乘客和当时的媒体对他们不该有的仇视，只是因为他们生还而有那么多人丧生。在报纸上发出第一轮报道之后，这6名中国幸存者很快就从“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中消失了。他们抵达纽约后，在“卡帕西亚号”上度过了一夜，没有人试图采访他们。
他们被指控、被责备，然后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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