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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冠不婚，不死不祭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史料搬运工 Author 言九林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不冠不婚，不死不祭
©文/ 言九林
编辑：禅心云起、瑞秋的春天☄ 礼，原本是为百姓提供保障的，如今却成了害民之本。所以，开封府请求变更现行政策，不要再搞了。
在他的主持下，议礼局众官员经过多年努力，终于编成了《五礼新仪》二百二十卷。这是赵宋政权正式颁布的第二部官方礼典。上一部全国推广的礼典，还是宋太祖赵匡胤主持编纂的《开宝通礼》。那时节，北宋建国时日尚浅，诸事纷杂，没有力量对历代礼制做全盘的梳理与考订。所谓《开宝通礼》，不过是在唐代开元礼制的基础上做一点增补与删改。
盛世要有盛世的体面。赵佶觉得《开宝通礼》太粗陋，配不上宋王朝的蒸蒸日上，于是在大观元年（1107年），于尚书省中设立议礼局，专门负责讨论与修改礼制。扼要说来，就是通过考订历史，来确定两件事情：（1）朝廷举办各种活动时，应该在什么地方、穿什么服装、由何人主持、举行何种仪式；（2）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生育成年、婚丧嫁娶等，应该在什么地方、穿什么服装、由何人主持、举行何种仪式。若有议礼局解决不了的争议，须提交给赵佶圣裁。
在反复争议与不断圣裁中，《五礼新仪》的编订工作一搞就是七年。
前代礼制，主要是为了通过各种仪式化活动，来彰显皇权的威严与合法性。《五礼新仪》自然也不例外。赵佶下过一道圣旨，命议礼局采用周礼。内中说：自汉代以来，历朝历代皆“失先王礼意”，他们的礼制都是错的。今天我大宋要做的是“接千岁之统，乘久安之运”，决不能辜负百余年的繁荣安定，必须将中断了上千年的“先王之礼”重新接续传承起来。赵佶的膨胀心态，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膨胀心态，也见于《五礼新仪》的另一个特点——该礼典首次针对“庶人”，也就是底层百姓，提出了礼仪制度方面的硬性要求。内中有“庶人婚仪”（底层人如何正确举行结婚仪式）、“庶人嫡子冠仪”（底层人如何正确举行嫡子成年仪式）、“庶人庶子冠仪”（底层人如何正确举行庶子成年仪式）、“庶人丧仪”（底层人如何正确举行丧礼）等名目。孔子说过，“礼不下庶人”，因为庶人很穷，没能力按典籍操办礼仪，强迫他们按礼行事，是在逼他们去死。但赵佶觉得，那已是1600多年前的陈词滥调。大观政和时代的大宋国富民强，正是让底层百姓普遍接受礼制教化、提升大宋全民文明水准的好时机。
故此，《五礼新仪》制成之日，赵佶便迫不及待下令，要将之强行推广到大宋的每个角角落落。他希望看到每个大宋百姓都严格遵循《五礼新仪》，来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可惜，大宋百姓的“觉悟”普遍跟不上赵佶。强制推行很快引来了民间的抵制和批评。议礼局官员刘炳上奏建议严惩批评者，赵佶于是下发了御笔手诏：
“礼以定民志，制未立而浮言惑之，妨功忌能，乱化之奸尚未悛革。可依所奏，仍立赏钱一千贯，许人告，以徒三年科罪。”
先解释一下：御笔即赵佶的批示。御笔批示不与朝臣商议，也无须经过任何程序，会直接下发给各级官员去执行。执行不到位、执行不积极者，将以延误时间的长短为据，按“违御笔罪”施以严惩。
赵佶这道御笔大意是：朕搞的《五礼新仪》，有固化百姓价值观的效用，但新礼制还没铺开，便出现很多批评的噪音。这些噪音说明我大宋仍有许多坏了心肠的奸人。所以朕决定批准刘炳的建议，号召百姓互相举报，举报一名诋毁《五礼新仪》者可得赏钱一千贯，被举报者将被拘禁起来强制劳役三年。
举报运动发起后，赵佶还是没有等来自己期望中的效果。于是他又觉得“五礼新仪，州县推行，未臻厥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官僚们不肯卖力。作为应对，他在在官僚集团内部发起了监察运动。赵佶通过御笔命令“诸路监司”，要他们以是否卖力推行《五礼新仪》为考核标准，上报下辖官员的表现，再由朝廷来对这些官员实施赏罚。
受史料限制（笔者所见也有限），我们不知道赵佶搞出来的这场“《五礼新仪》强推运动”究竟折腾了多久、折腾到何种程度。能够知道的是，宣和元年（1119年），开封府的官员与百姓已经无法继续忍受。这年六月，开封府上奏恳求赵佶偃旗息鼓。内中写道：
“顷命官修礼施之天下，冠婚丧祭莫不有制。俗儒胶古，便于立文，不知达俗。闾阎比户，贫窭细民，无厅寝房牖之制，无阶庭升降之所，礼生教习，责其毕备，少有违犯，遂底于法。至于巫卜媒妁，不敢有行。冠昏丧祭，久不能决。礼欲以齐民，今为害民之本。开封府申请《五礼新仪节要》、并前后指挥、及差礼直官礼生、并教行人公文指挥，可更令（不）施行。”
意思是，朝廷强推的《五礼新仪》，涉及百姓的成年礼、婚礼、丧礼、祭祀礼等方方面面。那些愚蠢的“俗儒”只知固守典籍里的教条，只求如何更方便地形成文件，并不顾及百姓们的现实需要，于是开封百姓全都遭了殃。那些生活在狭窄街巷之中、收入有限的底层百姓，只有一个可供栖身的小破房子。这些房子没有所谓的厅房、寝房之分，也没有台阶、庭院之别。可是，那些负责推行、监督《五礼新仪》的“礼生教习”全然不顾这个现实，只一味责备底层百姓，要他们备齐实施新礼制所需的厅、台阶与庭院。《五礼新仪》规定该在厅里办的事情，决不允许在厅外办；《五礼新仪》规定该在庭院里办的事情，也决不允许在庭院外办。谁要是胆敢违犯，就将谁抓起来绳之以法。于是，现在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百姓们不敢占卜吉日，不敢去请媒人，不敢给孩子举行成年礼，也没法让孩子结婚，没法给死者举办丧礼，没法举办各种祭祀。礼，原本是为百姓提供保障的，如今却成了害民之本。所以，开封府请求变更现行政策，不要再搞了。
开封府的这封陈情奏章，措辞颇为严厉，直斥“《五礼新仪》强推运动”变成了害民政策。这可能是因为，开封城乃天子脚下，是宋徽宗盯得最紧最勤的地方。奏章中称朝廷的“礼生教习”们已被派到了城里的各个角落来监督底层百姓，恰可说明这一点。开封官民受到的压力最大，所以才会有人呈递陈情奏章。
遗憾的是，史料中见不到宋徽宗的批复。最大的可能是没有批复。毕竟，对宋徽宗而言，《五礼新仪》是他极为得意的成就，要他因开封府的一封区区陈情奏章就放弃推行，很难。
本文核心史料来自《宋大诏令集》卷一四八，“政事一·礼乐上”。[1]赵佶：《依周吉礼之制御笔手诏》，大观二年八月十九日。[2]赵佶：《户部尚书礼制局详议官刘炳乞禁浮言御笔手诏》，政和三年十月四日。《宋大诏令集》卷一四八，“政事一·礼乐上”。[3]赵佶：《奉行五礼新仪监司因按部考察䖍惰御笔》，政和八年正月二十五日。[4]《开封府申请五礼新仪节要幷前后指挥更不施行》，宣和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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