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下的都城食税者、漕运、生态破坏与洪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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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帝制下的都城食税者、漕运
、生态破坏与洪灾的关系
文：Humanitas 编：瑞秋的春天
古代都城之繁华，我们这些当下的人会时时怀念它，因为它代表了我国高度发达的历史；也令当时的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留下了无数诗章，因为它确实非常繁荣。不过我们看待历史要秉承着辩证的精神，应该去掉旧有印象的滤镜。
帝制下的都城：食税者的“乐园”
众所周知，现代国家建设都城的精神是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因为需要借此来缓解人口与交通压力。但在古代则截然相反，一个王朝的都城，兼具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多种职能。所谓有天下者，必建京畿以为根本，然后建邦国。都城只有对地方形成绝对优势， 方能巩固朝廷对全天下的统治。
这就决定了都城必然要养活庞大的食税群体，例如皇亲国戚、后宫的嫔妃、宫女、宦官、大臣及其家属仆人、军队等等。这些人原则上不能从事任何产业，是纯粹的消费群体。城内的普通居民，则要从事各种行业，来为食税者们服务。我们常常以人口来衡量古代都城的繁华程度，但其实，都城的常住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食税者们撑起来的。
那么，这个群体有多庞大呢？像唐朝的长安城，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认为开元、天宝年间的长安，总人口约70万，但其中军队就占10万左右，宗室、宫人、宦官、外国人共5万余人，僧人和道士约2万-3万人，登记在册的食税人口就占了四分之一。北宋的开封城更是如此，依据周宝珠先生的研究，开封的人口规模始终维持在130-150万左右。其中驻军约10-20万人，皇室、贵族、官僚、官用工匠约10万人，僧尼、道士约2-3万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眷属约占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鄙人再次强调下食税者，这群人是只有消费，而不创造任何财富的。而且，皇室、大臣的家属当然是要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的消费需求远非寻常百姓可比，都城高度繁华的背后是巨大的粮食、财政负担。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后世朝代都城的需求只会成倍增长。因此，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都城周边地区的资源根本无法供养如此庞大的“食税者”，必须从富庶之地不断地汲取财富。
漕运：付出收益极度不成正比的“必需品”
本文从朝廷的角度出发，就不考虑修建运河时对财政的耗费了和对南方的剥削了，而是首先考虑朝廷为维护运河而耗费的财政问题。
因为与修建运河相比，维护运河更是个无底洞。特别是运河北段，受到黄河泥沙的侵袭，导致运河河道非常容易堵塞。明穆宗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在《论海运漕河》中说：“年年淤塞，年年修筑，为功促迫，劳费已多。”就是希望能通过海运这种成本极低的方式来摆脱这个无底洞。同时朝廷会在运河两岸雇佣庞大的漕卒和漕夫，用来维修河道、运送漕船，宋明清三代，这些人员常年维持在多达十万人上下，而漕船也维持在一万艘左右。之所以说维护是无底洞，就在于朝廷要时时刻刻承担着如此巨大的财政负担。
其次就是漕运的腐败问题。既然维护漕运的队伍如此庞大，朝廷则必然会派遣官吏进行管理。这些官吏除了增加朝廷的正常支出外，还可在漕运事务中上下其手、牟取暴利。例如克扣漕卒漕夫们的饷银、暗中截留朝廷下拨的款项、盘剥过往商旅等等。《旧唐书》记载过：“漕米岁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之沉，多者岁至七十余只。”唐朝时的漕粮能运抵朝廷的还不到三四成，而且每年漕船的沉没甚至能多达七十余艘，主因就在于漕吏的贪腐。
而漕卒们为了生存又将手伸向了老百姓。明朝时商人们为了避税委托漕卒运送货物，而漕卒为了养家糊口也乐于借漕船进行有偿护送，甚至是自己也携带南方的土特产去贩卖，而天津卫自然成为了官军牟利的不二场所。在皇帝的默许下，漕卒经商屡禁不止。清人任源祥叹道：“试起而问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运军者乎？运军之常例，有丝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
第三就是漕运途中的风险问题。漕运官员为了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利益，还会阻挠成本更为低廉海运的推行，常常以海上风暴与海盗为借口。但实际上，漕运的风险可不比海运低。当都城还在长安时，风险最大的河段就是三门峡了，从下游航往上游的漕船，船毁人亡者不计其数。
等到北京作为都城时，黄仁宇先生在《明代的漕运》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运河漕运的风险：
从长江出发进入运河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段及后两段加粗内容为本书引用）：“由于漕河的水位高于长江水位，因而入口处用石头修建，形状为斜坡。为了进入漕河，船只首先要卸下货物，由苦力将货物溯着漕河运到岸上。然后，用绞盘把船只提起来，拖过斜坡。船只为此等上十天半月，并不奇怪。而且，操纵绞盘并不顺利，时人（顾炎武）明显夸张地说：‘起若凌空，投若入井，财废船坏，不可胜算’。"为了节省卸货和重新载货的时间，朝廷还会在入口处安装上水闸。
进入运河后，漕船就要面对黄河的威胁了。由于此时的黄河是经淮河入海，淮河河道就不得不容纳额外的水量，中段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了限制。水流速度一旦缓下来，过多的河水就堆积在洪泽湖里，致使洪泽湖膨胀起来。随后，开凿了一条巨大的沟渠（高家堰），把漕河地带同洪泽湖水隔开。随着时间推移，洪泽湖不断变大，沟渠就不断变高。但这对漕船的隐患只能越来越大。
黄河对漕船的具体威胁有三：泥沙淤积，易使船只搁浅；冬季，河水结冰；在急流处，河水咆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过沛县附近30英里长的一段漕河河段完全干枯。几百艘官船、私船和930只运载着400000石漕粮的小船搁浅了。在徐州附近，还有百步洪、吕梁洪等急流，与三门峡都是船毁人亡的高发地区。漕粮的损耗与浪费，除了日常存储的腐烂，多半都来自于转运途中的事故。
例如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令北京遭到了严重的经济惩罚：“又遣多兵遏绝各省解京粮道，粮道不通，京师震动……只有近京之地，由海道运粮不多，故京城米价八十余文一斤，油盐柴炭，贵不待言。”朝中大臣们将家眷送回老家，闲员学士散归大半，北京城出现了人口流失的浪潮。咸丰四年（公元1854），巡城御史上奏说：“自今春以来，京官之告假出都，富民之挈家外徙，总计不下三万家矣。各街巷十室九空，户口日减。”普通市民也因为谋生艰难而沦为穷人，不是背井离乡，就是冻饿待毙。
以上问题加起来导致的结果就是：漕运的付出与收益极度不成正比，清人陆世仪算了一笔账，说朝廷每年要从江南征收漕粮四百万石，但江南每年实际要交的是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都归朝廷，可其余的一千万石却要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最终，在晚清，空前的危机也让朝廷中海运的呼声更高，加上铁路的开通，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清廷终于宣布废除漕运。
带来的生态破坏
生态破坏带来的就是水土流失，耕地逐渐贫瘠，非常不利于农业生产，与长安城的发展壮大背道而驰。因此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朝廷要到洛阳解决吃饭问题。一是关中饥荒，二是向长安运送漕粮相当困难。唐高宗李治一生中就有7次东幸洛阳，后来的武则天唐玄宗也莫不如是，武则天索性就将都城迁到了洛阳，粮食占据了重要考量。唐朝灭亡以后，再也没有朝代以长安为都了。
当北方的生态恶化无法再满足皇室要求时，皇室自然就会将目光放向南方。明成祖夺取皇位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故宫，民间有着“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传闻，以形容规模之大，修建如此庞大的宫殿，需要的木材绝非前朝可比，朝廷频繁派遣大臣到四川与两湖去主持伐木，伐木数量之大令人乍舌，如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万历皇帝重修三大殿，仅这一年就采木“两万四千六百一十根块。清朝初期同样进行着伐木活动，康熙皇帝为了修建太和殿，也要求江西、浙江、湖广、四川的督抚负责采集木材。
但问题在于，皇室需要的是最为上好的金丝楠木，要求极为严格，人们在深山老林中伐木再如何不易，朝廷一旦认定其不合样式，还要退回重砍，加上北京与南方相距甚远，运输中的损耗也要被计算在内，所以明清在长江流域伐木的真实数量要远远多于史书的记载。皇室对木材的砍伐，也是南方生态破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与洪灾的关系
因为过于庞大的食税者群体，致使帝制下的都城人口远远超过了当地承载力，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致使无法供养它们。
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求，朝廷通过漕运这种方式，从富庶之地汲取各种资源，这中间产生了无数的浪费，也加剧了南方的生态破坏。
生态破坏是洪灾频繁的一大原因。森林被砍伐，水土流失加重，上游越来越难以蓄水防洪，更难以阻挡泥沙，这对下游地区是个巨大的隐患。黄河与长江，均是如此。
洪灾与漕运当然也是有关系的。如前文所说，朝廷治理黄河，优先考虑的是漕运，这既不能解决黄河问题，还长期牺牲了鲁西南淮北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与生活环境，该地最终逐渐沦为了盗匪遍地的贫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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