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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定义小镇做题家

刘远举 常识和洞见 2022-07-31
原发表于FT中文网,本文有添加了一些内容。


何谓小镇做题家,弄清这个概念所指,不仅关系到围绕小镇做题家的争论,也关系到更远的将来。
小镇做题家这个充满城乡二元歧视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
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大多数人都要依靠考试,通过教育体系的筛选,逐步升学,学习到更多技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会做题,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表现,而通过考试层层选拔,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奋斗的过程。
不过,嘲讽者的本意,未必是要讽刺这个出身与这种自我奋斗。小镇做题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实存在的。
一、会做题,但不相信知识
先讲一个故事。在一所全市顶尖高中的一间教室中,天气炎热,教室里的电扇没有安装好调速器,在安装调速器的地方,两根金属线裸露在外面,只要搭上这两根线,电扇就会运转起来。不过,两根线的裸露部分都是直的,手拿着塑料部分搭上之后,摩擦力小,过不了多久两根线就会又分开,教室里就出现一片叹气的声音。有人过去,先看了看自己的鞋,是胶底的,确认鞋是干燥的之后,他用双手拿着一根线的金属部分,掰弯,再同样地把第二根线的金属部分掰弯,然后,拿着两根线的塑料部分,把掰弯的金属部分挂上,由于是钩住的,导线自然不会分开,电扇就保持转动。


带电操作的原理与方法,是初中物理的基本内容。教室里的学生,都是顶尖的初中毕业生,不过,他们似乎并不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害怕带电操作会触电。这样的想法,是出于经验,哪怕是精通理论知识,他们仍然选择相信经验。
这种相信经验,而不相信理论的现象在生活中很多很多。比如,医生完全放弃自己在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放弃统计学、药理、最基本的判断药效的“分组、双盲、对照”原则。他们在考试的时候,都能写下正确的答案,但在实际工作中,都把这些原则抛之脑后,理所当然的给病人开出那些不能通过检验的药。
哪怕他们有着博士后的学历,难道他们不正是做题家吗?
虽然知道知识点,但不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并把恪守理论的人称之为书呆子,然后,演变为对规则的轻视。这些人都是做题家。
比如,矿工不相信防护,不愿意戴防护用品,最后出现矽肺。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油漆工根本不愿意戴面罩。再比如,在驾照考试的时候,考了100分,但开车的时候,却不尊重规则,按照口口相传的经验驾驶,比如,转向不打转向灯。我国道路交通每万车死亡率约10人,是美国的10多倍,日本的20多倍。
二、会做题,但缺乏正确的价值观
很多知识背后是价值观。比如,课本上,他们会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包含自由、民主,这些人类知识、文明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描述。考试的时候,他们能准确地回答。然而,但一到了社交媒体上,这些东西,他们能立刻忘掉学过的知识。

考了公务员,经过高考、国考,可谓做题的顶峰,什么题都会。甚至知识点都知道,上到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下到各种规则制度、道德都懂。但是,遇到事,一拍脑袋,下指令的下指令,执行的执行,“把人门撬了”“把人硬隔离”了,这些人不正是做题家吗?
做题家只关注做题,不关注正确的三观,不关注怎么做人。
网上很多新闻,家长反对那些有多动症、自闭症、阿斯伯格症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同班。如果这些孩子有攻击行为,涉及安全,当然应该想办法做出更好的安排,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攻击行为,家长担心的是影响到课堂纪律,影响自己孩子成绩。说白了,影响到做题技能的培训。
但是,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学会宽容、善良、善待他人、与人为善,难道不是一个人一生中,比做题更重要的教育吗?
知识、正确的三观,不一定通过做题学,会做题仅仅表示知道这些知识、知道这些三观,但并不代表做题家相信这些知识,认可这些三观。会做题与反智,是可以在同处于一人的。
三、何为小镇?
所谓小镇,并不一定指出生地,而是指:即便生活在城市,在大城市出生、长大;虽然生活在现代化的物质中,但价值观却是小镇的、小农的。打个比方,看到安娜卡列尼娜、简爱不会想到女性冲破礼教、追求爱情这类以往流行的现代性的观点,而是“该沉猪笼”。
从这个意义上,小镇崛起,是舆论场的事实。
不相信知识与小镇价值观,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内在联系。不相信知识,相信经验,可以说是一种农业文明的遗迹。在小农时代,生活和生产局限于一个地域的熟人社会,社会管理以氏族、宗族为单位,依靠经验就足以应对小农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对知识的相信,则是经历长期工业社会、技术进程后人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
更进一步的,小农、小镇的本质是服从。
中国教育缺乏对于鼓励学生进行思辨的训练。从教学理念,课堂纪律,到学生作业都是如此。缺乏鼓励学生质疑,也不鼓励辩论,对于老师,课本上的内容,要求学生相信、服从而不是进行思辨甚至质疑。那些有质疑的人,会被周围的老师和同学嫌弃。所以大多数中国学生缺乏思辨的理念、方法,只是在学习僵化的“死的知识”——更准确地说,学习做题。而不是通过学习某一种知识进行思维的训练,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四、回到具体问题上
利己没有问题,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利己的权利之上的。精致,也没有问题。但实质性的是,在利己的同时,是否漠视他人的权利被侵害、甚至侵犯他人的权利。小镇做题家当然没有侵犯易烊千玺的权利,但他们漠视了房间里的大象。
易烊千玺事件的实质在于,他从事的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行业,他是从市场挣钱,然后交给国家话剧院。稍具批判能力,就不难发现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明星的合法权利,很容易被当下网上舆论场中的舆论在法治、规则之外施加惩罚,所以,明星想寻求一个更好的保障。
小镇做题家的特点是,他们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但却从来不会去维护别人的权利。他们批评明星破坏了规则,但在明星在法律之外被社死、被惩罚的时候,却只会嘲笑“求生欲好强”,甚至本身就参与了这种非规则,非法治的攻击。
很多中国人似乎已经很难理解为他人说话,为同胞说话这件事了。在他们的想法中,一个人如果谈论到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那么,一定意味着这个人正在遭亲身遭遇这些事——否则,为何吃饱了管这事呢?
强弱之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明星怕社死,小镇做题家怕裙带关系。好的社会,是“任何场景之下的弱势者的平等。”分清楚权利与权力,是明白这一切的开端,但我觉得,即便小镇做题家,也不知道这个知识点,那怕是985毕业的人群中,能分辨这两个词的都是少数。

所以,在这波争论中,不管是小镇做题家的批评者,还是维护者,无人提权利,都是以强弱论胜负——嘲讽者说,做题算个屁的能力,维护者说,做题就是能力。但几乎没有人说,不管会不会做题,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北上广深,是全中国人的北上广深,户籍、限购,都是不应该存在的。也没有人说,每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应该受到法律之外的惩罚。
这才是关于小镇做题家争论中最为悲哀的一幕。
五、价值观决定了身份
辨析了小镇争论背后的价值观,才能真正看清这一波争论。
中国的城市化历史并不久,现在还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所有,大多数都于小镇有关。
在这一波争论中,从身份地位看,高官巨富,也可以自认小镇做题家,出来为小镇做题家辩护、正名;反过来,也可以是刚刚毕业拿了北上广深户口,年薪才20万的“才上船者”,对仅仅晚了一步的小镇做题家加以嘲讽。
从价值观来说,嘲讽小镇的人,可能真正与小镇做题家站在一边,只是怒其不争,反对他们的价值观,因为正是小镇做题家持有的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小镇价值观”,限制了小镇青年的未来。而维护小镇青年的,赞美奋斗的,也可能不过是光面堂皇的既得利益者对自己利益基础的维护,是“磨坊主赞美拉磨的驴”。
所以,这一波争论,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敌友难辨。
六、与小镇做题家的反面是“人才”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在一次专题研讨“钱学森之问”的小型学术会上,3位并列而坐的老学者,各用了一个关键词,来表达自己对“钱问”出路的见解。84岁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陈耀松说“要靠民主”;紧接着,88岁的力学家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之后不久,在2013年1月,他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接着,95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备享盛名的李佩教授说“要能争论”。
其实,超越小镇做题家,不需要杰出,只需要相信自己书本上所学到的东西,并努力践行。从这个意义上,是否是做题家,不在于血统、出身、知识,而在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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