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圈”道德演化简史
“李云迪该遭受怎样的处罚的看法，最终，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自己。”
明星违法被拘，这是法律。但“终生惩罚”依据的是道德。这不是黑白分明的区域，而是自由的灰色边界。
讨论这个灰色区域，不妨沿着时间回溯，回顾一下中国文艺圈的几个关键性的、源头性的“道德时刻”吧。
一、“女特务”时代
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受题材限制，人物多以工农兵、革命战士为主。那个时代，没有最帅兵哥哥，也没有最美女警，只有刻板的“工农兵”形象。所以，众多40年代叱咤风云的影星转型的方法，是把精致的脸，用造型、化妆等手段，改造为劳苦大众的相貌。
有“50年代最漂亮的女演员”王丹凤，出演“生产能手”。这张脸仍然太精致了。
再往后，就是八个样板戏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文艺圈的道德突破，主要通过“女特务”实现，因为只有女特务，才能有口红、烫发、高跟鞋与旗袍。
1958年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深刻的印刻在了当年无数男青年的记忆中。
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文艺圈开始了道德上的“疯狂试探”。
二、媒体上的第一次接吻
在中国公众场合出现的第一次接吻，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电影，而是杂志封面。
1979年第5期《大众电影》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大众电影》是当时最火的刊物，曾创下过单期销量940万册的记录，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顶级大号。这张图片，自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时有位宣传干事给编辑部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
“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进行道德约束的理由，从来都是一样的。
在信件最后，这位读者挑战式地说，“你们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
——这样的自信也从来没变过，现在只是变成了：“小编，你敢把我的留言放出来吗？”
编辑部还真“有胆量”，全文刊发了这封信，在杂志上开展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大众电影》的编辑将“接吻”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收到来信和来稿11200多件。事实证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渴望自由，反对保守，所有信件与来稿中，赞同这位宣传干事的还不到3%。
谁能代表所有中国所有音乐爱好者呢？
进入90年代，《大众电影》的封面云集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员。现在回看那时的封面照，其香艳程度似乎超过了今天。
二、封面上的接吻，为真人出演撑开了道德空间
影视圈也在“疯狂的”开拓道德的新前沿。
1979年，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首次出现接吻镜头。虽然据说男女主角接吻时嘴上还贴了层膜，但电影院仍然爆棚，许多地方还临时增派消防官兵到影院驻守，以防意外。男女主人公蜻蜓点水般的接吻，注定会被破门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断，电影院里响起一片失望的哗然。
女演员变美了
很多人喜欢用单纯、纯真、纯洁等词形容以前的社会，但用这些词来形容一个成年人社会，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压抑。
其实，说到银幕上的吻，《庐山恋》的影响更大。
这部拍摄于1980年的影片中，张瑜扮演的女主角主动在男主角脸颊上印上“蜻蜓点水”的一吻，给了一代人震撼，成为那个时代年轻男女的恋爱教科书。
《庐山恋》影响更大的原因，除了那一吻，还因为泳装。
到了1986年，吻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中，刘晓庆和姜文的创下了中国电影最长接吻纪录。
姜文在1995年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共计5000万人次观看。宁静饰演的米兰，有过一两秒的露点镜头，在当时宽松的大环境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公映版里。
三、艺术领域也在做出各种突破
1979年，画家袁运生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的绘制。这幅壁画中，有三位裸浴的少女。
事后他回忆：“那个画面当初是过不了画审的，为了能够通过文艺审核，我就在少女的胸部那里多加了一条线，（从视觉上）让审核人员以为下面是一条裙子，剩下的到时候再画。”
后来，袁运生最后悄悄擦去了少女胸部的那条黑线，也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据袁运生回忆，当时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看了，他很开明，没有吱声。不久之后，有高层领导找到袁运生，态度温和的商讨：“壁画能否修改一下？我们这里的压力太大，希望你能让画面之中的傣族少女起码穿上短裤。”
袁运生很生气，当面说：“绝对不能改，在世界历史上，改画是一件丑闻，比如教皇让米开朗琪罗改画，就是丑闻一件，如果改掉的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
邓小平同志从李瑞环那里得知《泼水节》这幅画有争议之后，连招呼都没打，就在李先念等同志的陪同之下前往参观。他看了后说：“这有啥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没问题，甚至还应该多印，卖给外国人。”而旁边的李先念也说：“我看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此后，不断有人来参观，想一睹究竟，机场每天应接不暇。海外评价：“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么多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给予了肯定,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
然而，保守是如此顽强，自由是如此的艰难。很多时候，保守往往以更纯洁、更革命的方式呈现出来，即便面对政策、领导人的表态，都敢于盛气凌人。就像如今社交媒体上的某些人，只要持着道德的大棒，就可以不管法律与政策。
有人在读者来信中质问：“我知道海关查私，也把裸体像片作为一个目标去搜索。贵刊承认社会主义文艺同资本主义文艺没有区别？难道欣赏屁股、乳房就是贵刊的‘现代化’吗?”
1982年，《泼水节》壁画部分被布帘遮住，钉上三合板封死。
这一封，就是8年。
四、音乐界也在做出尝试，探索艺术的新边界。
1979年，邓丽君的《甜蜜蜜》唱响大陆。听了几十年激昂样板歌曲的中国人，喜欢上了这类柔美的歌曲。但邓丽君也受到“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指责。
1980年初，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了一部旅游风光片电视剧《三峡传说》，《乡恋》就是配唱的一支曲子。反应了王昭君对长安的依恋。歌曲充满了低回凄婉、如泣如诉、缠绵悱恻的乡思之情。
歌曲播出后，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红遍了街头巷尾。批判、讨伐的声音随之而来。
“趣味不高，格调很低，在气质、情趣、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等方面都不够健康。”
“这首歌是灰暗的、颓废的、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让一位古代的巾帼英雄唱这样靡靡之音，有损于人物的形象”
群众批评看歌词，专业人士则批评李谷一所采用的“气声唱法”，不正经、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
“娇声嗲气呀，矫揉造作，完全是迎合少数观众的低级趣味，亦步亦趋地模仿某些港台歌星的庸俗风格”
“同那里的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
“不仅污染了我们的乐坛，也会使被捧者误入歧途。”
这些对“如何唱”的批评，让我想起了，对小红书里对“如何拍”的批评。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部门，搞了一个群众评选活动，《乡恋》虽得到了十几万张选票，但由于激烈的争议，未能入选。有人说：投票的都是流氓，这是流氓喜欢的歌。
1980年春，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音乐创作会，叫“西山会议”。会上，当时受到群众欢迎的《绒花》（就是韩红翻唱的那一首）、《乡恋》等当时十分流行的多首歌曲都遭遇了点名批判，其中李谷一的演唱风格是重点。音乐界一高层人士劝李谷一：把《乡恋》用“健康”的唱法重新再唱过。
带着“黄色歌女”、“格调低下”，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李谷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在中央乐团待不下去。
乡恋所遭到的批评，并不是孤例。1980年的《军港之夜》，也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遭到非议。质疑者认为：我们的士兵都睡着了，谁来站岗保卫祖国呢？这些理由现在看起来如此荒诞，但在当年，却是理直气壮——就像现在，把自己的孩子的前途，与一个陌生的明星联系起来。
转机出现在1983年的第一届春晚。
当天晚上的四部热线电话，接到了无数要求演唱《乡恋》的来电。冥冥之中自有联系，30年后，人们用“疯狂打CALL”来形容对事，对人的支持。
晚会总导演非常为难，无法定夺，找到台长请示，台长也不敢拍板。当时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正在现场坐镇。面对堆积如山的点播单，吴冷西几经犹豫，冒着风险，拍板上《乡恋》。
于是，1983年春晚舞台上，曾被批为“靡靡之音”的熟悉旋律缓缓响起，中国通俗音乐的前行之门就这样无比艰难地被“劈开”了
——哪怕你今天随意听一场演唱会，都来得十分不容易。
五、他们是为了什么？
从李谷一到袁运生，从王蒙到吴冷西，从李先念到邓小平，他们撑开这些空间，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中国人的经济自由。
正所谓“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睹瓶中冰，而知天下寒”。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1980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文艺的；不管是明星的，还是普通人的。所有的自由，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艺圈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风向标。只有撑开了其他的自由，经济自由才有发展空间。所谓经济自由，就是市场经济。
事实也正是如此，伴随文艺圈的道德试探，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小岗村分田到户，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开始实施，年广久雇工超过八人，个体户成为市场的重要主体，集体经济出现并朝着私营经济转化。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最终，塑造了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改革者的努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文革”期间，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资产阶级情调。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开拓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这一年除夕，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舞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舞会上，舞伴同性组合要比异性组合多，女子与男伴的距离谨慎的保持在20厘米开外。
也就是在这一年，贬斥为“扭屁股”的迪斯科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大城市里时髦的青年男女，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穿着时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通知表示，交际舞“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取缔。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将被给予治安处罚，甚至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1983年“严打”期间，西安中年妇女马燕秦，因为“长期不务正业，把自己家作为主要地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以及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场所、教唆、引诱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并通过乱搞男女关系盈利”被收审，判死缓。案件牵涉300余人，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也被判无期徒刑。
1984年10月，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略微松动，改禁为限。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类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在改禁为限之后，需要自下而上的尝试。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领风气之先，搞起了舞厅试点。之后，文化部、公安部以《天津市舞会办得比较健康》为文，向全国各地下发通知，进一步开禁。全国开始争相效仿，交谊舞开始从小众的圈子向大众蔓延，一场旋风，一夜而起。
1986年，王蒙复出，任文化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六、自由从不是一帆风顺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从高层到底层，整体上都是向着更宽松，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所谓历史规律，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静水深流背后，是那些改革者、先行者的努力、争取。
自由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1983年，反精神污染开始。
前几年宽松的氛围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款式新颖的衣服，跳健康的集体舞，甚至养花都被加以非难，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作‘精神污染’的表现来反对。
当时，《马克思传》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封面因刊登获女子体操高低杠上的照片，而被当作“黄色照片”；战士随身带着对象的照片，便受到严厉指责；有的大城市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许多工厂门口有人站岗，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在胡耀邦的干预下，这一波风潮并没有持续太久。
道德宽松度从来都与经济自由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一年，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久因为雇工140多人，引起各方责难，甚至有人主张采取措施“动一动”。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
保守与自由就这么反复博弈。直到9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点上了一把火。改革开放之下，中国人的自由扩展，才进入了快车道。
七、从消灭到宽容
当然，伴随自由度的提升，一些不好的东西，一些存在人类社会中千百年的东西，又重新出现了。
吸毒、卖淫、嫖娼、赌博，这些以前被消灭的东西，都出现了。
但这一次，对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态度，不再是消灭，大多都没有纳入刑法，只是行政拘留，甚至免于处罚。
这意味着国家对这些行为更宽容。违法了拘留，这是明确的，但之后的社会评价，却留给了道德、社会、消费者自己去判断，而不用强力实施。打个比方，以前要劳改3年，现在只拘留15天，剩下的，就留给了社会、留给了道德自己去判断。你选择原谅，就继续买票，你抵制，就不买票。其实，这种机制一直存在。大企业找代言，都是要经过详细的市场调查，消费者的负面评价，是足以影响到明星的利益的。
保持这种宽容，是因为社会中的某些不好的东西，是伴随自由而生的。打开窗户，一定会有苍蝇；消灭苍蝇，就得关上窗户。当留给社会判断的那一部分变得越来越严厉时候，当道德变为可执行的实体的时候，苍蝇消灭干净了，道德纯度就会压倒经济自由，整个生活也会被颠覆掉。
八，明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百姓
其实，我们讨论这些话题，不是为了某个明星。
这些年轻人兴奋于又一个名人倒掉了，他们只是吃瓜，并不知道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们不知道的是，所有的自由，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而且，任何时代，被时代冲刷得最厉害的，永远是普通人。自由收缩，经济自由消失，旧上海的女星只是不能出演，但乡下的农民，却要饿肚子。
李云迪有国际声誉，可以在其他国家去发展，去生活。但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自己所在的地方只能是中国。
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明星，甚至也不是为了所谓的正确的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时代当然总会不断前进，但它打个盹，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当年，一定有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看着姐姐们化了妆，穿着高跟鞋、旗袍去跳舞，心中羡慕，想着自长大了也这样。但待到1986年，王蒙解禁交谊舞，她已经50多岁了。
现在，你打开手机，选择一首外国歌曲；
你和朋友约着下班去学跳舞；
你打开微信，朋友给你发来一张热辣的图片；
你和女朋友在学校宿舍下拥抱；
你觉得这一切稀疏平常，理所当然，但即便我知道这段历史，写完这篇时，我仍觉得步步惊心，来之不易，应当珍惜。
就连新年去庙里烧一柱香，都是当初改革者的气魄撑开的。1979年，限于当时形势，南华寺不同意恢复供奉六祖慧能大师真身，当时广东省最高领导习仲勋派专人去南华寺做工作，来人向南华寺方面传达习仲勋的原话：“同意要恢复，不同意也要恢复！”话说得毫不含糊。
从邓小平、李先念、习仲勋，到李谷一、王蒙、袁运生，他们努力撑开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空间。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有自由。但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改革也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
遗憾的是，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北京机场的壁画拆掉围挡才30年；屏幕上可以接吻，也才40年，但整个时代的记忆却被忘却了。
中国人记住外族对我们做过什么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记住我们曾对自己做过什么，以及怎么走出来的，记住那些改革者的努力。哪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岁月静好，都是前人在负重开拓。
也希望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向现在的年轻人多讲讲。向那些社交媒体上充满戾气，满口三观却无三观，用道德大棒去打压别人的年轻人，多讲讲，告诉他们，他们如今的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
你和女朋友同居，大妈上门敲门，直奔卫生间，打量一番生活用品，然后态度温和的说，年轻人要自爱啊。
你穿了吊带轻衫上班，叮当一声，HR邮件到了，告诉你穿衣不符合公司员工道德自律公约；
你逐渐发现，连酒吧里的吊带都少了，自己显得那么突兀，于是，你也不穿了。
你和朋友打麻将，超过了500块，被拘留，丢了工作。
我想，没人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李云迪并不重要
但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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