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十年年入百万”之外，还有更大的失望等着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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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

LIUYUANJU

FT中文网、腾讯大家、南方周末

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等媒体

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关注时政、财经、互联网

作品见于中外媒体

以深度的分析、冷静的理性

客观的态度去发掘现象背后的事实

近日，中国青年报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发起关于就业的调查，回收2700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各个行业中，互联网行业最受欢迎，64.33%大学生希望毕业后能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此外，有六成大学生认为自己毕业10年内会年入百万。

这个结果，引来一些人嘲讽，说这群00后有点好高骛远，不过，正所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个期盼高一点，自我期许高一些，是非常正常的事。他们不应该对未来悲观，甚至不应该客观、冷静。年轻人初入社会，就应该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当然，客观的说，工作十年，年入百万，的确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从绝对金额来看，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再看上市公司薪酬榜，年薪百万，在A股上市公司高管中也能排前20%。

更重要的是相对比例。毕业十年，本科生与研究生做个平均，算35岁。根据西南财经大学调查报告，全国年收入100万的人，大约有70万人，占整个人口的万分之五，这是全年龄段的一个数据。考虑到人年龄越大收入越高，那么35岁就年入百万的人，几率会低一些，就算万分之三，一万个年轻人中有3个。

假设年入百万的都是上过大学的，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8.1%，也就是同龄人中接近1/2都可以上大学。所以，由此可以估算，35岁的时候，年入百万大约占大学生中的万分之六。

如果考虑到学校差异，同龄人中能上985的大约在1/100，这个比例再乘以一个3/100，就等于6/10000。也就是说985毕业生，10年后能达到年入百万，比例也仅仅在3/100。如果是北清等名校，这个几率还会更大一些，估计10个能有一个。当然，他们基本上会进中国最好的企业。这个数据基本上就符合常识了。

这个问卷针对的是所有大学生，他们的期待的确与现实有较大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首先，整个中国社会对贫富的认识，都充满了浮躁。

在时下的社交媒体上，人们讨论自己心目中的中产，标准定得很高，要么年收入几百万，要么北上广深有两套房，还不能有贷款。实际上，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了美国的中产标准了。美国的中产标准，大约在家庭年入13万美元-25万美元。

标准畸高，源于系统性的抽样偏差。所谓系统性偏差，是指由于违反了抽样调查的随机原则而导致的代表性误差。作为一个大众话题，大多数人谈到中产标准的时候，只是从自己的观察与感受中得到结论。而讨论这个话题的人，往往本身就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而且，基于社交媒体的不可避免的特性，观察到的往往是幸福、炫富。这个时候，系统性的偏差就进一步加大了。

系统性偏差形成了偏见，这种偏见，进一步成了一种身份标识——哪怕一个人的判断、结论是错的，存在系统性偏差，但也反映了这个人的社交圈子。如果一个人的判断是，中产的标准是北京两套房，年收入200万，那么，就在暗示他自己的财产状况，退一步，即便他没有那么多财产，那么多收入，他的见识如此，他的偏见如此，多多少少也表明他也身处这个圈子。

这种现象的最终后果就是，真实的中国或多或少的消失了。以至于当李总说出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1000元的时候，舆论震惊了，沸沸扬扬的讨论了很大一阵子。大学生处在这种浮躁与不真实之中，自然会生出不切实际的期盼。

其次，互联网大厂的造富神话，拔高了毕业生的预期。在调查报告当中，近六成的学生青睐互联网行业，对互联网造富的传说肯定是了解已久。

中国的互联网大厂的确是一个梦想之地。

1978年，中国GDP总额仅为3679亿，2016年，这个数字爆发式的增长到765873亿，名义GDP增加200多倍，各行各业的规模也相应扩大。更庞大的行业规模，更大更多的公司，都产生出更多的管理岗位。

与此同时，新技术出现制造出新的需求与新的行业，并为行业先行者提供更多的管理岗位。从百度、阿里、腾讯、到华为、中兴，再到滴滴、饿了么、摩拜，每一个互联网、通讯、移动的新贵，都产生出更多的管理层岗位。此外，中国还有庞大的人口红利，大量农民进入工业体系，构成职场金字塔的庞大基底，支撑起更多的管理岗位。

于是，似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变为中层，每一个人都期望着股权与分红。特别是在互联网大厂，每个人都能按部就班，随着公司爆发式发展，而获得高工资、股权、分红。这些故事，又在社交媒体上高光展示，向大学生们描绘着美好的未来。

不过，这个浮躁、忙碌、却激动人心的时代正在逐渐过去。

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财富效应的主推力，新技术，正在放缓。人口方面，人口的老龄化，虽然意味着高端岗位空出，但更意味着推高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人口抚养比，降低了储蓄率，给中国经济下行带来压力，导致行业规模平稳甚至缩减。至于全球化，也进入一个平稳甚至停滞阶段。

有这样一个段子。"三个人坐电梯从一楼到十楼。一个原地跑步，一个做俯卧撑，一个用头撞墙，他们都到了十楼。有人问他们是如何到十楼的？一个说是跑上来的。一个说是俯卧撑上来的。一个说是用头撞墙上来的。"其实，他们都是坐电梯上来的，而这部电梯已经慢慢缓下来了，而大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自信，不过是浮躁社会的镜像，我们既不应该嘲笑这群刚出校门的学生的自信，但我们也有责任告诉他们社会真实的模样。

其实，等待他们的可能还更残酷。

生活一天天的过，收入达到不年入百万，不高不低，预期与现实接轨，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温水煮青蛙，青蛙不会烦躁。

这些大学生，很多人会进入大城市，去一线城市寻梦。但是，大城市几乎停止接纳他们了。

2000年，上海人口为1608万，2005年为1778万，2010年为2220万。上海2014年常住人口为2425万，2015年下降为2415万，到2020年缓慢增长为2487万。进入大城市越来越难。常住人口只是居住概念，至于买房定居、由于不断上涨的房价，则更难。而要想落户下来的，则难上加上难。

他们大学毕业时，带着年薪百万的梦想，涌入大城市。奋斗多年，他们在城市留下足迹、朋友、爱情。这会形成一种真切的拥有感与归属感。但当这种感觉被打破，剥夺感、挫败感、“被打回去”的感觉就会强烈——最终形成一个感觉：我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才是他们，以及所有人面临的最大失望，与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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