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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过了几天没资本的日子,就开始不满意了?

刘远举 中产财经生活 2022-05-12
听说现在很多青年人向往配给制,不用买房,国家分房;不用买食品,国家按时发;按需分配。

其实,要想体验供给制,来上海就好了。问题猪肉、霉变的酱鸭、假冒龙口粉丝、母猪肉、粗糙的食用盐、导致拉肚的扒鸡,生产日期在未来的食品,封城期间,五花八门的问题产品纷纷出现。

很多年轻人说,这都是资本造成的。错了,这恰好不是资本,而是配给制。

现在很多年轻人还喜欢超大型工程。超大型工程背后,往往就是供给制。那时不但巧克力、咖啡、可乐难求;自由流行音乐、剧本杀,也不可能有。因为,那都不是生活必须。

配给制出问题是正常的,不出现问题,反而不正常。

先说次要原因。

、配给制,把消费的阶层性完全打乱了,触发了很多稍显傲慢的情绪。

一家食品公司有诉讼记录,过去被行政处罚,有被执行记录,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在的产品是假冒伪劣。不过,这些小公司的产品,平时不在居民购买的范围内。拼多多19元包邮,也似乎成为铁证,但拼多多在卖,价格低,并不意味着不合格。“龙金花”品牌的食用油,听起来是像在山寨“金龙鱼”,但并不是,而是正规公司的产品。品牌当然没有“金龙鱼”响,但并不意味着是山寨和假冒伪劣。

很多人说,这些平时销不出去的产品,可算找到了出路。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这些产品不符合城市上中产的偏好,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假冒伪劣产品。这些产品大量的存在上海,平时也有大量的人去买。只不过,它们不会出现在开市客,也不会出现在专卖进口产品的超市,或许在货架不起眼的地方,或许,在某个乡镇的小店中。这些品牌作为整个食品、副食的一部分,在满足上海人的日常所需中,也不可或缺。只不过,平时按照价格机制,消费者各取所需。

政府采购,打破了这一切,相当于随机分配,失望与抱怨也随之出现。集中配送加剧了问题的舆情。物资统一配送,100份发霉的食物,本来是分散在某家超市的供应范围内的,比如,20平方公里,现在集中到一栋楼。以前不会引发新闻,找超市退了就完了,因为都是分散的,也没新闻性,但现在却会在群里群情激愤。


 二、政府部门本就很难替代市场

政府的基层组织,本来就不是设计来保障2500万人的生活的。上海日常从事批发、零售、交通、物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有389.9万人。正是这389.9万人,为城市的物流体系提供了保障。

上海15-59岁年龄段人口总量1661万人,这里面还为成年人、大学生,真正的劳动人口,估计也就1500万左右。根据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上海日常从事批发、零售、交通、物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有389.9万人。这400万人,通过市场,把老百姓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我觉得要纠正一个认识,城市的第一功能、最大职能,不是什么经济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科创中心,而是生活中心!

在短时间内,把这个功能整体切断、停止,改为政府配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替补的。会对基层形成了过大的压力,即便都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但政府部门没经验,会产生混乱,各种假冒伪劣就乘虚而入。更何况,很多人还心怀鬼胎。


三,最重要的原因,即便长期运行,配给制也不可能好。

很多人觉得,平时生活中有“假冒伪劣”也就算了,但在疫情封控的特殊时期,市民牺牲了自由,足不出户,政府发放的“保供物资”出现如此多的假冒伪劣,是打破了底线。但是,这正是配给制的常态。

据说B站的青年看到朝鲜金先生给播音员送了房子,都很羡慕,希望分配。但真正像上海居民这样,才感受几天,才部分感受到供给制,还仅仅是部分配给制,就受不了呢。

市场中有假冒,但有竞争,消费者会选择,所以,资本当“坏人”只能坏一次,那么,资本然会约束自己盒马连土豆超过一天都要道歉,这就是市场机制制约下的资本。一旦进入配给制,一切逻辑都不一样了。


配给制的特点是,东西你白白发给你的,但你没有选择,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发什么,怎么发,这就是权力。有权力就会有寻租。品质差的东西,小众的东西,价格低,且不透明,这中间水分就大,回扣空间也多。


别说完全的供给制,就是供给不足,都能产生权力。改革开放前,那时候不少国营商店里挂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标语。只可惜,天天抓阶级斗争的年代,经济一直没怎么发展,供给也很难保障。

国营商店的营业员都是高人一等,一副卖牛肉的样子。顾客上门,营业员总是爱理不理,和顾客吵架也是常有的事情。有的商店还有一条响当当的店规:“不得打骂顾客”。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样的店规,只怕要内心崩溃了。可当年就是这样的,计划经济时代商品匮乏,营业员牛叉得很,是婚姻市场上的优势者。

四,保供名单不是居委会操作的,但居委会也有权力。

当然有很好的居委会,但也有不好的居委会。

目前,除了少数的确的居委会书记、主任的待遇可以参照当地的事业编制,目前大多数居委会是没有编制的。居委会不是官,是老百姓。居委会平时没有什么权力,一旦遇到采购,未必能把持得住,即使出事了,辞退了,损失也不是太大。而且,很多时候,直接负责审批团购的,甚至不是居委会书记,而是志愿者。如果预期能长期持续下去,就会放水养鱼,做可持续的打算。如果知道这事儿长不了,就会竭泽而渔。人性的贪婪是不断滑坡的,直到滑过那危险的底线,引发居民反弹。

在封城中,居委会还有一个权力是审批团购。理论上,这是一个满足居民差异化需求的办法。如果政府统一认定生活必需品,就根本没有这个空间。但由此,权力的空间也出来的。我家参加了一次团购,但据团长说,他打了一天居委会的人的手机,没人接电话,居委会书记不批,志愿者就不会帮忙送,就进不了小区,最后团购失败。当然,这里面或许有客观原因。但毋庸讳言,接不接电话,只接熟人的电话,就会形成实际上的权力空间。

现在居民敢于声讨,是因为他们知道,封禁总有头。如果这种配给制、审批制是长期的,没有居民敢在网上抱怨。以前,居民到国营肉店去买肉,还得给卖肉的师傅递上一根烟。不然师傅就给你割一块瘦肉,而不是你想要的白花花的肥肉——是的,我没写错。

不过,配给制中的“坏人”也未必都是坏事,也会带来好处。

很大程度上,目前居民相对多元的供应状况,是灰色空间倒逼出来的。团长给居委会一点好处,老板给居委会一点好处,东西就进小区了。基于当下的大背景,这对居民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为了居民的需求,承担责任,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团购审批的人,不是没有。但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不贪财,不做黑市生意,那么,一个很可能的结果就是,没有利益,自然不承担骑手、闪送、团购带了的感染风险,以最严厉的方式对待居民的自发团购。可乐、冰激凌、香烟、酒这些东西,居民想都别想。所以,寻租,在很多时候,往往是配给制的一道缝隙,即便在疫情短短的配给制中,也不例外。

当然,这也得有度。做这些灰色生意的心中要有点数,有审批权的人心中也得有点数。有些人为了让灰色生意更好,甚至是居委会自己的生意更好,就让有审批权的卡大平台进小区,居民闹起来,生意就做不下来,还偷鸡不成蚀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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