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即观念”：居委会的“大礼包”到底是谁出的钱？

最近，免费大礼包出了不少假冒伪劣，但问题不仅仅是执行层面。

从昨天到今天，我在朋友圈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上海居民的大礼包，钱是哪一级出的？我网上找过，没有答案，也有记者朋友看到了来问我，有答案了吗，她也想知道。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以我朋友圈的构成来说，这还是很少见的。一个基本问题，都如此模糊，自然滋生出各种问题。

其实，我一直觉得“大礼包”这三个字，不准确、不合适。倒不是说觉得没有香港美国那样几千上万那么大，毕竟，从小就接受教育，我们国家底子薄。

关键在于一个“礼”字。

最讲“礼”的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讯息”，我也说一句“语言即观念”。

对这一点，最近我感受颇深，汉语千变万化，又是由字组合成新词，获得新义，这意味着准确性稍差。对某个事物，用什么词语，选择范围很大，选什么词，往往就暗带了观点，然后，在传播中，普及、固化成为观念。

比如感冒与流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病。普通感冒常见的病毒是鼻病毒、冠状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或者是腺病毒等等。而流行性感冒常见的病毒是甲、乙、丙型的流感病毒。

在英语中，感冒是cold，catch a cold，患上感冒 ，bad cold，重感冒；流感是flu，got flu，患上流感。此外流感还有医用名词，epidemic catarrh、epidemic rheum，都很明确。你说catch a cold，还可以上班；但说got flu，就不会让你上班了。

在汉语中，流感这个词，其实也贴切，但由于是组合成新义，就会产生混淆。

奥密克戎是个“大号流感”，在专业人士那里，是很明确、很贴切的一个比喻。流感也要死人。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文件，流感在全球每年可导致 29 万至 65 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2010-11至 2014-15季节，全国平均每年有8.8万（95% CI 8.4-9.2）例流感相关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

北京市一项针对 2016-2018 年流感住院病例的研究显示，流感住院患者病死率为 0.5%。所以，奥密克戎是个“大号流感”的比喻未必不对，起码可以作为参考——没有任何国家会针对流感实施防疫措施。

但是，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中，流感与感冒被混用了，甚至专家都在混淆。批“奥密克戎是个大号流感”被偷换为了“奥密克戎是个大号感冒”。到了老百姓那里，语言就生出了认知，老百姓义愤填膺的质问：“奥密克戎是大号流感？你放什么屁！感冒会死人吗？”

就这样，一个“语言即观念”的过程就完成了。

当然，这是一个反例，最初打比喻的人，没想到汉语之精妙、之模糊，结果，一个本来很好的比喻，被完全搞反了。

好了，言归正传，回到“大礼包”上来。

何为礼？在这里指敬意，“以礼相待”。政府对公民，当然可以遵循“礼”的规范。但我们是法治社会，更应遵循“法”的规范。“礼”强调了某种“私人性”，私人之间的好意，于是，就带上随意性、模糊性，自然就没人在意谁出的钱了。这，正是一个“语言即观念”过程。

“大礼包”更准确的说，应该叫封控补偿包、疫情政府补贴包、政府生活保障包等等，那么，自然不应带有私人意味，以及随意性、模糊性，而应遵循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法治规范、政治伦理。

明确了这一点，正其名了，就可正其所实。我认为，“大礼包”应该遵循以下几个规范。

首先，它是政府对封城中的公民牺牲的自由的一种补偿。从法律角度来说，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1条，“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当然，也可以扩展视为一种谢意。但无论如何，这是居民应得的，而不是恩惠。这是居民监督的逻辑基础。

其次，既然让渡自由是一视同仁的，那么，“大礼包”也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不分贵贱老少。

考虑到各街道负责采购，东西可以不一样，但金额应该是一致的。不能说住在金山区的与黄浦区的不同；不能说住老公房的与住别墅的不同；不能说住在20万一平的与2万一平的不同；不能说上海户籍的与外地人不同。这是大礼包的公平性原则。

第三，既然是政府出钱，那么，它在财政上应该是明确的。哪一级出钱，每一次多少，都应该明确让居民知道。居民知道了，自然可以估价，这就能很大程度上杜绝劣质物资。这是居民监督的现实前提。

当然，各街道有自己的资产，这些资产有收益，那么，有些街道收益多，资金多。但考虑到封城是全市性的，即便街道出钱，更高一级的财政，也应该有一个调整。即便不“损有余”，也可以做到“补不足”。

我想，上层制度明晰了，执行层面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少。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封控，上海的大礼包，可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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