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合辑：涂尔干的政治思想

按照尼斯比特的说法，法国社会学的兴起与大革命有着深刻的关联，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不断克服大革命所造成的困难中完成的。因此，这一线索构成了把握涂尔干社会理论实质问题的关键线索。从近些年的成果来看，这也是当前涂尔干研究在中国取得的最富有进展的领域之一。

莫斯曾在《社会主义与圣西门》的初版序言中明确说过，涂尔干的社会学因其对政治和道德的兴趣而起，所以，政治在涂尔干的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体来说，如何理解涂尔干的社会学是对现代自然法学说的一种克服，乃至对现代政治困境的一种诊断，似乎除了法德、土耳其的一些学者之外，英美学界并不关心，而对当前大多数只熟悉英语文献的中国学者来说，这几乎成为视角盲点。如果缺失这一环，那么可以说，几乎错失了这位社会学经典大家的思想精髓和理解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价值和意义的机会。

事实上，正是在其政治思想中，涂尔干的诸议题才得以总体呈现。这既是政治之本义，也是涂尔干的社会学之用意。按照涂尔干自己的说法，年轻学人要想让自己思想成熟，最适合的办法就是进入到自己喜欢的思想家思想最精微之处。也就是说，只有经历过伟大思想家一样的思考过程，我们的思维才可能具备相应的成熟思想的能力。同样适用的是，只有经历过这种通盘式考虑，经历过对这种复杂性的思考，才能把握到社会学何以是一种总体性学问。涂尔干的这一论题就具有如此效果。

该文提出的观点，也是接下来几篇讨论涂尔干政治理论文章的一个基本共识：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是从批判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文章出现较晚，但熟悉的读者都知道，这一共识性认识是由作者所奠定的。作者在文章指出，法国大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失范状态，可以归咎为契约国家论所设定的抽象人格和抽象政治的结果，而要彻底解决这种总体性危机，必然得从法国基本民情出发，通过确立一种基于社会实在的社会科学和规范基础才能克服。所以，对传统政治理论的超越，也就是涂尔干将“现代政治落实在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相结合的基础上”的意义就在于，他看到了只有自成一类的“社会”，才能为“国家提供了更高的神圣基础以及超越现实政治的人类理想”，而这一点正是法国社会学基于法国政治实践经验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可以说，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关键全在于此。

社会学要克服现代自然法学说所造成的困难，就必然要在研究基础上对后者有所克服。也就是说，如果说现代民主政治不能是个体意志权利让渡的结果，那么就需要在学理上予以证明。《人造社会还是自然社会——涂尔干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一文的意义在于，作者将个人的任意性和社会法则的必然性作为论证结构，从学理上说明了涂尔干所确立的以研究社会事实为特征的社会学，如何用一种否认契约论的方式肯定了个体价值。或者说，涂尔干社会学的启示意义在于，现代个体只有遵从社会法则的必然性前提下才能真正获得自主性，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契约论努力的目标。

《从政治技艺到一般社会学——重新考察涂尔干的政治社会学遗产》一文，仍试图把握涂尔干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也就是说，除了对契约国家论批判外，涂尔干还批判性地继承了哪些政治学遗产。作者指出，由于面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处境，涂尔干试图借助百科全书派的遗产，将知识序列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并赋予一门新的学科，即用一般科学和分支科学的方式来统合诸人世科学，进而来处理传统政治学无法处理新生的经济领域问题的难题。由此可见，总体学问之责任被赋予了社会学。因此，技艺与科学的分离，不但为社会科学提供了足够的知识空间，还赋予了社会科学某种政治学使命。这对理解社会学之于政治理论的意义和局限颇为重要。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篇文章还尝试讨论了涂尔干政治思想与孟德斯鸠政治学说之间的关联，而后者对理解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同样重要。

该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1905年政教分离法案颁行之后，法国面临的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进一步加剧了现代政治的困难，同时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又是如何回应这一困难的。作者指出，这一紧张关系事实上可以置于更广泛的问题域来讨论，因为当时法国充斥着各种主义和运动，而这些主义运动同时损害了自由与团结。由此，读者将会深刻理解作者所说的涂尔干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即基于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实质上是要超越各种主义之争，捍卫法国之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遗产。时至今日，特别是在法国遭遇政治社会危机，众人走上街头坚守“团结”信念时，更加能体会到涂尔干的政治思想遗产离我们并不遥远。

《论公民宗教》一文，尽管是基于罗伯特·贝拉《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延展开的讨论，但却实质性地触及到了涂尔干思想中宗教与政治的议题，与前一篇文章讨论到的由“政教分离”法案所引申出的问题有莫大的关联。也就是说，涂尔干能作为公民宗教的“先知”，是与他对整个现代政治的判断有关。世俗化最直接的后果是宗教将以一种神圣的非传统宗教信仰的方式存在，而且是一种弥散性的社会宗教。事实上，这种在平民百姓中间产生的神圣性力量，不仅能超越现实政治的利害关系，还能培育出具有文明世界品格的公民。因此，讨论公民宗教的意义就在于，这些思想家都看到了，由这种非建制的宗教形态所唤起的集体良知将成为现实政治理应捍卫的基础。

编辑 丨杨勇、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