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先生纪念专题（五）丨孙飞宇：从西学研究到文明比较—— 苏国勋先生社会理论转向的内在理路

策划人/孙飞宇

苏国勋先生于1942年出生于北京，2021年因病归于道山。先生毕生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献身于社会理论的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建设，生前曾担任《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副主编，曾经长期担任《国外社会学》的主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兼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生在八十年代以韦伯研究为标志的工作，开创了中国社会理论界思考和研究西方社会理论的先河。《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作为社会学重建以来最重要、最杰出的学术成果之一，影响力超出了社会学界，在更为广泛的中文知识界也都享有盛誉。先生毕生的工作以西方社会理论为主，在研究、翻译和文选汇编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晚年，先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社会理论研究，从理论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建设。 

先生毕生以书生自许，以教育为己任，除了痴迷于学问之外，还在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呕心沥血，桃李天下，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社会理论研究人才。先生生平为人真诚，嫉恶如仇，淡泊名利，一心向学，以赤子之心、率真之性情而闻名于学界。其为人为学，都足称世人学界之楷模。

为了感念苏国勋先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2022年2月19日，于苏国勋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召开了“苏国勋先生纪念研讨会”。与会的学者师生们追念苏先生，并且对苏先生的学术思想展开了多种角度的讨论。与这一会议相呼应，北京大学社会理论中心主编的《社会理论学报》于2022年春季号编辑出版了“苏国勋教授纪念专题”。

“社会理论”公众号汇集了两次纪念活动的材料，将推出“纪念苏国勋先生纪念活动”，以期学习苏先生思想，重温先生的教诲，传递先生的薪火。

文 / 孙飞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摘要：苏国勋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的标志性人物，其研究历程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在1980年代以《理性化及其限制》为代表的韦伯研究，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界对于西方社会理论研究的真正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界对于中国一般知识界之贡献的开始。第二个阶段集中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苏国勋先生的研究虽然依旧集中在韦伯研究领域，然而其研究的主题、视角和问题域却都已经转变成为中西文明比较。这个转变存在着内在的理路，需要从苏国勋先生在2000年前后对于世界和中国之理解的转变来加以解释。

关键词：韦伯研究、文明比较、苏国勋

苏国勋先生作为中国学界韦伯研究的标志性人物，其学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以学术先行者的角色，在1980年代所展开的韦伯研究，以及作为这一研究成果的《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

第二个阶段则是苏国勋先生在2000年之后的系列学术研究，尤其以2010年至2020年之间所作的系列韦伯研究为主。在这一阶段，他从文明比较与研究的角度，对于韦伯的中国研究，韦伯思想与中国文化、社会的比较研究，做出了系列卓有成效的贡献。其特征可以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加以总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理性化及其限制》这一研究，以及在中国大陆学界所引入的韦伯思想，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作用。可以说，这是中国大陆学界第一次正式全面的接触韦伯的学说与思想。在此之前，韦伯的思想传入中国，较为重要的研究文献当属费孝通先生于1940年代所做的读书笔记。 [1] 不过，这一笔记长期并未得到发表。一直到2015年，才被重新发现、整理并发表出来。[2]在这一时间段之内，韦伯的思想罕有人问津。时至1980年代，苏国勋先生的《理性化及其限制》堪称一部标志性的著作。

费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佚稿讨论会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费孝通先生对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做的读书笔记，在1940年代“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背景下，所关注的其实是清教徒如何在保持自己信仰与传统的前提下，逐渐转向现代社会，也就是一个重要的欧洲传统是如何实现其现代转型的。苏国勋先生在《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中的问题意识在总体上与费孝通先生对韦伯的思考一脉相承，不过在具体思考内容方面已经与这一问题意识有所不同。在1980年代的知识氛围中，苏国勋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所关注的问题意识，当然依旧存在着“中国往何处去”的大问题。

众所周知，韦伯就是在这样一种具有自我提问的1980年代知识氛围中被发现和引入的。在马克思之后，在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知识界亟需另外一种关于西方现代化路径和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思考路径。而韦伯关于欧洲宗教改革历史和早期资本家精神之间亲和力的研究，或者毋宁说，关于欧洲文化/文明与欧洲现代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及其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这一点与费孝通先生当初在“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下对于韦伯著作的理解依然有其“异曲同工”之处。

路德95条论纲

这也就是在二十年之后，苏国勋先生在另外一篇研究之中所说的，韦伯的思想在1980年代引入中国并且堪称成为一股潮流是“有其重要的现实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学术原因”。[3]不过，在《理性化及其限制》一书中，苏国勋先生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费孝通先生相比，苏国勋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意识有着鲜明的预见性，表明中国学界对于韦伯及其所代表的西方社会理论思考的长足发展和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这部著作中，苏国勋先生敏锐抓住了韦伯思想中最为核心的“理性化”这一特征，以一种辩证思考的形式对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展开了深度诠释，同时也几乎以超越于时代的方式，预见了中国社会乃至社会学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将会遇到的某些与“理性化”问题相关的困境。

在2000年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学界建设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重要取向，苏国勋先生研究的议题和问题意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关注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建设。他对于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关注，来自于研究和思考本身。在2003年，苏先生就已经意识到，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将成为“影响世界稳定的主要因素”，[4]并且提出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麦当劳化”对于社会学研究本身的威胁，以及这一反思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借鉴意义。在这一研究中，苏先生最终提倡“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共生”，认为中国学界需要从中国文化的传统出发去建构起自己的主体性，坚持“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发展策略。[5]

2004年，苏国勋先生在《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一文之中，对于亨廷顿于1996年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了分析，认为这一理论正在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6]苏国勋先生从“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概念出发，结合当时的世界形势，通过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宗教社会学解读，深入分析了以“公民宗教”为代表的美国社会的宗教性，并在对于哈贝马斯等学者理论的分析中初次表达出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

大英帝国地图，利用麦卡托投影法制作的地图，使得高纬度地区的比例较大。

时至2006年，苏国勋先生在这一方面的问题意识更加明确。在《社会学与文化自觉》一文中，他强调说，“坚持文化自主性，就是做到文化自觉，这是一个民族-国家自尊、自重、自信的体现”。[7]他将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置于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所需要追求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与其他民族相处之道的体现。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社会学研究立足于中国大地，需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脚踏实地，胸怀全局”，既不能“用传统学术‘复归’的办法，也不能走‘全盘化’或‘全盘他化’的路”，只有从现实出发，“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够促使社会学成为“科学”。[8]在这一研究中，苏国勋先生已经从比较专业的西学研究逐渐转向了中西比较的领域，发展出了自己成熟的立场。他说，“基于漫长历史发展的结果，中西方文化沉淀为两种不同的文化样态，二者既呈分立态势，又是一种互补关系，共同构成当代世界文化的两个主要类型”。[9]在这一论文里，苏国勋先生对于中西文明比较的观点也已经基本出现，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他对韦伯的文明比较研究之研究的主要立场。他认为：“西方文化基于主客二分立场发展出一种侧重经验分析-逻辑推理的理路，目标在于获取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和支配；中华文化则立基于物我两忘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之上，倾向历史综合-直观隐喻的路向，以保持人对外部环境的调适、适应”。[10]在这一论文中，苏国勋先生还批评了将全球化视为从民族文化到全球文化的单向化过程的思维，主张要将其转变为一种“动态思维”，即“把全球化视为一种从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以及从世界文化向民族文化之间的双向、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11]在这一主张中，文化自觉的意义就与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主张丰富地结合在了一起。社会学研究也由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眼界和研究深度。

马克斯·韦伯

在这一论文发表之后一年，也即2007年，苏国勋先生发表了《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这一论文堪称是他第二个理论阶段的开始。在这篇论文中，苏国勋先生认为，自从1980年代以来，韦伯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固然得到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力”，然而从中国视角深究起来，其理论却“并非无可挑剔”。[12]苏国勋先生的这一批评主要集中在对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苏国勋先生选用了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先生的思想与韦伯关于中国的论述加以比较。在这一比较中，苏先生明确说，八十年代的“韦伯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而到了三十年之后，中国学界对于韦伯的思想则应该处于一种“消化和反思”，应该“表现出中国人在对外文化交往中的文化自觉(cultural awareness) ”。[13]

在这一反思中，苏先生运用牟宗三的理论，尤其是他对于中西比较的思考和对于韦伯理论的反思，实现了对于韦伯思想在“文化自觉”意义上的“消化和反思”，认为韦伯“难于超脱他那时代西方殖民者所固有的‘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主张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精神”，认为这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全球性’的题中之义或根本精义”，并且“必然是全球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4]作为这一研究的续篇，到了2011年，苏国勋先生又发表了《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论述的再思考》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苏先生明确提出了韦伯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倾向，认为这一倾向使得他关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见解“含有许多曲解和误读”。[15]通过对于韦伯的“曲解和误读”的系统梳理，苏先生发现，韦伯对于中国儒道两家的认识，  “还处在欧洲学界在启蒙运动早期评价的影响之下”，[16]认为韦伯对于“天人合一”的认识过于笼统，难以令人信服。总而言之，韦伯对于中国文化的评判是站在欧洲文化在宗教意义上“统一性理念”的视角来看的。这导致了韦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在实质上所具有的“人类-自然”互为中心的、超越了欧洲式“主体性”。

苏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三教合流”现象与中国文化的实质有关，凸显出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心态，于西方一神信仰的传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上述这两篇研究基本构成了苏先生在2010年之后在一系列研究和访谈中的主题。苏先生对于韦伯思想的反思也因此而成为了在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大陆学界在“文化自觉”的意义上反思和发展“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2012年的一个“答问录”中，苏国勋先生再度表明了中国社会要发展出本土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性的观点。[17]

马克斯·韦伯 著

康乐、简惠美 译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苏国勋先生在2010年之后对于《儒教与道教》一书的关注也与此有关。不过，这一关注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内容。除了继续指出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之中存在着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诸多误解之外，在一系列研究和访谈、座谈中，他都继续指出韦伯在理解“天人合一观”等方面的错误。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韦伯的错误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错误，而是有其“欧洲中心主义”式的原因。在“走出韦伯神话”的座谈会上，苏国勋先生将这一点置于韦伯所身处其中的欧洲文化传统之中来展开理解。他把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关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诸多判断和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论述加以比较，发现他们在主要判断上非常类似，只不过黑格尔是从哲学层面上进行判断，而韦伯则是从经验的层面上做出了判断。苏国勋先生认为，“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基本上是因循黑格尔的看法。”[18]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苏先生并非是在整体层面上否定韦伯。在“走出韦伯神话”的讨论会上，我们可以从他的长篇开篇讲话中发现，他也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在为韦伯辩护。他对于韦伯的不满之处，依然是韦伯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工作不足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由此带来的新处境，以及这一认识不足背后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走出韦伯神话”的讨论会上的苏先生

2016年，苏国勋先生在《学术交流》期刊上组织和主持了一期“韦伯与中国文化专题”。在“主持人语”之中，苏国勋先生表明，1970年代的“韦伯热”与当时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经济腾飞有直接的关系，是当时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总体希望能够探索出一条中国社会现代化之路的问题意识的表现之一。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又促使境外学术界从多方面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近来对韦伯《中国的宗教: 儒教与道教》一书的关注可视为这一倾向的体现”。[19]换句话说，苏国勋先生在2010年之后的研究主题，从1980年代的韦伯研究转换到以对韦伯的批评性研究为主的中西文明比较，既有其思想伴随岁月的增加益发成熟，借用书法界的一句话叫做“人书具老”的性质，也和中国社会学在四十年来的整体发展历史，与中国社会学在伴随着中国社会总体发展转向过程中关注点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苏先生对于韦伯“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正是中国社会处境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社会学发展变化的表现。

从1980年代的韦伯研究到2010年之后的文明比较研究，苏先生在写作上体现出来了一以贯之的、关心实质理论问题的特征。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研究，都具有强烈的典范意义和先行者色彩。此外，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来说，苏国勋先生的学术生涯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与西方学术研究的职业工作完美融合。他的工作既有对于西方学术的深刻思考与科学式严格论证，更有着对于国家民族与传统文化命运的深刻思考。

在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要提到的一个特征是：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苏先生不只是关注韦伯研究。他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论、社会哲学、中国思想乃至一般的经验研究都有着饱满的热情和理解学习的兴趣。例如，在《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理性主义性质》一文中，苏先生强调不能把涂尔干简单理解为实证主义奠基人和归入经验主义的范畴，而是认为，“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而理性主义方案中存在着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要素之间的内在张力和相互作用”。 [20]而他对于“建构论”的介绍在中国社会学之中也属于前沿性的作品。[21]

总体来说，苏国勋先生在文化自觉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尤其能够体现出学术与人生之间紧密的关联。在其毕生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个重要的研究与写作特征：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也即学术与人生的互相构建。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在整体上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和理性化，同时不免呈现出琐碎化和分散化的弊病。然而阅读他的作品，可以明显感受到和许多其他作者之作品的不同：其中洋溢着强烈的家国情怀，澎湃的激情和深刻的悲天悯人之感。我认为，这是他的工作对于今天中国最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原载于《社会理论学报》2022年春季号。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王铭铭等，《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 讨座谈会实录》，《西北民族研究》第一期(2016)， 30–41。

[2] 同上。

[3] 苏国勋，〈马克斯 ·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社会》第五 期(2007)， 1– 25。

[4] 苏国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上)〉，《国外社会科 学》第三期(2003)， 2– 13。

[5 ] 同上。

[6] 苏国勋，〈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社会学研究》第三 期(2004)， 21– 29。

[7] 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社会学研究》第二期(2006)，1– 12。

[8]  同上， 4。

[9]  同上， 9。

[10]  同上， 9。

[11] 同上， 10。

[12]  苏国勋，〈马克斯 ·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社会》第五 期(2007)， 1– 25。

[13] 同上， 6。

[14] 同上， 25。

[15]  苏国勋，〈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论述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第四 期(2011)， 33– 61。

[16]   同上， 37。

[17]  苏国勋，〈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 苏国勋答问录〉，《哈尔滨工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2期(2012)， 11–20。

[18]  苏国勋，〈韦伯与中国文化专题：主持人语〉，《学术交流》第一期

(2016)， 136。

[19]  同上。

[20]  苏国勋，〈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理性主义性质〉，《学海》第二期 (2018年)， 63。

[21] 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2002)， 4– 12。

编辑 丨陈灵琳

校对 丨熊凯歌

审核 丨李昊玮、赵逸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