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典 | 笛福：《英国商业计划》导言
文 / 丹尼尔·笛福
译 / 杨璐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年)生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前后的伦敦圣吉尔斯教区(St. Giles Cripplegate)。他的祖上是起源于北安普敦郡(Northamptonshire)的自耕农，其父詹姆士•福(James Foe)早年从艾顿(Etton)移民到伦敦，做起了生意，并在几年间，将生意扩大到海上，成为伦敦商界突出的人物。笛福幼年就住在圣斯蒂芬(St. Stephen)教区的天鹅巷(Swan Alley)，靠近旧式圣保罗大教堂和伦敦交易所(the Royal Exchange)，那是伦敦城的中心。由于生在不服从国教者的家庭，他无缘牛津或剑桥大学，而进入查尔斯•莫顿(Charles Morton)的不服从国教者学院，为牧师职业做准备。然而笛福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成为一名牧师，而是投身到生意的海洋，成为一名商人。他做过袜商、酒及烟草的进口商，以及船舶保险人，同时，他环游英格兰和欧陆，发表政论文和宗教小册子。
丹尼尔·笛福（1660-1730）
此时的英国正崛起为世界商业大国。复辟时期，《航海条例》得到了重新的制定，使英国在海外贸易、商船运输和殖民地拓展上成为世界主导力量。1660年，英国商船的运输能力是162, 000吨，到1702年，吨位变为原先的近两倍。1663—1701年间，从伦敦出口的英国呢绒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原初总价值1, 512, 000英镑上涨到2, 013, 000英镑。此外，印度纺织品、烟草以及糖的进口也两三倍地增长。笛福毕生关注英国贸易问题，而这尤其体现在他在十年间(1704—1713年)所刊发的《评论》(Review)。正如威廉·佩恩(William Payne)为笛福的《评论》做的索引所示，“贸易”，或者与“贸易”有关的“商业”“制造业”“金钱”“信用”的词条数量超过了“战争”“和平”“联合”“政府”的数量，成为《评论》最重要的主题。[1]
1713年，随着托利党的失势，笛福不得不停止《评论》，但他并没有就此搁笔，而是恰恰借此摆脱了因受雇于托利党而带来的写作压力。1719—1720年间，他创办期刊《制造者》(The Manufacturer: Or the British Trade Truly Stated)。1727年，他出版《英国生意人全书》(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1728年，也即笛福离世的两年前，他出版了《英国商业规划》。
《英国商业规划》是笛福生前出版的有关英国商业的最后几部著作之一，涵盖了他毕生对于贸易及其在英格兰的中心位置所持有的全部看法。在笛福撰写《英国商业规划》之前，英国商业出现了某些复杂的变化。首先，作为英国财富基础的呢绒出口在整个贸易中地位似乎在下降。1640年呢绒出口占总出口的80%—90%，1700年，虽然出口的呢绒价值超过3, 000, 000英镑，但还没占到整个出口贸易的一半。这是因为再出口贸易正在蓬勃发展，成为取代呢绒出口的主要贸易类型。而这背后是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的保证。英国的海军力量在17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极大发展，使之可以阻止生产国与消费国的直接的贸易往来，使它们不得不通过英格兰进行贸易。与此同时，殖民地在美洲的扩张使英国拥有更加坚实的三角贸易的基础。再者，这段时期国内贸易不断增长，这除了由于《航海条例》的影响，还由于国内土地开垦和农业技术的改进，其结果是土壤的肥沃与更大的谷物供应。中间阶层因收入的上涨而得以购置更多的时尚服饰与家具。劳动力的稀缺也使劳动人口待遇提高，使得他们衣食无忧。到18世纪中叶，英格兰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商业和最庞大的商船队。这一切使笛福在《英国商业规划》的首段写道：“我们这个因贸易而兴的民族，开展着世上最广泛的商业，以此闻名于世，无论国内改进还是海外冒险，这些最大的事业都尤为繁荣。”
17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海军
然而，在笛福看来，英国的一般民众却并不关心商业问题，大多生意人也仅仅知道他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超出这个范围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而笛福希望实现的，正是通过提供一份英国商业规划，打开国人的视野，使他们认识到“英国商业是如何的伟大，如何达到现在的规模，如何维持它最大的范围，如何还能得到改善和扩展”。
《英国商业规划》的完整标题为《英国商业规划：这个民族的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的完全的景象》(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Being a Compleat Prospect of the Trade of this Nation, as well the Home Trade as the Foreign)。它恰恰表达了笛福努力从历史和现实的各个方面对英国内外贸易进行广泛而翔实论述的愿望。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英国贸易当前规模的看法，其中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1.出口和制造业增长；2.商货的国外进口；3.庞大的国内消费。第二个部分为关于英国贸易，尤其制造业是否处于衰退境况的回答。第三个部分为关于在迄今英国未与之通商的地区扩大和改善贸易，促进英国制造品消费的几项全新建议，其中涉及与非洲北部、西北部和西海岸地区，从尼日利亚到贝宁湾的几内亚海岸，以及与东方诸国、挪威、瑞典、英国殖民地的贸易。在这几个部分，前言和第一章“贸易通论”最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笛福不仅交代了他写作的主要目的，而且论述了关于贸易的一般原理，而后者是我们理解笛福关于商业社会思想的敲门砖。
在“贸易通论”中，笛福严谨地解释了有关贸易的各种重要概念及其各个层次的用法，通过贵族与商人在《圣经》中的内在关联以及贵族衰败与商人兴起的历史过程，论证商人在社会中的正当地位，以及阐述从都铎时期以来贸易革命的动力学原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笛福看来，贸易具有神意。这是他在基督教传统体系内对世界和上帝的重新理解。他指出：“贸易的第一本原(the first principles of trade)，即陆地和海洋的出产，或地上和海中的动物。简单来说，就是无感觉和有感觉生物(vegetative and sensitive life)的普通出产。无感觉生物(vegetation)的直接出产包括金属、矿物和植物[2]；或者是伴随动物长出或产生的有感觉生物(sensitive life)的效果，如肉、皮、发、毛、丝等。”如果熟悉他不到两年前出版的《贸易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同样的话语也曾说过：“商业的第一本原(first principles of commerce)是作为卵，或生命之种，由自然分散在世界各处。”
在笛福看来，贸易透露出上帝创世的目的。他创造广阔无垠的海洋，不为人知的海湾，以及几乎不可逾越的水湖，就是想让人们扬帆起航。他创造分散的有用的造物，就是想让人类通过劳动、勤劳和往来，使它们重新连在一起，为人类所共有。在同一本书里，笛福写道：“贸易，像血管里的血液一般，在人类兄弟团体和社会的整个身体(the whole body of fraternities and societies of mankind)里循环流淌，并可说，创造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财富。因为贸易的利润是一种财富的增加，种类却不增加，这种加给人们的财富是创造中所未曾见过的。”换言之，商业本身即上帝将世界造成如此的目的。这种贸易的完全的景象，绝非金钱与强力的完全景象，其背后是现代早期英国人对世界和上帝的新的理解。笛福笔下的广博商人(an universal merchant)，绝非一个个贪婪狂热之徒，他们游历世界，拥有事物的一般知识，形成了对世界的一般理解，明智而沉稳，这是他们在贸易和宗教中培养起来的内在品格。对于那个时代的危机，笛福在该书中看似语焉不详，但他在《贸易通论》的第一句话，却耐人寻味：贸易，如同宗教，每个人都谈论，但少有人理解。这个术语的意义模糊，在它的通常的用法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商业社会规划》（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著
弗农艺术与科学出版社（Vernon Art and Science），2014年
我们这个因贸易而兴的民族，开展着世上最广泛的商业，以此闻名于世，无论国内改进还是海外冒险，这些最大的事业都尤为繁荣。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一般国民对这些如此无知，谈起此事极为不通，公布于众的知识又是那样少，以至于大家不甚了解。
每个人都通晓自己的事务，奔波于自己的圈子，致力于自己专门业务的运作，但对他不在行之事的道理或目的，他一无所知。呢绒商[3]拣选羊毛，混染各种颜色。在他的指令下，梳子、刷子，纺轮、织机全部开始运转。他被称为自己工艺的行家，也确实如此。但当问及呢绒在哪出售，谁来购买，被运往世界的哪个地方，谁是最终的消费者，他对这些事情就不知道了。呢绒商将呢绒发往伦敦由代理商[4]出售，无论是在布莱克威尔大厅(Blackwell-Hall)[5]还是在私人货栈，一旦出售，便使用汇票收取货款，至此完成一个循环。他用这笔货款购买更多羊毛，继续拣毛、梳毛、纺纱等等。他正是结束于开始之处，又恰好开始于结束之处。同他谈论贸易，谈论船舶、出口、海外市场，以及在钱币或商货上的收益，就如同和运输者的驮马谈论赛马和围场一样，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另一方面，商人在另一领域奔波。他作为通商之人，除了自己的冒险生意，还接受国外委托，购买这样那样的货物，并通过汇票接收汇款，偿付货物，再按要求装船发货，邮寄发货清单和提货单，至此他的循环就完成了。但对于羊毛这个呢绒制造之本，经过多少双手，因之受雇的家庭数有几千几万，穷人如何靠此维生，获得供给，地租如何因而上涨，使贵族和乡绅的财富增加，整个民族如何因他所购买的这类货物而获给养，商人毫不知情，也并不关心。
船长，船主、船东和领航员在另一轨道上运动，但仍处于同一业务圈中。船舶要造得适于出航。数千手艺人和工匠靠着船长或其他指挥航行的人的琐碎需求维持生计。原木，厚板、铁件、桅杆和索具、柏油和麻绳、亚麻布和润滑油，全都经过无数双不同的手，直至集中于建造场地。在那里，船的骨架正在建造。接着，又要有多少双手来创造那漂亮实用的船的形式！又要有多少工艺来完善并使之下水！
木匠、捻缝工、制桅工、细木工、雕刻工、油漆工、铁匠等完成船体。各色手艺人则受雇来装备此船，为出航做准备：修帆工、缆索工、锚铁匠、墩木工、铸炮工﹑箍桶匠(诸如此类微不足道却绝对必需之事，不胜枚举)，以及船具商，最后是酿酒师、屠夫、面包师等为船储备食物的人，所有人在航行中都有作用。所有这些人都是由商业的光荣首领——商人支持的。他们在航行开始时受雇，但对如何在大洋里驾船，如何在狂暴无路的海面找到方向一无所知。他们装备好船，便将一切交付给指挥官等人。至于航行的事情则属于另一群人：水手和领航员。手艺人将船交到他们手上，工作便算完成，直至船舶返航，他们重新开始一切。循环继续，永远如此。
航员或指挥官再次将船投入交易，驶向里斯本、加的斯、汉堡或里窝那。他将商货装船，安全运抵港口，再在那儿重新装货，将船货带回。他只知道这些。甚至他的提货单都需在他声明不知情的条件下签字，即列出他所接收的船货的量（多少豪格海大桶[6]，多少巴特桶[7]，多少捆），但附上“内容不明”，等等。他驾船驶回，报关卸货，然后得到运费，给手下工钱，驶船入坞，至此完成一个循环。他的行动范围，无论多么重要，都不会更广了。至于贸易或商业，无论就一般还是特殊而论，他知道的都只是摆在他面前的东西。
我扼要论述了几乎所有行业的分支及各类从业者，并举出类似的例子，这就够了，结论很简单：世上的确非常缺乏一个一般或普遍的商业规划。
17世纪的英国商贸
当我们谈及某些最熟悉生意世界的人，说他们有一般的知识，这种人就是广博的商人(an universal merchant)。我的确听到过从事贸易的那部分人这么说，但我不能说曾见过这种人。
世上的商业，特别是像今日这样的，是无边际的生意的海洋，前路未知，就像行驶在大海上一样。商人在冒险事业中没有谁可以追随，正如在迷宫中探寻却没有线索。
本书的作者没有这么自大，在这样抱怨之后，还告诉您会呈上一份关于世上全部贸易的普遍规划。如果他能提供一份自己国家的贸易规划，就已经够了。千真万确的是，对于那些理解一般商业的人，会有许多地方谈到它。
即使在这份关于我们商业的规划里，他也不针对与我们并行的一般的欧洲贸易，而是针对我们特殊的商业，它是如何的伟大，如何达到现在的规模，如何维持它最大的范围，（所有此种努力的真正目的是，或应该是）它如何还能得到改善和扩展。
我们中间有人大声抱怨贸易的衰败[8]，我们的制造业，尤其是毛纺织业的下滑。我认为，相反的情况在这本小册子里得到了清楚的证明，而且给出的理由也不会被轻易驳倒。就制造品在日耳曼小小的省或邦国或其他地方的消费而论，没有任何可以否定我们的制造业。我们的制造品，犹如流动的潮水，若在一处被堵，同时就会通过其他渠道流向世界各地，每天都能发现许多新的出口，不会令人感到阻塞。就像临海的土地一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很简单，如果羊毛都被用尽，货物都得到了消费，制造业就不可能下滑；另一方面，很明显，我们的制造品在国外和国内的消费都有极大地增加，前者体现在我们通商的增加上，后者则体现在国民的增加上。增加的程度远远压倒一切所谓的德国的禁令[9]，或法国的仿制品，那些东西对我们的伤害，远不及我们冷漠的抱怨者的含沙射影。
但是，对于一切他们能说出的已遭受的损失，一切他们能暗示的今后可能遭受的损失，或许可以给出一个全面的答复。这本著作的目的，就在于说明，我们如何彻底反驳那种讲法，那就是，在那些禁令和仿制品力所不及的地方，改进或增加我们的贸易。如果半个欧洲放弃了我们的制造品，虽然很明显这不会发生，我们也能为自己的货物找到同样的出口，创造我们自己的市场。这样，全世界都无法排挤掉我们，除非他们能将我们征服。
这就是这本小册子的主旨，是产生整本著作的原初想法。即使我们的贸易遭世人妒忌，他们密谋打断和破坏，或先发制人，或封锁堵截，都只能让我们更加致力于寻找贸易的支柱，我们有足够的空间：世界是广阔的，存在新的国家，新的民族，或许得到了很好的垦殖和改进，人民得到好的管理，从而创造出新的商业。数百万人需要我们的制造品，虽然过去他们没有要求。
对我而言，没什么比这点更清楚：让我们和其他欧洲人已定居之处的民族文明化。给赤身裸体的野人带来衣服，教导野蛮的民族如何生活，这已经产生了明显效果，本文有所涉及。那些民族每年向我们要求的货物都比前一年多，无论是毛纺织品还是别的。葡萄牙在巴西和非洲东海岸的殖民地[10]，是这一点无可反驳的证明。现在运往这些殖民地的欧洲制造品，是三四十年前运往相同地方的五倍多，在这些殖民地的欧洲居民人口却并未增加。在海外的其他地方，我们也能举出不少类似的例子。
因此，垦殖新的殖民地，以及进一步改进已定居的殖民地，将有效地促进这方面的增长，因为相似的原因会产生相似的结果。给新民族穿上衣服，不可能不增加对货物的需求，因为它增加了消费，而增加的需求是我们的贸易繁荣之所在。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
这是一个向我们敞开而又尚未开发的商业海洋。这里有许多实例，如果带着权威、力量和公共活力进入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开辟新的贸易渠道，我们的制造品就很难在市场上积压，而且没有什么欧洲的小小禁令能阻断这条贸易之流。
像我们这样如此鼓励垦殖与改进的民族，人们定居殖民地，种植园大获成功，真的可以说，世界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占有不断扩大的奇迹，我们不仅将省也将王国纳入了大不列颠的统治，更向着商业的海洋扬帆起航。但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现在好像是给所有伟大的设计画上了句号，遏制了想要不断增长的情绪，从一种神秘不可解的迟钝又突然转向了怠惰。并不是我们好像找不到更多空间去扬帆远航，情况显然相反，我们好像已经有了足够的空间，在贸易方面不再寻找更多的地方去征服。
在所有其他的民族那里，一切的例子都表明，成功鼓励着人们继续前进。增长，人们努力促进增长，对金钱的爱愈发强烈[11]，等等——因此在贸易方面，种植园边界的不断扩张，商业的繁荣壮大，以及商人和种植园主在所有那些事情上的好处，必定会促进垦殖的欲望，扩大商业的规模，点燃商人扩展冒险(adventures)[12]的欲望，寻找新的殖民地，经历新的冒险，并努力在新的发现中增加贸易的好处。
在其他民族那里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们这儿却不是这样。西班牙人虽然是个怠惰的民族，他们的殖民地却真的非常富裕、庞大，面积辽阔，甚至足以满足他们最强烈的贪婪，但他们并没有停止，直到他们能够安然闲坐，因为找不到更多的地方，或者至少没有更多的金银矿藏要去发现。
葡萄牙人，虽然是个矫揉、傲慢的民族，并且好像在贸易方面衰败了，但他们是怎样每天都增加在巴西和非洲东西海岸的殖民地的?通过使马林迪[13]、桑给巴尔、刚果、安哥拉、巴西南北部及其他各地的众多民族加入基督教经济(Christian economy)[14]，服从于商业的治理(government of commerce)，他们又是怎样增加了自己在所有这些国家的商业的?由此，他们使整个野人民族服从于有规则的生活，凭借这些手段，使他们服从贸易和治理。
但我们在这方面又做了多少？我们在所有美洲殖民地的土著身上获得的多么少！他们中有多少人与我们一起生活，又有多少人臣服于我们？在那方面有多少进步可供我们自夸？我们所有的殖民地似乎都只靠我们自己人的力量在经营。我们也不能说，在我们所有的殖民地中，有哪个够分量的民族对我们完全顺从，并生活在文明治理(civil government)的规则和指导之下，只有新英格兰的少数（极少数）地区除外。
至于新的殖民地和征服，虽然场景广阔，变化繁多，好处无数，我们怎么似乎已完全放弃，甚至连想也不想？恰恰相反，我们好像忘记了前辈取得过的光荣的改进，忘记了德雷克、卡文迪什、史密斯﹑格林菲尔德、萨默斯，以及在他们之上的那位更伟大的沃尔特·雷利爵士[15]。几乎英国所有的发现，所有的殖民地和种植园，现在形成的所谓的美洲的英帝国，都是跟随着这些天才的脚步而取得和建立的。那些似乎与我们同坐桌边的人，完全满足于已经拥有的，好像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那种进取的天赋已经和过去的发现一同被埋葬掉了，世上已然没有了空间，我们的人民也不再倾向于看得更远。
大英帝国的航海与贸易
然而相反，世界给我们呈现出广阔的贸易场景以及全新的商业平台，这些足以激发我们的野心，甚至喂饱我们的贪婪，然而我们却好似没了冒险的心。
我们并不缺少人民，相反，这里有数以千计的家庭需要活计，需要雇用，需要鼓励。许多人身上也不乏资本，他们准备好去国外，是复活的冒险精神。还有些人对这项事业满怀热忱，有足够的力量开启新的篇章。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新的商业世界得以建立，贸易资金得以扩充，船运业和制造业得以增长。能供我们进行此种尝试的地方颇多，尝试的好处也颇大。故我说，在这类事情上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虽然我们拥有如此有利而不可替代的方式，能使英国的海外领地在规模上、数量上、收益上五倍于老英格兰，但我们在增进自己的好处时，在世上最宜人的气候中进行垦殖时，却多么迟缓。
这些地方多么适于垦殖，多么适合商业，足以使大不列颠民族富强起来，但要对这些地方进行描述，不仅对于这本小册子而言过于浩大，而且似乎也与我们当前的任务不合。它的出现，只能等到在我们这里，贸易的天赋复活，冒险的性情恢复：到那时，我们不再缺乏对这项事业的鼓励，也不再缺乏从事这项事业的人来接受提供的鼓励。
由于这些事情对于我们的一般贸易，尤其对于国王陛下全部领地的繁荣而言至关重要，作者谨希望这本小册子不会被视为自负之作，正如我们在标题中所言，它们被谦恭地提交给国王和议会考虑，是值得一位国王和一个强有力的立法机关思考的事，除了国王和上下议院，没有人有权力能让这些改进之轮如常运转。因此，怀着无以言表的满足之情，我以下面的话来做结：如我们所知，国王陛下心念他所有王国的繁荣，一向愿意听取为此合理可行的建议，议会也总是愿意赞同这种正当的努力，而且，在这里提出的以及未来的建议，显然是合理可行的；毋庸置疑，总有一天，而且这一天近在眼前，大不列颠的商业改进不会再只是规划和理论，而是呈现于日常的进步中，直至它完成整个民族的荣耀与繁荣。█
本文选自“丹尼尔·笛福：英国商业计划――前言及首章”，杨璐译，载于《商业社会的根基》，渠敬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65-213页。
[1] 1704年2月19日，笛福创办了他的期刊《法国事务每周评论》( A Weekly Review of the Affairs of France) ，每周一期。这是一份支持托利党大臣罗伯特·哈里( Robert Harley)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笛福声称他意在唤醒英国人意识到路易十四的威胁，后者在笛福看来拥有18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力量。随着而后笛福将注意力更多转向了国内争论，《法国事务每周评论》易名为《英国民族国家评论》(A Revien of the State of the British Nation)，每周三期。《评论报》基本由笛福所写，是英国政府促成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法》(The Treaty of Union)的喉舌，发刊时间一直持续到1713年6月11日，几乎横跨整个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本文脚注分为“中译者注”和“英文编者注”，仅在每条脚注结束标注“英文编者注”，凡未标注的，皆为“中译者注”。
[2] vegetation的拉丁词源vegetare为生长(grow)之意。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家认为石头和金属是从地球中生长出来的，以此解释这些“赋有形状的石头”的起源。格斯纳1565年出版了《论各种化石类的东西：宝石、石头、金属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De omni rerum fossilium genere , gemmis , lapidibus, metallis , et huiusmodi)。当时“化石”并非指有机物的遗骸，而就是指“从地里挖出来的东西”。17世纪上半叶，有关从地里挖出来的事物的争论十分激烈。耶稣会自然哲学家阿塔那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 1602—1680年)声称，遍布整个宇宙的“石化属性”(lapidifying virtue)产生了与生物形状类似的“石化物体”的石性。一种“塑造性的精气”(plastic spirit)为这些物体赋予了特定形状。17世纪博物学的背后是上帝创世论，博物学家通过研究自然界来认识上帝。详见玛格丽特·J.奥斯勒：《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张卜天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166页。
[3] 毛纺工业是英国最重要的旧式工业，呢绒商处于毛纺织工业中的核心，他既是师傅，又是雇主，不仅要提供资本，购置原材料，雇佣技工，还要监督每个工序，负责销售。当他只雇了家里人和一两个外人时，他还需从事纺、织等具体呢绒生产过程。在笛福看来，呢绒商对于英国早期商业社会的道德治理至关重要。参见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52页。芒图在书中引用了笛福在《大不列颠各地漫游记》(A Tour thro’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中的记录。有关呢绒商家庭的学徒、日工、技工情况，参见H. Heaton，The Yorkshir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p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0，pp.91-123。
[4] 中间商的一种，兴起于17世纪，从乡村呢绒商手中购进呢绒，负责包装、贮藏，再出售给出口商或面向国内市场的纺织品商。中间商兴起的原因，参见G. D. Ramsay, The English Woollen lndustry, 1500-1750,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1982，pp.42- 44。
[5] 布莱克威尔大厅是英国最重要的全国性呢绒市场，建于1397年，位于伦敦佩星和尔街(Basinghall street)市政厅附近。据拉姆塞(G. D. Ramsay)记载，布莱克威尔大厅的呢绒市场运行了四个多世纪，在最繁忙的日子里，成为全世界主要的商品市场，成交量可能仅次于安特卫普的老交易所。1588年，整个市场改建为一个巨大的货栈(storehouse)，内部有许多专门的拍卖大厅，如西班牙厅，伍斯特厅，罗切斯特和萨福克厅。18世纪中期，布莱克威尔大厅的使用开始严重减少，最终于19世纪初关闭。参见G. D. Ramsay, The English Woollen Industry, 1500-1750,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2, pp.39-41。
[6] 容量为63—140加仑的桶。
[7] 容量为500升的大桶。
[8] 1725年出口创最高纪录，随之而来的是因歉收和与西班牙交战带来的三年衰退。——英文编者注
[9] 虽然18世纪早期的德国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但普鲁士的腓特烈一世(1657—1713年)积极创造新产业，发展现存产业，尤其是亚麻和纺织产业。他使用保护性关税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一做法为他的孙子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沿用到该世纪晚期。——英文编者注
[10] 到17世纪末，葡萄牙除了在澳门，果阿、帝汶和印度部分地区的前哨，加上在莫桑比的几个据点外，其在远东的势力已消失殆尽。然而，葡萄牙人的确坚守住了巴西，在那里，他们成功地击退了欧洲竞争对手的殖民努力。——英文编者注
[11] 原文为“crescit amor nummi”,源自拉丁谚语“crescit amor nummi, quantum ipsa pecuniacrevit”，意为“钱越多,越贪钱”。原文中，该谚语为正体，其他部分为斜体，译文将该谚语加上着重号。
[12] 在西方的语境里，adventure并非简单的历险，其根本意义是人在即将来临的未知遭遇中认识自我和上帝。adventure表面乃“偶然”“机运”“运气”使然，实际上它的背后是上帝的神意。鲁滨逊的一生正是由各种冒险(adventures)构成，正是这些新的经历，让他寻找到自己人生的罗盘。同样，商人去世界各地经商也非单纯的冒险，他考察各地风土人情，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世界背后的目的。
[13] 位于非洲东岸肯尼亚加拉纳河河口，濒临印度洋，1499年，葡萄牙人正式在此建立商站，成为欧洲至印度航线的中途站。
[14] “基督教经济”是17—18世纪新教有关经济的一种神学思想，即认为贸易与上帝恩赐有关，因而具有神圣目的。有关贸易中的神意，参见Daniel Defoe, Review, Vol.9,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1, pp.211-218。
[15] 都是英国16世纪的探险家。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年)于1577—1580年完成环球航行，并于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托马斯·卡文迪什(1560—1592年)于1586—1588年完成环球航行。约翰·史密斯(1580—1631年)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理查德·格林菲尔德或格兰威尔爵士(1542—1591年)，是雷利之下的一名海军军官。乔治·萨默斯爵士(1554—1610年)于1610年发现了百慕大。沃尔特·雷利爵士(1552—1618年)，宠臣和探险家，于1595年去寻找埃尔多拉多，他建议在圭亚那建立英国殖民地，给笛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文编者注
编辑 丨邵莹婷
校对 丨沈莉鹤
审核 丨陈烨广、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