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中国农村的两种类型 |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专题（三）

策划人/吕文浩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

吴景超头像，吕敏行绘

吴景超（1901-1968）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在舆论界也颇有知名度。1925至1928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派克、伯吉斯、法理斯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学习，先后获得硕士（1926）和博士学位（1928）。他从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的研究中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随后拓展出对中国工业化、都市化以及人口问题的研究。基于中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居多、民贫国穷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的著名论断。在他的眼里，城市化、工业化是中国必须赶上的世界潮流；城乡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助的，但城市必须要发挥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我们也不要把农村看成自给自足的封闭社区，要以劳务输出和物资输出等方式谋求出路。他提出的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景，和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舆论界占据绝对优势的时代果断提出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这一切都为后来的社会发展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分析。吴景超关注的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他始终把提高广大人民生活程度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中心，这和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学术志向是完全一致的。他参照美苏等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并加以斟酌损益，期冀中国发展道路既顺应世界潮流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吴景超的文章一部分是专业性的学术论文，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发表在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一般报刊上，因此他在学术界和公共舆论界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吴景超专题选取5篇能够反映他为学宗旨和鲜明主张，且能够引起当下读者共鸣的短文，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读者对这位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物的关注。

文/吴景超

比较中外农村生活的人，常常指出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性。其实中国农村的所谓自给自足，其含义如何，尚待推敲。假如我们说：中国的农村，比起欧美的农村来，其自给自足的程度，要高一些，大约没有人可以否认。假如我们说：中国农民的需要，靠当地的生产及劳务，便可满足，那就未免离事实太远。

中国农民的生活里，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吃。一般的农民，其所生产的粮食，是否够一家数口的消费呢？在灾荒的年代，粮食的不够吃，乃是显然的。即在五谷丰登的年月，许多地方的农民，还是不够吃的。从外村、外县或外省、外洋，输入粮食，就是不够吃的象征。另外还有一种统计，也可作讨论这个问题的参考，就是人与地的比例。我在内地旅行，每到一个县份，常去搜集两种统计，就是人口与耕地。在华南一带，假如每一个人所分到的耕地，平均不到两市亩，就有向外输入粮食的必要。而华南的县份里，一个人分不到两市亩的耕地，乃是常有的事。至于衣的不能自给，在洋布输入之后，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即在穷乡僻壤之中，男耕女织的传统，已给新兴的纺织工业打破了。布匹已不是家庭中的产品，而是市场中的一种商品，须用金钱去换来的。至于盐与医药，更非多数的农村所能自给，乃是有目共睹的事。

Gamble, Sidney D.：Buffalo Plowing, Dry ,San Yuen Dien，Si Chuan,1917-1919 

一位农民正牵着水牛犁田

在不能自给自足的状态之下，中国的农民，用什么方法，去满足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呢？换句话说，他们用什么手段，去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物资与劳务呢？

从这个问题岀发，我们发现中国的农村，可以分为两类。为使这个分类，易于记忆起见，我愿意称第一种农村为宁波型，第二种农村为绍兴型。

宁波型的农村，其特点是什么？鄞县通志中有一段，说鄞县所产的粮食不够吃，可以作我们描写这个类型的起点。通志上说：“鄞县农田面积，据土地陈报，为749,066亩，占全县土地45%。农户约34,000余户，占全县户口十分之二，平均每户耕地约20亩。全县岀米1,188,000石。据民国二十二年户口调査，为685,930人。以平均每人每年食米2石5斗计，全年需米171万余石，尚不敷52万余石。二十四年宁属各县民政现状统计，鄞县米粮生产额1,125,000石，消费额200万石，亏额875,000石。须乞籴洋米，及温台各产米区之接济。至其余农田所产特用作物，间有大宗岀口，固不能弥补此粮食之缺额远甚。”

浙江省鄞县通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35

我们如只看这点数字，一定以为宁波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实则宁波人民的生活程度，远在一般内地之上。乡村中的组织，如学校与医院，其规模的宏大，也没有几处可以比得上的。宁波人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达到现在的境地呢？光绪年间出版的鄞县志，有一段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县志中说：

“鄞县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如杭州、绍兴、苏州、上海、吴城、汉口、牛庄、胶州、闽广诸路，贸易綦多。或岁一归，或数岁一归，携带各处土物，馈送亲友。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新加坡、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

这些在外面娶妇长子孙的宁波人，多少与乡土已断绝了关系，我们可以存而不论。最要紧的，是那些在外谋生，或岁一归，或数岁一归的宁波人。他们虽然在外面工作，但与家乡还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也许他的妻子还留在家乡，也许他还有别的亲人，在家乡要他赡养。他在外面赚钱，可是并不在外面把所赚的钱都花去。他常常把钱积蓄起来，有便人回家时，便托他们带回去给家人用。或者他于年底要从外面赶回家去过年，除了带一些钱回去之外，还要带衣料，带日用品，送给他的妻子、父母、亲友。就靠他们在各个码头上赚钱，然后住在宁波的人，生活上的需要，才得到圆满的解决。

所以宁波的农民，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是输岀劳务，换取金钱，而以金钱购得宁波所不生产而为宁波人生活所必需的物资。在这种方式下过日子的，不只宁波而已。台山、梅县都是属于宁波型的。就是我们家乡歙县，也属于这一个类型。记得乡中有一俗语，“无徽不成镇”，表示沿新安江一带，在外谋生的徽州人很多。我所熟悉的歙南一条河流，沿河60里，每年出产的粮食，只够几个月吃的。所以每年一过正月初旬，沿河的村庄，有许多人挑着铺盖，辞别亲友，外出谋生。这些劳务的输出，使得留在家中的人，可以舒服的生活下去。

Charles Frederick Moore: Custom House Station at Chenhai, 1873 

宁波镇海港海关

绍兴型的农村，与宁波型有异。绍兴粮食的不够吃，是与宁波相同的。去年11月间，我路过绍兴，县长告诉我，绍兴县可耕地为200余万亩，但水田只有90余万亩。全县人口，为80余万，县境内生产的稻米，只够8个月的消费。但绍兴有许多土产，在战前，将此种土产输出，换入粮食，绰绰有余。这些土产，最著名的有四：一为锡箔，战前可出300万块。二为平水茶，每年可以输出20万担。三为绍酒，战前可出30万缸，每缸500斤。四为内河鱼，战前每年可出600万斤。这些特产的总价值，以战前的价格计算，约等于绍兴县所出稻谷的总价值两倍半。有这许多物资可以输出，绍兴人的衣食可以无愁了。

属于绍兴型的农村也很多，如沿太湖的蚕丝区，沙市附近的棉花区，均属于此类。这些地方的农民，所出产的粮食，也许还够吃，也许不够吃，但是他们都不能靠粮食来解决生活上的一切需要。可是他们很幸运的，除了粮食之外，还能生产一种或几种别的物资，而这些物资，又都能在市场上找到销路。他们以出售这些货品的钱，来换取他们别的需要。他们生活的舒适与否，要看这些货品在外面的销场及其价格而定。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album reference Hv26. Handicrafts album 3.Part 2 

一名男子正在纺线

宁波型的农村，其特点在输出劳务。绍兴型的农村，其特点在输出物资。许多农村是中性的，就是劳务与物资，每样都输出一点。这种中性的农村，在数量上虽然，但作为研究的对象，并没有两端型的有趣，可以不必细论。

这种农村的分类法，目的在帮助我们了解实际的农村，以作各种改良工作的根据。两种农村的经济问题及社会问题，都是不相同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先要认清对象是属于哪一类型，然后提出来的改良计划，才不致文不对题。

但我们于分析中国农村的类型之后，还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中国一家，繁荣不可分。自给自足的时代，早已过去。无论哪一类的农村，其繁荣与否，不全系于当地的收成，还要看当地过剩的劳力，过剩的物资，是否有出路。宁波型的农村，其劳力是要靠别的社区中容纳的；绍兴型的农村，其物资是要靠别的社区中吸收的。即使某一个宁波型或绍兴型的农村，在其本村中是天下太平，但别处则烽火连天，民不安命，那么那种太平，那种繁荣，也是暂时的。不久宁波型的农村中，就可见他们的子女，原在外面就业的，现在都失业归来；绍兴型的农村中，也将发现他们运到外埠去的货物，找不到主顾，卖不起价格。那时候，太平也将变为混乱，繁荣也将转为凄凉。

因此，我们将听见和平的呼吁，从各地的农村中喊出来。

三十六，一，二十八。

原文刊载于《世纪评论》第1卷第12期，1947年3月22日。以上文本摘自吴景超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6-180页。

编辑丨张　喆

校对丨王东宇

审核丨赵逸洲、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