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詹姆斯·米勒：福柯的死亡谷之旅

文/詹姆斯·米勒

Michel Foucault  and Michael Stoneman in Death Valley

 1975

福柯生命旅途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常常是偶然发生的。他的死亡谷之行也是如此。

事情最初的起因是西蒙•瓦德的一封来信。瓦德是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一名助理教授。该研究生院是一所不大的学校，和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市的许多名牌学校有连锁关系，而克莱蒙特又紧靠着洛杉矶。瓦德在1974年秋给福柯写了封信，当时他刚刚听说这位哲学家像许多巴黎的权威学者一样要来美国讲学。福柯当时已接受了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法文系的邀请，准备在1975年春去那里做一个季度的教学工作。

那时，福柯在美国还不大有名。在此之前，他只到过两次美国（分别在1970和1972年），都是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分校任教。但在某些美国学者当中，他已经是一个崇拜对象了。

《词与物》令瓦德对福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定福柯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致力于研读他的著作，穷究其中的每一个神秘暗示和依据。他是一位上过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并经过60年代造反运动的洗礼，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他先前学的是马克思主义黑格尔派的历史研究方法，同时也探讨了各种非主流的历史学。他也是（或许更主要的是）一个毫不害臊的享乐主义者，积极参与过同性恋者解放运动。

Michel Foucault at 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West Berlin, 1978.

在致福柯的第一封信里，瓦德很客气地邀请哲学家去克莱蒙特做一次公开演讲。福柯当时谢绝了这一邀请，理由是他不清楚他在美国的时间安排。但他请瓦德在他到达柏克利后再给他来信。

瓦德如期来了信。在第二封信里，他提出了一份有关讨论班、讲演和聚会的详细时间表，他还大胆地建议福柯去死亡谷作一次远足，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福柯在那里可以感到“悬浮在各种形式之间，除了风之外别无他求”［瓦德这里是在援引阿尔托《塔拉胡马拉之旅》(A Voyage to the Land of the Tarahumara )中的一行诗，该作品叙述了这位剧作家1936年在墨西哥服用迷幻药的试验］。

尽管瓦德在信中没有这样明说，在死亡谷进行一次类似的试验却正是他的热望。归根到底，他推论道，“难道阿尔托在墨西哥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塔拉胡马拉印第安人一起作过几次迷幻药旅行之后，没有使他的语言大为增色吗？难道我们不能向米歇尔•福柯期求更多的、多得多的东西吗?”[1]

可是，伟人没有回信。瓦德不免有些沮丧。但他仍未放弃努力。

几个礼拜之后，福柯飞到南方，去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做一次公开讲演。这地方离克莱蒙特不远。瓦德便偕其情人迈克尔一道亲往拜见，并作最后一次说服尝试。讲演结束后，瓦德和他的同伴奋力挤开一大群簇拥着福柯的崇拜者，来到他跟前。作过自我介绍后，瓦德再次向福柯提出访问克莱蒙特的邀请。

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中心区域

福柯还是谢绝。“‘我恐怕已经失礼了，’”瓦德回忆着他当时的答复，“‘但我这次来加利福尼亚要做的事太多，实在没有时间去克莱蒙特。’”瓦德和他的朋友仍不罢休，又提出希望他去作一天的访问。

也许是想起了瓦德的第二封信，福柯沉默了。他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两位不屈不挠的追随者。他们的目光是锐利的，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这看来错不了。福柯终于绽开了笑容：“可是如果只和你们待一天，我又怎么能看到死亡谷呢?”

哲学家让瓦德给他在柏克利的办公室打电话。

第二个星期，当瓦德给他打电话时，福柯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决定去克莱蒙特看你们，’”瓦德记得他这样说。

“‘我希望我们有时间去死亡谷看看。’”[2]

又过了几个礼拜。1975年5月底的一个礼拜天上午，福柯终于和瓦德及迈克尔登上一辆小汽车，直驱死亡谷。前一天晚上，福柯和他的两位美国东道主共进了晚餐，听了点音乐，并抽了点大麻。至此，还没有人谈到LSD。

“‘我们给您弄了点很特别的东西，让您在荒漠上吃，’”在驱车离开洛杉矶时，瓦德说道。

“‘什么玩意儿？’”瓦德记得福柯问了一句。

“‘我们带了一点“爱希德（acid），’”青年教授答道。“‘我想，在死亡谷作一次幻想的探寻，您大概会喜欢的。’”

Michel Foucault and Michael Stoneman at Zabriskie Point, in the heart of Death Valley, 1975.

“‘’那太好了，’”福柯连想都没有想就同意了。“‘我真巴不得马上就开始哩。’”[3]

他的急切劲儿是不足为奇的。瓦德清楚地知道，福柯对于麻醉品在引起“作为彻底的无规则物（即自我的崩解）的思想”方面的力量，早已如痴如迷了。在1967年的一次谈话中，他就为某些麻醉品的价值作过辩护，认为它们是突破文化限制的一种手段，可以让人进入“一种‘非理性’状态，癫狂体验在这种状态中将超越正常和病态之间的区分”。福柯在1970年还曾写道：由于麻醉品彻底取消了各种固定的思想范畴，它们“同真实和虚假已经毫无关系”。“但是有可能，在思想必须直面无言的动物性的时候，能够开动、粉饰、激励、打破、驱散它的麻醉品，能够使它充满差异、用连续不断的磷火取代罕见的闪光的麻醉品，便有可能引起一种‘准思想’。很有可能。”[4]

在他197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是一篇关于吉尔·德勒兹的作品的评论；德勒兹在关于上述那段话的一个公开发表的脚注里强调了这样一个疑问：“他们对我们会怎样看?”）里，福柯谈到了鸦片的特殊效果（说它“能使人产生一种轻飘飘的停滞感，蝴蝶翩翩般的心醉神迷”），也谈到LSD的特殊效果：“它一解除范畴的宗主权，就挖去了它的中性的根基，并抹去了无言动物性的那副愁苦嘴脸；它不仅把这一大块单义的、无范畴的动物性表现为杂色斑驳的、流动的、不对称的、无中心的、螺旋似的和交混回响的东西，而且促使它时时刻刻地涌现为一堆乱哄哄的幻觉事件。”[5]

这段恶作剧式的言论是胡言乱语地编造出来的，而且也不大符合实际。因为直到他的死亡谷之行为止，尽管他一生都在用许多其他麻醉品（从印度大麻直到鸦片）作试验，福柯从未尝试LSD。

“‘我曾有过［尝试LSD的］机会，但从未吃过这种药，’”据瓦德回忆，福柯在他们驱车前往死亡谷的途中曾这样说。他后来向瓦德解释说，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巴黎很难找到纯正的麻醉品，但他犹豫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个人方面。在巴黎，每当有人给他LSD的时候，达尼埃尔•德费尔总要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加以拒绝。“‘他反对迷幻药，大概是因为他对他的肉体负有某种责任的缘故吧，’”瓦德记得福柯当时似乎若有所思。“‘毕竟，我们就是我们的肉体’”——但，稍稍停顿了一下，哲学家又补充道：此外也是“别的什么东西”。[6]

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LSD会对这种飘忽不定的“别的什么东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法国哲学家们谈论试验和文化反叛常常是最大胆的，但是像所有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仍宁愿保持对心智的良好控制。萨特曾去过圣安娜医院，在精神病医生让•拉加什的监督下服用过一些墨斯卡灵（mescaline，一种迷幻药），但这种失控的体验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以至于他发誓绝不再碰这种东西。[7]

Jean-Paul Sartre, Gilles Deleuze, and Michel Foucault

当然，阿尔托曾一直在使用迷幻药，但他终于只好在疯人院里度过了后来10年的大部分时光。所以，对于服用像LSD那样厉害的麻醉品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福柯（以及达尼埃尔•德费尔）不能不仔细掂量一番。

西蒙•瓦德也一样。“我知道我们当时很玄，”他回忆道。“把这位哲学家麻翻，有可能毁掉我们时代的一位思想大师。”再说，也“有可能一点效果也没有”——而这，也许就更令人失望了！

据瓦德的回忆，他冒险的目的很简单：通过带福柯去死亡谷作一次LSD旅行，希望他激发出“一种智力，这种智力能够探讨各种科学幻想的奇怪想像，如《禁止进入的星球》（Forbidden Planet）（1956年的电影）中的莫比乌斯博士，或《外部境界》（The Outer Limits）（1963年的电视连续剧）第一集中的银河系生物之类。”[8]

在死亡谷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并没有这样一些离奇古怪的幻想。但这件事仍然很值得注意。

穿长袍的 Michel Foucault

在干旱、空旷的莫哈维大漠（Mojave Desert）里开了差不多一整天的车之后，三人抵达了克里克兰治火炉。这是坐落在死亡谷近旁的一块绿洲里的旅游胜地。他们找了个饭店住下，然后福柯小憩了一会。精神恢复后，他们驾车径直进入了死亡谷。在一个观景点停了车，俯瞰脚下的大漠，只见落日处七彩纷呈，光焰熠熠。沿着一条空无一人的小道漫步了一段路后，迈克尔停住脚步，开始做吸毒的准备工作。

他制作了三片LSD。

福柯这时突然走开了，神情似乎有些不安。

少顷，他又折了回来，说他只想吃半片药，因为他这是第一次服用这样厉害的麻醉剂。

瓦德拉住哲学家的手，他们又去走了走。青年教授耐心地向他解释，要享受这种化学灵药的神奇效果，就必须吃足剂量。

福柯思前想后地考虑了一番。当他们回来时，他显然已经被说服了，只是问了一下迈克尔这药他该怎么用。

于是他吞下了给他的那个药片。[9]

两个小时后，听着施托克豪森的乐曲，从查布里斯基小岬的栖息地凝望太空，福柯笑了，据瓦德后来的回忆，他还向星星直打手势，说：“‘天空爆炸了，星星雨点似地落到我身上。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这是“真实”。’”

福柯默然无语了。

瓦德无疑感到了一阵轻松，因为这位思想大师的心智终于没有像超现实主义大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画的钟那样被分解掉。他继续唠叨着古代苏美尔人服用迷幻药的情形。最后，又一次，他也默然了。

三人盯着头顶上那片黑暗的虚空，电子音乐在背景中轰然鸣响。

“‘我终于弄懂了马尔科姆-劳瑞《在火山底下》（Under the Volcano）一书的意义。’”福柯说。

《在火山底下》英文书影

劳瑞是福柯喜欢的小说家之一。《在火山底下》这部小说，因其生动地描绘了主人公（一位执政官）醉酒时的恍惚神态，长期以来一直是福柯理解让•巴拉凯精神世界的一个窗口，而这种精神世界在其他情况下是无从知晓的。巴拉凯已于两年前（1973年）死于酒精中毒引起的各种并发症。

“‘执政官的龙舌兰酒，’”福柯说，“‘跟一种麻醉药一样，以一种类似于迷幻药的方式渗入了他的知觉。’” [10]

对于劳瑞、巴拉凯以及福柯来说，麻醉品是一种思想工具。“夜，又是一次同死亡的夜间搏斗，”劳瑞写道，描述着执政官在喝了这种墨西哥酒之后的意识流。“我想我了解许多种肉体痛苦，但哪一个也没有这样难受。连灵魂都好像在死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夜我的灵魂真的已经死去了，我此刻有了一种平静的感觉。或者这是因为有一条路正好穿过地狱？这一点布莱克是很清楚的，而我虽然不能走这条路，但最近我常常能在梦里看见它。……现在，在一丛丛暗绿色的龙舌兰之间，我好像又看到了这条路了，路的尽头是一片不可思议的前景，如同某种新生活的种种幻象一般……。”[11]

LSD的效应在持续增强，于是福柯也开始感觉到“一片不可思议的前景，如同某种新生活的种种幻象一般”。

为测定他的感觉，福柯回想起另一种“极限体验”的意象——这种“极限体验”，前几个礼拜在旧金山就已经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我可以拿来同这种体验相比较的惟一的事情，就是同一个陌生人性交，’”他说。“‘同一个陌生的人体接触，能产生一种和我现在正在经历的差不多一样的真实体验。’”[12]

一连串的问题在瓦德的脑际涌现。这正是他盼望已久的时刻。这位伟人还会想到别的什么呢？

但瓦德还是管住了自己的舌头：打听是不合适的。

时间过去了。

一阵刺骨的冷风从山岬上猛烈地刮过。三人不由得挤作了一团。终于，福柯说话了。“‘我感觉好极了，’”瓦德记得他这样说。两行热泪在他的双颊上流淌。

“‘今晚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他说道。

“‘我现在知道我的性是怎么回事了……。’”[13]

“‘我们又得回家了。’”

他顿住了。

“‘我们又得回家了。’”[14]

他默然。

Michel Foucault and Michael Stoneman in Death Valley, 1975.

Michel Foucault and Simeon Wade in Claremont, after their trip to Death Valley, 1975.

福柯的加利福尼亚之行改变了他的生活。

这次旅行也改变了他过去性爱及思考性的问题的一贯方式。

1975年春当他抵达柏克利时，他正以主要精力忙于写作他的《性史》。14年前，在《疯癫与文明》的原序中，他就宣布过关于这部著作的计划。“实际上，”他后来告诉人们，“从我开始写‘癫狂史’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写‘性史’］这种想法。这两个项目是学生的。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就想把性爱方面正常与病态的划分情况也弄清楚。”[15]

多年来，他一直在读书、翻档案、编资料，不声不响地做着他的研究。在完成《规训与惩罚》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专心致志地对他搜集的那些资料作了思考、分类和分析。到1975年春他去加利福尼亚讲学的时候，他的研究差不多已经结束了。他知道他想说些什么，而且他已经开始说了——各种有关文献的概括性分析，已完成了初稿。只有最后一步工作还有待于完成，这就是摘取他的历史学研究的各种成果，并通过某种“虚构的”文体将它们变成一个艺术品。[16]

但是，这最后一步恰恰是最关键的。因为福柯很早就怀有这样一个愿望：他的“性史”将不只是另一本书，而是马拉美说的那种“圣典”——一部关于“销魂状态”的作品，“在这种销魂状态中，我们能够得到片刻的永生，能够摆脱一切现实的东西，并使我们的迷念上升到创造的水平。”[17]

福柯这一愿望永远也无法实现了——而且似乎一点也实现不了了：因为他在死亡谷的顿悟体验已挫败了他原先的计划。

6月份，他回到巴黎，将他的厚厚一大叠“性史”草稿统统扔在了一边——那是几百页论述手淫、乱伦、歇斯底里、性变态和优生学的文章。[18]

他将这一堆已经完成的手稿置于不顾，着手写了一篇谈研究方法的短文，列了一些一般性原则（类似于一种反康德主义的“关于任何未来物理学的绪论”），进一步详述了他的尼采主义权力观，并用高度抽象的语言，描述了这种权力观同关于身体的思考之间的关联。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 The Will to Knowledge

据达尼埃尔•德费尔的回忆，他已经放弃了要写一部纪念碑式的7卷本著作的最初计划。他给瓦德写信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说他的死亡谷之行已经使他几乎搁置了一切他以前写的有关性的东西。[19]

尽管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还会装出在按计划进行的样子，事实上他已经另起炉灶了。

本文载于《福柯的生死爱欲》第八章，詹姆斯·米勒著，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6-7页

[2]同上，第11-12页。

[3]同上，第27-28页。在手稿里，瓦德说，他躲躲闪闪地使用了“强力仙丹”（powerful elixir）一词，而不明告福柯他们带了LSD；但后来他又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和他的同伴都认为，他们当时并未隐瞒他们的想法，福柯一开始就知道服用“爱希德”是他们此次死亡谷之行的节目之一。

[4]“哲学剧场”(Theatrum philosophicum)，载《批判》，第282期（1970年11月），第898，904页；英译，载LCP，第183、191页。“我和福柯的谈话”（Conversazione con Michel Foucault）(谈话)，《文学报》（La Fiera Letteraria），第39期（1967年9月28日），我译自保罗·卡鲁索（Paolo）这次采访的法文译本，第5页。

[5]“哲学剧场”（1970），参见注释前文，第904、903页；英译，载LCP，第191、190页。

[6]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32、47页。

[7]见安妮·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萨特传》（Sartre: A life），Anna Cancogni英译，（New York，1987），第102-103页。

[8]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5-6页。

[9]同上书，第45-47页（我在引用这份资料时，一般都要根据我和瓦德的多次谈话来补充一些细节）。

[10]同上书，第55页。福柯在“思想·情绪”（La pensée, I’ émotion）一文中就顺带地谈到过他对《在火山底下》的喜爱；见端纳·米舍尔（Duane Michals）：《1958-1982年的摄影术》（Photographie de 1958—1982），（Paris，1982），第iii页

[11]马尔科姆·劳瑞：《在火山底下》，（New York，1965）。第35-36页。

[12]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55页。参见下文中将引用的福柯关于匿名性爱的好处的公开议论。

[13]同上书，第56页。在出现省略号的地方，福柯接着说道：“它整个地回到我姐姐那儿。”德费尔和伯萨尼（见上面注1)都断定，这是福柯顿悟的一个关键部分，而且两人都拒绝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一些旁证（包括伯萨尼顺口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就是爱他的姐妹又有什么？许多人都是如此的”，此话不无道理）表明，这一顿悟可能引起了关于某种乱伦幻想的记忆，以及随之而来的负罪感。在那次“爱希德”旅行之前，福柯关于性的主要论述是围绕于手淫的各种禁条展开的，而从死亡谷回来后，他论述的重点就发生了转移，即转到了乱伦禁忌上。参见VS中关于乱伦的讨论，第143-147页；英译，第109-111页：“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家庭是性欲最活跃的场所，而且无疑也正是强烈的性欲维持和延长着家庭的存在。因此，在这里，乱伦……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它不断地受到诱惑和拒绝；它是迷恋和吸引的对象，是可怕的秘密和不可或缺的中枢。……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的角色：神经质的女人、性冷淡的妻子、无动于衷的母亲——或者更糟，被谋杀焦虑所困扰的母亲——性无能、虐待狂、性情乖张的丈夫，歇斯底里或神经衰弱的姑娘，早熟的和巳经失去性能力的孩子，还有弃绝婚姻或疏远妻子的年轻的同性恋者……。家庭是性欲的结晶体。”至于福柯自己的家庭，艾里邦（显然得到福柯母亲的许可）写道，少年福柯被提早送入普瓦提埃的中学(lycee)读书，因为“他不想和他姐姐分开”。［参见艾里邦：《福柯传》，Paris,1989，第22页，英译，译者贝特西·温(Betsy Wing)，(Cambridge, Mass. , 1991)，第6页］。而在福柯的姐姐方面，当德费尔在他兄弟死后，和她谈起她对于福柯自我认识的重要性时，她对这件事却没表现出什么探究的兴趣。（德费尔1990年3月25日的谈话）看来这一点是清楚的：福柯关于他“自己的性欲”的“LSD顿悟”，是和对他旱年初萌于家中的爱情的一种新认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种自我认识不过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老生常谈而巳。由于缺乏更详细的资料，关于福柯顿悟的这方面情况也只能谈到这种为止，因而这个顿悟仍旧是个谜，而且还不止是这一个方面。

[14]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56页。

[15]“福柯谈打倒性爱专政”(Michel Foucault: bas la dictature du sexe!)，载《快报》，第1333期(1977年1月24—30日），第56页。

[16]德费尔1990年3月25日的谈话。福柯这部草稿的一些部分在悄悄地流传：例如，一位研究性史的美国哲学家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L Davidson)就得到福柯允许，阅读了他未完成的一卷论“变态行为”的著作的一部分。据他说，这一部分有差不多80页打字稿，文体颇似《规训与惩罚》，内容主要是讲19世纪的一个杀人狂案例。显然，正是这种原始材料将成为福柯最后的、炉火纯青的“虚构性”论述的基础（据戴维森和作者的通讯）。

[17]马拉美：“书籍：精神的工具"(The Book：A Spiritual Instrument)，载马拉美：《诗歌散文选》（Selected Peotry and Prose)，玛丽· 安娜· 考斯(Mary Ann Caws) 编，(New York, 1982)，第84 页。参见埃尔维· 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Paris, 1990), 第36 页，英译；To the Friend Who Did Not Save My Life，译者Linda Coverdal(New York,1991), 第23 页，关于福柯“写作一部永无止境的书的梦想，这部书提出一切可能的问题，除了死亡或衰竭，没有什么能够结束它。这是世上最强大和最脆弱的书，也是一座不断积累的宝藏，它的创造者漫不经心地将其托付给每一次突发的激情，以他回环曲折的思想阻止它滑向深渊——或是将它迅速从深渊中抢救出来。这是一部为地狱而作的圣经。“英译；To the Friend Who Did Not Save My Lifa, 译者Linda Coverdal, (New York, 1991), 第23页。

[18]关于最初的计划，见艾里邦：《福柯传》，第290页；英译，第273—274页。

[19]德费尔1990年3月25日的谈话：在我同他会谈时，德费尔很重视这一事实，即福柯已经放弃了他关于这部著作的计划，虽然他曾将这个计划公布于众。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7页。参见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36页；英译，第22页。另见“道德的回归”(Le retour de la morale)(谈话），载《新闻周报》，第2937期(1984年6月28日—7月5日），第36页；英译，载PPC，第242—243页：“决裂不是缓慢地发生的。它发生得很突然。1975—1976年间，我开始写作时，就彻底抛弃了这一方式”（指他关于“性史”的思考方式）。

编辑 丨刘诗予

校对 丨肖永虹

审核 丨杨勇、陈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