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 | 丁义珏：自适·共乐·教化——论北宋中期知州的公共景观营建活动（1023-1067）

宋 刘松年 《西园雅集图》（局部）

提要：北宋中期的士大夫知州们曾一度积极在子城郡圃以及邑郊修建供官民观游赏玩的亭台馆榭。营建热潮在仁、英两朝集中出现，非因朝廷倡导，而是他们的自觉。公共景观营建甚至被当成地方政务极重要一环。神宗即位后，政风一变，热潮中辍。知州们营建景观目的可次第从自适、共乐、教化三方面探析。北宋中期的士人缓解了动用公共资源营建景观的道德紧张，认为景观能让他们修心娱情，以更好投入地方政务。他们希望用公共景观引导民众走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最终起到儒家化移风俗之效。

关键词：北宋中期  景观  范仲淹  教化

北宋庆历八年（1048），知州欧阳修在扬州城西北蜀冈修建平山堂，与众宾饮酒唱和其间，四方以诗来和者众，一时为文坛嘉话。此后平山堂在两宋屡废屡修，元与明初渐湮没无闻，至明万历又得重修，清初再度荒废。康熙十二年（1673），扬州诗人汪懋麟主动捐资，鼓动时知扬州府事的金镇，以恢复平山堂当为急务。金镇也希望“兴文教，继风雅”，两人一拍即合。据说，汪懋麟幼时登临蜀冈，凭吊欧阳文忠公游赏胜概，慨然有复古之志。次年平山堂成，置酒召客，明贤汇集。其后又建真赏楼，祀宋代诸贤，下设讲堂，名“宋欧阳文忠公书院”。[1]平山堂不仅是可供休憩宴游、登高观景的园林，因落于蜀冈之上，又成为可在扬州城中远眺观赏的鲜明地景（landscape）。可是，为何北宋中期营建的园亭景观，经历几番朝代更替，会成为一座城市文教与风雅的象征呢？这种传承和转换是历史的偶然吗？北宋中期为何会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据如此独特的位置？

北宋中期即宋仁宗与英宗朝（1023-1067），[2]是政治上较为平稳的时期。关于公共景观，需要做三点说明。首先本文所谈的“公共景观”主要指知州们主持修建的亭堂馆榭，不包括佛寺道观与民间神祠，也不包括私家园林。其次，这些亭台馆榭在空间上分为两类：第一类建于州县子城内的的郡圃，是州县长贰余暇时登高望远、休憩赏玩、会见宾客的场所，节假日也可作为公共园林向民众开放，其公共性已被学界普遍承认。[3]第二类多建于邑郊，特别是有山川、湖泊、林泉等自然景色处，或者是承载地方先贤历史记忆处。这类景观一般也由政府管理，定期向民众开放。第三，侯迺慧等学者将上述两类建筑统称为“公园”。“公园”的聚焦在建筑作为休憩游乐和观看景色的地点。但只要是规模稍大而无围墻或稍有海拔的园亭（如扬州蜀冈之平山堂、苏州子城齐云阁、杭州郡圃之有美堂等），一经建成便不是与周边环境分隔的独立区域，而是重塑了这个区域的整体视觉效果，成为了被观看的地理景观（landscape）。本文所强调它们承载的夸饰、教化等各类象征含义也正是依托于这种地理景观属性的。且越到后世，象征意义越会超越游赏本身。汪懋麟在清初重建平山堂，所重者早已不是蜀冈上的景色。故笔者使用“景观”而非公园。第四，郡圃与邑郊的景观所处空间虽不同，但正如侯迺慧所言，邑郊景观可视作“广义的郡圃”。[4]笔者认同邑郊景观虽然不是知州日常起居的空间，但却是他们生活空间、生活文化与审美趣味的延伸。因而，两者当一并观察。

宋代的公共景观曾引起过城市史、财政史、园林史、建筑史以及文学研究者们很多的注意。[5]其中研究最系统最深入的是侯迺慧《唐宋时期的公园文化》和《宋代园林及其生活文化》两书。她从诗文入手，复原了唐宋公园的景色、意境及衍生的文化内涵。但作者从唐宋整体考察，未关注不同时段的特点，对士大夫营建动机的分析也有笼统之嫌。

文学研究者多是从文学书写切入，从文学主题讨论到士大夫们的情感世界与学理心性。一些学者留意到唐宋郡斋文学的主题变化。[6]王啓玮特别指出唐代郡斋文学中“吏隐”主题至北宋一变而为《醉翁亭记》为代表的“众乐”书写，并将变化的主要原因归于宋代孟子民本仁政学说的兴起。[7]哲学史学者努力在景观的书写中寻找士大夫本体思想与生活实践的关联。如林素芬就认为司马光修“独乐园”，“独乐”是其“中和”思想的表现。[8]

同样的话题，历史学者会从士人生活、政治境遇的角度去讨论。杨宇勋《政务与调剂：宋代士大夫休闲游憩活动初探》很大篇幅讨论园林建筑。在他看来，这些建筑是士大夫休闲游憩的空间。“共乐”观念让宋代园林具备了一定公共性，也不能改变它们是有钱有闲阶级的专利。[9]卢建荣《景物寄情：唐宋庭园的文化与政治》敏锐地注意到宋代庭园书写包含着士人不同的“心灵结构”和政治态度：一种是暂时性的隐遁，以自然治疗政坛创伤；另一种则是政争双方进行文化斗争。如欧阳修等人提“共乐”之论述，司马光则反其道提出“独乐”。[10]

截然不同的切入角度，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观察结果。但过往研究存在两个不足。首先，大部分研究的入手点是文学书写。但现实的逻辑是先有景观的营建，再有景观的文学书写。相应的，我们先考察士大夫汲汲于景观营建的原因，再分析“众乐”之类的文学主题才较为妥当。其次，这些研究的时间单元未必恰当。宋代特点鲜明的文学书写，究竟是士大夫阶层对自我生活的美化？还是类似孟子地位提高等时代思潮推动？还是个体的儒学实践？还是政治角力的结果？各方众说纷纭，是因为各自的观察时段不同。要么长至唐宋、两宋，要么只聚焦个别士大夫的内心世界，都有明显的局限。

基于以上两点反思，本文的分析对象是特定历史时期士大夫群体的景观营建热潮。笔者以为，地方营建活动从来不是匀速进行的。我们应该将目光聚焦在个别特殊时期，进行政治、地方财政、思想文化的综合考察。北宋中期和南宋初年是地方城市建设最为活跃的时期。南宋初年，江南许多城市遭宋金战争破坏。故而高宗绍兴年间集中的景观建设，其实是城市重建的一部分。而北宋中期则是政治平稳的时期，为什么各地会出现营建热潮呢？其背后的动因与影响更值得玩味。基于此，本文有两个目标：首先论证北宋中期的地方公共景观营建活动集中且影响深远，足以构成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其次，分析士大夫们积极营建的动力，以及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思想与文化动向。

《千里江山图》园林局部

北宋中期，担任知州的士大夫们营建公共景观的态度之积极、营建之频密，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须先展开说明。

唐末五代战乱频仍，许多城市至北宋初年已残破不堪。江天健认为北宋开国之初，朝廷十分重视修建地方廨舍。[11]这其实是南宋地方官的惯常看法，夸大了北宋“祖宗之法”作用。[12]实际上宋初朝廷介入到地方城市建设例子很少。唐代所谓“扬一益二”的扬州（今江苏扬州）与益州（今四川成都）在唐末五代均遭严重破坏。宋初扬州城没有留下重建的记录，而是因陋就简，因后周小城而居。[13]益州子城内的廨宇至太宗至道三年（997）全部重修。直接原因是经王小波、李顺起义破坏，廨宇实在不堪使用且旧宇有逾制嫌疑。张咏的重建出于政治目的，要重建体统，镇服蜀人。[14]廨舍的修建尚且如此，州县官吏大约还顾及不到景观类建筑。故宋初史料中很少出现郡圃园林、邑郊公共景观的修建记录。

然而进入北宋中期以后，营建活动陡然增多。我们无法得到宋代地方州廨郡圃和邑郊景观的确切数字，故本节列举城市个案进行说明。

（一）苏州        

图1  绍定二年（1229）《平江图》子城部分

南宋郡圃较之唐及北宋，规模缩小。宅堂后有池塘，池旁有秀野亭、四照亭等，子城北城墻上有齐云楼。但唐与北宋之木兰堂等不复见。

我们首先以地方史料较为完备的苏州为例。北宋苏州城，有罗城、子城两重城墻，衙署主体居于城市正中的子城内。元丰时朱长文说，苏州经晚唐兵火之劫，“唐氏遗迹殆尽”。五代至宋初，州城入于吴越钱氏，“稍免干戈之难”。[15]子城内“郡廨承有唐五代之后”，基本结构仍在。除了唐代衙署内有郡圃，圃有一大池（北池），又有西楼、木兰堂、齐云楼等，北宋初仍在。[16]景祐中知州范仲淹《苏州十咏》即有《木兰堂》诗。[17]范仲淹在苏州任上仅三个月。期间修建了苏州州学，未及景观。在他之后，修建热潮开始。景祐中有张亿知苏州，作山阴堂。[18]蒋堂在景祐四年（1037）首次知苏州，自称“池馆必葺”。[19]庆历八年（1048）知州梅挚又在木兰堂前修介庵。皇祐元年（1049），蒋堂再知苏州，[20]将北池中之诸亭全部整葺，又修瞰野亭、见山阁等。[21]皇祐五年的知州是南唐李璟的后裔李仲偃。[22]他在任时，没有修建亭台馆榭，而是将州廨的正堂——设厅等修整了一遍。蒋堂为其撰写记文，不无惭愧地说：

予昔两绾苏印，班录余闲，每浚池隍，构台榭，以馆过宾，以备宴衎，以追韦、白二公风迹。虽自以为适，然于是厅缮完有所未至。今观李公之为，有过人者。图新补废，俾唐末之遗构，巍乎显明。吏民瞻之，靡不胥悦。君子谓李公急于先务，知布政之本焉。予目是事，忤然自咎。[23]

可见，在景祐至皇祐的历任苏州知州的眼中，郡圃中亭台官榭之营建，每每是优先于廨宇主体的。之后吕居简至和中修按武堂，将芙蓉堂改名双莲堂。嘉祐中，王琪再次扩建设厅，其“规模宏壮”，“闳敞甲诸郡”。[24]但开销亦巨大，“假省库钱数千缗”。“厅既成，漕司不肯除破”。王琪只能将家藏《杜集》在公使库镂板印刷。“士人争买之”，甚至有为了富室为了支持知州，一口气买十余部。所得收益归还欠负后仍有盈余。[25]其后，蔡抗修射台。治平二年，陈经修建子城的门楼。三年，裴煜立飞云阁。熙宁之后，修建的热度顿减，只元丰中晏知止在子城西北角翻修了旧亭，名曰日月台，以供登览。元丰六年（1083），知州章岵因为接待高丽使人，向转运使申请羡钱二百万，在设厅与戟门之间的空间修建了廊庑与楼宇。[26]此后的营建活动极少。营建再次兴起是在绍兴年间。那是兵火之余的重建。

（二）杭州        

袁琳对自唐、五代、北宋至南宋的杭州子城、郡圃兴废过程做了整理，可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27]唐代杭州州治本就在凤凰山之右，地势高，远可眺望钱塘江潮，[28]近为山林环绕，中有园林与州廨相融，自带景观属性。吴越钱氏在此基础上扩建为宫城。北宋杭州的罗城、子城承袭自吴越国，五代时受到的破坏较小。钱俶献地之后，宋廷减去了部分城防及逾制建筑，基本维持原样。至北宋中期，营建活动突然开始活跃。下移录袁琳所作《宋廷南渡前杭州州治建筑兴废沿革表》：

表1：袁琳《宋廷南渡前杭州州治建筑兴废沿革表》

（深色部分表示已荒废）

很明显，除了唐及吴越国的旧物，中和堂、有美堂、巽亭、望月亭、燕思阁、红梅阁、清暑堂、曲水亭等景观建筑都新建或改建于庆历至治平年间。元祐四年（1089），苏轼知杭州，期间数次请求朝廷拨款修缮官舍。他在《乞赐度牒修廨宇状》批评前任们置州廨正堂不顾，唯务营造景观：

伏见杭州地气蒸润，当钱氏有国日，皆为连楼复阁，以藏衣甲物帛。及其余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中间虽有心长吏，果于营造，如孙沔作中和堂，梅挚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类，皆务创新，不肯修旧。其余率皆因循支撑，以苟岁月。而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许擅支。以故官舍日坏，使前人遗构，鞠为朽壤，深可叹惜。……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今年六月内使院屋倒，压伤手分书手二人；八月内鼓角楼摧，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29]

中和堂、有美堂、清暑堂在设厅之后，游赏宴饮的功能明显大于日常办公。欧阳修嘉祐中为梅挚撰《有美堂记》，就纯粹从景观的丰富多姿下笔，突出其尽得天下之美。[30]苏轼的前任知州们显然都将园林的修建置于正衙之前了。

（三）明州        

宋代明州（今浙江宁波）城的罗城，主体规模由唐末刺史黄晟奠定，子城则是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刺史韩察所建，[31]上世纪90年代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32]或因经历建炎兵火，今日宋元方志所载子城郡圃内各类办公、居住及赏玩的堂榭亭台多修建或重修于南宋时期。能追溯至北宋时代的只有几处：九经堂，宋太宗时藏国子监所颁《九经》，元祐时重修；鄮山堂，政和六年（1116）周邦彦建。子城外有红莲阁，章得象大中祥符中任通判时创修。但明州最大的月湖景区，实由钱公辅于嘉祐五年至六年（1060-1061）任知州时修建。唐明州城中有日、月二湖以供居民引用水及通船，并不算特别的景观。后日湖堰塞，唯留月湖在城西，故名西湖。至宋真宗天禧时，知州李庚夷修桥，但依然“初无游观，人迹往往不至”。[33]有意识将西湖修建为成片景区的是钱公辅。他在知明州任上仅一年半左右，[34]期间大修西湖，造桥30丈，桥东西有廊，廊中修“众乐亭”，前后有庑，左右有室，环亭以为岛屿，植花木其上，从此成为明州人胜赏之地。春夏时，士女相属鼓歌无虚日。[35]钱氏亦邀友人唱和，篇什亦多迎合“众乐”之意。钱公辅离任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虽治明之日浅，然于明人为无恨矣。”[36]其对景观营建之看重可见一斑。与杭州西湖类似，明州西湖经钱氏开发后，南宋在其周边陆续营建了一系列亭台馆榭。因湖中有十洲，合众乐亭而为“十洲一亭”，成为明州胜景。而其端实肇始于嘉祐年间。

今所存宋元方志多集中于江浙地区，其中我们能清楚列出景观营建时间序列的城市更少。但从以上个案，明显能看到北宋中期出现过公共景观营建热潮。

更可玩味的是，这一时期的景观营建常常优先于其他工程。除上举蒋堂的惭愧、苏轼在杭州任上的不满外，我们还可以举滕宗谅知岳州（今湖南岳阳）的例子。滕宗谅“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37]庆历五年，滕宗谅重修岳阳楼成，六年求记于范仲淹。同年，滕宗谅求欧阳修为其所修“偃虹堤”作记。按欧阳修在记中转述，作堤是因为“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常有风波之恐”，实“为民捍患兴利”之举。[38]然据治平末知岳州的王得臣所说，因欧阳修《偃虹堤记》早已流传于世，故他到郡后首访是堤，却发现“滕未及作而去”。[39]或许堰虹堤规模较大，兴作不易。然岳阳楼成，堰虹堤却尚“未及作”，孰先孰后概可见也。

那么多景观先于廨宇修盖，似不甚合理。实际上，这更反映出这批士大夫优先从自身的生活或审美出发去从事修造，而不是地方政务的需要和衙署体面。蒋堂就说，唐以来刺史和知州们办公多在便閤，“其于厅事，或旬日不一至”，是他在苏时不修正堂的原因。[40]

北宋中期的知州们汲汲于营建公共景观，究竟是朝廷自上而下的倡导，还是知州们自发的呢？因为郡圃和廨宇在营建时常常是同步的，所以我们要先追踪朝廷对州县廨宇营建的态度。

江天健承南宋人的看法，认为北宋自乾德年间就有较完备的制度要求地方官修建与维护廨宇。到了南宋，该项制度废弛，加上管理者苟且怕事，使得各地官廨日益废坏。[41]果真如此么？据《宋大诏令集》卷一九〇，宋太祖乾德六年（968）诏：

郡县之政，三年有成；官次所居，一日必葺。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府署仓库等，凡有损庳，多不缮修，因循岁时，渐至颓圮。及僝工而庀役，必倍费以劳民。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日，具官舍有无破损及增修文帐，仍委前后政各件以闻。其幕职州县官候得替，据增葺及创造屋宇，对书新旧历子，方许给付解由。损坏不完补者，殿一选；如能设法不扰人整葺，或创造舍宇，与减一选；无选可减者取裁。[42]

宋初为防止廨宇年久失修，将日常维护加入了地方官的考课要求。官员在交接时，要将官舍破损、增修的文帐书于新旧官员的历子。损坏不补增加一年的守选年限，有不扰民而增修则减一年，无功无过则不增不减。而南宋韩元吉却说：

国家肇造，乾德中始诏官廨增葺创造，对书于新旧官历。其不葺者殿一选。至景德三年（1003），又定为印纸之目。廨宇间数既书其亏损，至添盖则又曰配民与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欲其不苟而已。自印纸之改式也，后生不能旧制，而官吏之苟日滋。数十年来，加之以兵火，因之以匮乏，官廨不整尤甚。[43]

他明显夸大了乾德诏令对增添廨宇的鼓励力度。“有无破损及增修”被他改为“增葺创造”，且“破损不完殿一选”说成“不葺者殿一选”，给人宋初朝廷鼓励州县增修廨宇的印象。景德三年将廨宇间数定为印纸之目，官员离任交接时要核对廨宇数字与破损情况，与乾德诏令性质接近，只是没有提对“添盖”的奖励力度。韩元吉说印纸格式改革后，廨宇状况不在细目之中，似乎属实。今《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印纸格式，确无与廨宇维修、新盖相关的条目。[44]新近出土的南宋末徐谓礼文书中保留了徐谓礼历任差遣的批书，无论任吴县（今江苏苏州）丞、知溧阳县（今江苏溧阳）还是知信州（今江西上饶）之任，印纸上均无相关条目。[45]

总之，至少北宋前期曾将廨宇的维护与添修计入官员考课细目，但原意只是防止廨宇损坏。对添修虽有奖励，但须是不向民众摊派的前提下。而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因此，一方面这项规定不能视为宋廷主动要求地方官添修廨宇。另一方面，对于通过摊派营建增修的地方官也没有提出惩罚措施。准确地说，宋初以来对地方营建是既不鼓励，也不限制的放任态度。这样，部分追求考课结果的地方官就有可能倾向于创修新建。但总体上，地方营建应被视为地方官们自发推动的。

咸平二年（999）闰三月因亢旱，真宗下令“营缮之不急者悉罢之”。[46]景德元年正月（1004），则有更直接的诏令：

诸路转运司及州县官员、使臣，多是广修廨宇，非理扰民。自今不得擅有科率，劳役百姓。如须至修葺，奏裁。[47]

这也说明，州县自发的营建活动已越来越频繁。景德元年的诏令，理由是防止科率扰民，方法则是粗暴的一刀切，即所有新建廨宇必须奏裁后方得修葺。此后的两年内，真宗又下敕整治京畿内外营造活动中匠人为奸、擅役地方工匠和丁夫等弊病。[48]一系列严格的限制似乎很快就引起消极后果：州县长官修治廨宇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影响到日常的维护整修。于是又有大中祥符六年（1013）七月之诏：

如闻州府公宇亦多损坏，以赦文所禁，不敢兴葺。自今有摧，但无改作，听依旧制修完。[49]

虽然仍不鼓励主动兴修，但态度已松动，渐从严格限制回归到放任态度。经此一轮反复，长达四十年的仁、英两朝就再未听到类似限制令，地方营建真正出现了热潮。治平元年，蔡襄在《论兵九事》中不无担忧地说：

天下州郡自太平以来，廨宇亭榭，无有不足，每遇新官临政，必有改作……不唯枉费财用，必须多役兵卒。[50]

两年后，蔡襄在知杭州任上修建清暑堂，既能暑热中办公，又能宴请宾客、观景娱心。[51]蔡襄既是营建活动的参与者，也是反思者。这反而说明，他对营建台榭并不持极端意见。“廨宇亭榭，无有不足，每遇新官临政，必有改作”非夸大其词，而是北宋中期的实情。

蔡襄的上奏也说明士大夫们开始更多反思州县营建景观的弊端。仁宗后期也有因营建活动得罪者。嘉祐三年，知汝州（今河南临汝）李寿朋被降为知荆门军（今湖北长林），罪名是京西路当年饥荒，而李寿朋却“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52]反对的声音积累到神宗即位，情势为一大变。治平四年十二月，即位不久的神宗下诏：

诸路州军库务、营房、楼房橹等缮治如旧外，其廨宇、亭榭之类权住修造二年。违者，从违制科罪。[53]

这条诏令按功能将建筑分为两类。库务、营房、楼橹等要求缮治如故。廨宇和亭榭等用于州县官日常居住、办公与赏玩的建筑，则不论任何理由暂停修造两年。

宋神宗的鲜明态度似乎有些出乎士大夫们的预料。从他们的反应也能看到州县长官营建景观曾是一时潮流，骤然改变还不习惯。熙宁二年（1069）祖无择案历来被认为是宋代诏狱屡兴的起始，[54]从新旧党争、王安石报私怨等角度解释的学者已多。[55]祖无择的罪名主要是在知杭州任内与官妓私通、贷官钱及借公使酒、乘船过制、与部民接坐及听其曲法之请求等。[56]在他鞫于秀州（今浙江嘉兴）受审期间，接替他的郑獬曾上疏营救，除了说官妓已鞭笞致死无所对证等事外，还专门提到了营建亭榭过程中的帐目问题：

治亭榭不支瓦木价钱，则皆州郡常事。且今参政王安石前知江宁，蔡襄前知福州，皆常缮营矣。岂尽出于家财？若所坐止此，则愿少宽其狱。[57]

按他的说法，不仅营修亭榭是常事，营修的经费来源不合规制也是常有的事。从现存史料看，祖无择在杭州时只在州廨修过一个介亭，规模应该不大。[58]但他在知袁州（今江西宜春）时，在州廨修建庆丰堂以读书与宴饮宾客，还在袁州城东湖上规划了一个景区，“别为堂亭台阁，互植以珍木嘉果”，规模可观。[59]于他而言，营建景观的确是“州郡常事”了。范纯仁为祖无择撰写的墓志新近被发现，提及这场官司也只说因“怨者之言”而起狱，“公卒无他事”，[60]把案件完全说成是王安石的构陷。在大多数士大夫们看来，祖无择的这些案由不过是“常事”而已吧。

神宗元丰元年（1078）七月，苏轼给时知滕县的范纯粹翻修好的县署大堂写了一篇记文。他称赞范纯粹敢于担当，不计个人仕途得失，还气愤地说：“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61]洪迈《容斋随笔》谈到此事时说：

是时，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湿，虽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著册书。……是记之出，新进趋时之士，媢疾以恶之。

引太祖乾德诏令之后，接着议论道：

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不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翻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视倾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手于营造一节乎！[62]

因此，神宗即位后地方营建活动的消沉，其直接原因是朝廷的严厉审查与压制。我们推测，印纸格式的演变或在此时期。

归纳一下，宋代朝廷对地方营建的态度在北宋前、中期是以放任为主。宋初开始，地方官所到之处的官廨维护与新盖纳入考课制度，并没有直接鼓励地方官新修。知州所至之处必有营造的状况在神宗即位后被严厉压制，政风迅速为之一变，地方长官普遍避事不修。到了南宋，士大夫们面对常常年久失修的官廨，又普遍怀念起了“祖宗朝”的制度。

宋 赵伯驹 《风檐展卷》

士大夫知州们为什么要汲汲于公共景观的营建呢？尽管我们以“公共景观”指代这类园亭馆榭，但不可否认，无论是在郡圃还是邑郊，知州和他的朋友们才是最主要的体验者。那么，换一个问法即是：对于动用地方财政修建营建娱目怡情的公共景观这件事，士大夫知州们会制造什么样的理据呢？他们是如何将景观的营建一步步描述成儒家地方施政的应有之义的呢？以下从自适、共乐与教化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且分别以典型代表韩琦、欧阳修、范仲淹为例说明。

唐宋时代兴起的亭记、园记，很多都涉及景观营建的目的。首先，唐宋士大夫们是普遍承认园亭之“乐”在于能让身体闲适舒展，进而让心灵获得平静与疗愈，更进而获得心性志趣的提升。白居易说居于庐山草堂的体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63]苏舜钦在《沧浪亭记》中说：“形髓既适则神不烦，欢听无邪则道以明。”[64]由身体、心灵到心性，景观在个人修身方面获得合法性。

但以上两处都是私人园亭。公共景观的营建则多一层动用公共资源是否合理、合法，景观是否为不急之需的道德压力。故白居易在《白苹洲五亭记》说：“（湖州之民）康之由，革弊兴利……利兴，故府有羡财；政成，故居多暇日。是以余力济高情，成胜概，三者旋相为用，岂偶然哉。”[65]强调这片景区是在财政有余、政成有暇之后修筑的。宋代最负盛名的《岳阳楼记》中，范仲淹赞扬滕宗谅知岳州（今湖南岳阳）一年即“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然后才“重修岳阳楼”。[66]侯迺慧曾说：“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强调这些修建郡圃的地方官都是在分内职务都已经达成之后才致力于此的。”[67]这样，将景观营建描述成“政成”或“政通”之后才进行的活动，成为宋代诗文中通行的说法。似乎知州们令士民安居乐业之后，又为他们提供余暇的游乐之处。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不自觉地将景观营建与州县官的分内正务区分开来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知州通过营建公共景观获得“自适”的道德紧张。而北宋中期，以韩琦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却理直气壮地提出知州自适有利于地方施政。进而赋予营建公共景观本身的合理性。

本节先以北宋中期士林领袖韩琦的知州生涯为线索，分析“自适”的逻辑转变。韩琦的知州生涯始于庆历五年（1045）知扬州。庆历新政虽草草了之，但丝毫没有影响韩、范等人在士林中的声望。韩琦在庆历五年四月到任，七年五月离任，在维扬整两年。上任的首年，扬州即遭大雪灾，[68]次年夏又发生极为严重的旱灾，以至“冻民虚死麦实少，稻子空干无一获。”[69]显然不是风调雨顺的光景。可韩琦却在扬州郡圃建了一个四并堂，据说壮丽极美一时。

庆历七年五月至十一月的半年间，韩琦知郓州（今山东东平），未见营建活动。七年十二月宋廷为平王则兵乱命韩琦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次年四月改定州路安抚使、知定州（今河北定州）。离任前韩琦写下《新馆》一诗：

宴宇新成苦未嘉，忽膺朝委易军牙。张侯暂喜留欢客，开槛凭谁种好花。北沼不难平钓岸（钓岸未成），西峰犹欠入窗纱（城楼未立）。后贤政敏多余暇，高会何妨月影斜。[70]

可知，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韩琦为真定府衙署修建了宴会用的大堂，邀宾客在新馆中张侯宴饮，郡圃整葺，花草满目。由其小注可知，原计划他还要在北沼设钓岸，在子城墻修能远眺西峰的楼宇。只因朝廷改命，留下遗憾，期待继任者去完成了。

庆历八年四月至皇祐五年正月，韩琦有将近五年的时间在知定州任上。终于有充分的时间展开营建计划。《安阳集》卷一一中即有《定州重修北岳庙记》、《定州新建州学记》，与景观有关的是《定州众春园记》与《定州阅古堂记》。众春园或是定州郡圃的总名，中有养真亭等。[71]子城北墻则揽胜亭，用以远眺。[72]阅古堂则是用“郡圃中坏亭”为之，“摭前代良守将之事实可载诸图而为人法者凡六十条，绘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阅古’为堂名。”[73]富弼、范仲淹等或为之作记，或有唱和篇什。

在定州时，韩琦不仅对景观营建有了职业自觉，还对知州与郡圃的关系有了系统的看法。皇祐三年（1051）他在《定州众春园记》中说：

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前人勤而兴之，后辄废焉者，盖私于其心，惟己之利者之所为也。彼私而利者，不过曰：“吾之所治，传舍焉耳，满岁则委之而去。苟前之所为，尚足以容吾寝食饮笑于其间可矣，何必劳而葺之以利后人，而使好事者以为勤人而务不急，徒取戾焉？吾不为也。”噫，彼专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见者隘而弗为也，公于其心而达众之情者则不然。夫官之修职、农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货，蚤暮汲汲，以忧其业，皆所以奉助公上而养其室家。当良辰嘉节，岂无一日之适，以休其心乎？[74]

对于北宋的知州们来说，子城中有供起居与休憩的郡圃是自唐代以来就有的传统。所以韩琦理直气壮地表示“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因为知州居住在衙署之中，郡圃相当于自家后花园。因此，修葺景观造福的首先是知州本人。矛盾之处只是主要在于，知州更替频繁，营建活动“劳而葺之以利后人”。而韩琦直接将不葺者视为自私，将自己的营建说成“公于其心而达众之情”。并进一步喊出，知州和普通士农工商一样，在辛勤工作之后，当“养其室家”，良辰嘉日，该有地方“以休其心”。韩琦的这一态度若放到唐宋文学的脉络中，更可看出转折意义。晚唐郡斋文学与宋代景观记文有承继关系，但表现的主题已经明显变化。唐代郡斋承接的是南朝二谢的传统，表现重点在与强化郡斋的幽居特性，刻意营造出宦情的疏离姿态和幽人自适的小天地。[75]但北宋知州们更多强调的是，足够的休暇与游赏能娱其心、养其真，更好地投入知州工作之中：

庵非广居，介不兼济，有守退公，杖而独诣，心渊坐澄，默与真契。呜呼。公怒贼私，不迁而霁，私欲蠧公，不萌而制，世纷万殊，浩乎无际，何以靖之。曰：思无邪，一言以蔽。（庆历八年 梅挚《介庵铭》）[76]

大率神过用则疲，形太劳则殆。鄙吝乘间而得入，和粹有时而致亏，君子防其然也。故官寺设宴息之所。公日着休浣之令，拨去几案，依于琴壶，宴嘉宾友，多闻陶冶情性，发舒诚明，节适语默之宜，均齐喧静之观。夫然，则神与境会，心将道俱，乃可以强有涯之生，应一切之用。（胡宿《润州金坛县清秀亭记》）[77]

余于是堂也，愈吾疾，亦于是休吾心焉。体康志宁，然后究民之不至而教之，度民之所有而周之，去其所不愿，就其所便安。如得其本，于为惠也亦大矣。乘其闲也，燕宾朋，接和好，是亦为政也。（蔡襄《杭州清暑堂记》）[78]

上述士大夫虽然也都提到营建郡圃是自适的需要，但像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呼唤出来的大概只有士林领袖韩琦了。

皇祐五年正月，韩琦为武康军节度使、改知并州（今山西太原）。[79]在并州时间较短，未见营建的记录。次年韩琦即以身体原因，回相州（今河南安阳）老家任职。[80]韩琦见相州郡圃过于狭小且荒废已久，便在衙署中大兴土木，拓展园池。其《相州新修园池记》云：

其一居新城之南，西为甲仗库……于其东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昼锦堂”。之东南建射亭曰：“求已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广春”。其二居新城之北为园曰“康乐”，直废台凿门曰“通之”，治台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废台铁梁四为之柱。台北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莲有鱼。南北二园皆植名花，杂果松柏杨柳所宜之木凡数千株。[81]

仅康乐园中有七堂八亭，规模广大，[82]是典型的公共园林。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入为三司使，后至枢密使、宰相，两立定策之功，功业之着，一时无匹。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不久，韩琦因劾请去，再判相州，不久又改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在大名府期间，韩琦修建了正堂——安正堂，以及善养堂、雅集堂、骑山楼等。[83]熙宁六年再判相州，两年后辞世。

晚年的韩琦除了将“自适”合理化以外，景观还成为他在当世获取政治关注、和认同的工具，为后世留下的政治遗产。在定州时，韩琦为自己营建的养真亭题诗：

新葺公居北，虚亭号养真。所期清策虑，不是爱精神。满目林壑趣，一心忠义身。吏民还解否，吾岂苟安人。[84]

本为沉潜保真的凉亭，却承载了他直接外露的情绪。他在相州营建的景观尤其以夸饰与浮华知名。元初，迺贤往游河朔时，形容相州“郡廨园亭，雄壮华丽，甲于河朔。”[85]

徐度《却扫编》云：

韩魏公喜营造，所临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壮雄深，称其度量。在大名，于正寝之后稍西为堂五楹尤大，其间洞然，不为房室，号善养堂，盖其平日宴息之地也。[86]

从韩琦历任地方知州的营建活动看，徐度说他“所临之郡，必有改造”绝非虚词。韩琦营建的郡圃景观较多，邑郊的略少。堂榭率皆壮丽广大，不仅突破了知州的自适需要，更进而成为知州表达自我，获取政治关注、名声流播后世的资本。

北宋三朝名相韩琦

“共乐”亦即众乐、与民同乐。因《醉翁亭记》的知名，宋代士大夫们与民同乐的意愿，早已经成为普通人的共识。本节不再过分展开，只围绕《醉》记提一些新的解读。

王啓玮敏锐捕捉到《醉》记在晚唐至北宋文化转型中的鲜明意义：

李唐诸亭记中那些独乐自逸的地方官，一变而为赵宋《醉翁亭记》里咸与共乐的醉翁。欧阳修对“众乐”的追寻将山林之趣与民庶之乐融而为一，汇成博大闹热的审美新质。

但他将北宋中期的“众乐书写”归因于“孟子升格运动”，认为“当时民怨载道的背景下，孟子的民本仁政学说，尤其是‘众乐’理念正足以成为缓解官民对立情绪的对症之药。”[87]似乎过分从记文本身推测欧阳修的动机与思想渊源。实际上我们找不到欧阳修认为当时官民对立严重，需要有“共乐”景观来调节双方关系的直接证据。且营造景观本在撰写记文之前，营建行为才是分析的首要对象。侯迺慧指出，唐宋时代的市井阶层开始注意休闲生活，美感和趣味受到开发。从政者正是捕捉到了这种生命觉醒才在治政事务中加入修筑公共景观的修筑工作。公园文化与一般民俗游艺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平民文化的新气象，故而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上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现象。[88]笔者部分赞同这样的推测，但目前的史料多是州官们叙写他们与平民的赏游活动。平民的“生命觉醒”是否存在，平民的娱乐休闲意愿是否推动了州官们营建景观，难以证明。笔者认为，北宋中期的景观的营建、游赏的书写都是由士大夫群体主导的。游赏的民众只是参与者、被邀请者、被描摹者。下面另分三方面稍作申说。

首先，州郡长官在郡圃中邀民“同乐”，是自唐代就有的传统。比如白居易有《郡中春宴因赠诸客》：

是时岁二月，玉历布春分。颁条示皇泽，命宴及良辰。冉冉趋府吏，蚩蚩聚州民。有如蛰虫鸟，亦应天地春。熏草席铺座，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高下随所陈。蛮鼔声坎坎，巴女舞蹲蹲。使君居上头，掩口语众宾。勿笑风俗陋，勿欺官府贫。蜂巢与蚁穴，随分有君臣。[89]

白乐天生动描写了官民在郡斋中因陋就简、自在随性、从俗尽欢的场面。结尾又说官民联欢增进了彼此互信，也明确了彼此的尊卑体统，隐含了教化寓意。只是唐中期以后，与民同乐共乐并没有发展为文学主题。北宋中期才将“共乐”放大并固定化为一种写作套路。

其次，北宋中期景观记文中的“共乐”，并非知州与州民简单联欢，而是知州们通过开放自己的郡圃、营造邑郊的景观，将士人的生活文化、审美趣味向民众宣扬与传达的过程。最著名的《醉翁亭记》与一般形式的景观亭记不同，没有对景观营建原委、营建寓意过多着墨，而是和白居易《郡中春宴因赠诸客》一样记叙了一次宴饮活动。然而整个活动中，“太守”始终是活动的中心，山水之乐、酣饮之乐，也都是太守的生活趣味。民众在白居易诗中有“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等鲜明的实像，而在《醉》记中只有行、歌、饮、乐的虚像。欧阳修虽然与民众共享了这份山水与宴饮之愉，最后却还是说“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种“同乐”是推己及人，也是刻意引导的。因此，最终走向教化的目的已是题中之义。

最后，北宋中期很多士大夫们明确表示，士民“共乐”是为了让他们体验太平之乐，感受圣朝皇恩，建立对现政权的认同。如：

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欧阳修《丰乐亭记》）[90]

遇寒食节，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或遇乐而留，或择胜而饮，叹赏歌呼，至徘徊忘归，而知天子圣仁，致时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属有此一时之乐，则吾名园之意为不诬矣。（韩琦《相州新修园池记》）[91]

欲识芳园立意新，康辰聊以乐吾民。……朝来必要升平象，请绘轻绡献紫宸。（韩琦《寒食会康乐园》）[92]

至此，景区内如织的游人本身也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又被知州通过景观记与诗文描摹下来，成为展现盛世安康太平的最好材料。[93]

欧阳修 《醉翁亭记》

上节已提到，教化本就是共乐的题中之义。更进一步说，教化是目的，共乐只是手段而已。本节我们跟随范仲淹的脚步，观察他知州生涯如何营建公共景观，旁及其他士大夫的活动，考察北宋中期的士大夫们如何将教化理念融入景观之中。

范仲淹一生的仕宦经历，大致可分为在中央担任谏官、执政等，西北参与对夏作战以及其他时间在内郡州郡担任地方官等。我们重点考察他在内郡担任地方官期间的作为。笔者先将范仲淹仕宦经历分为四个阶段，列表加以说明：

表2：范仲淹仕宦经历表

本表参考《宋史•范仲淹传》、方健《范仲淹评传》、龚延明《北宋改革家范仲淹仕履官衔系年考释》制。

范仲淹在内郡任知州主要是第二和第四阶段。第二阶段包括从景祐元年四月至康定元年三月的六年时间。他陆续担任睦州（今浙江建德）、苏州（今江苏苏州）、开封府、饶州（今江西鄱阳）、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的知州，这是范仲淹营建景观活动的第一个高峰。知睦州，是范仲淹首次担任地方知州，较为清闲。范仲淹在此任职不到半年，[94]但在子城修建了千峰榭，又留下了严光祠堂和名篇《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随后，范仲淹调任知苏州，到任后就遇到严重的水灾。救灾活动结束后，范仲淹又兴起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95]苏州任内另一瞩目事件，即在郡城东南设立州学。[96]故苏州任上未及景观营建。但其离任不久，张亿、蒋堂等开啓了营建的热潮。景祐二年三月，还在苏州任上，范仲淹即迁天章阁待制，[97]接下来的约半年时间，范仲淹都在权知开封府任上。[98]

景祐三年五月，范仲淹再次因言事外放。范仲淹知饶州时间较长，前后两年有余。这期间，范仲淹尝试营建饶州州学未果。[99]但围绕着州治，他建了很多亭台楼阁，包括得心堂、退思轩、楚东楼、秋香亭、虚静堂、庆朔堂等。[100]

宝元元年，范仲淹主要在知润州任上。期间，他扩建了州学。[101]游甘露寺时，范仲淹见李德裕真堂“其制隘陋，乃迁于南楼，刻公本传于其侧”。[102]

宝元二年三月范仲淹受命知越州。七月到任，次年三月离任，前后在知越州任上不到一年。范仲淹在州衙后山掘废井得泉，因建清白堂与清白亭，并作《清白堂记》。

第三阶段，自康定元年三月至庆历五年十一月罢参知政事为止，是范仲淹仕宦经历中最重要的六年。但这时他主要在西北参与防务，以及在中央主持“庆历新政”等。新政的大部分措置并没有得到坚持，但他将在地方兴学的经验推之全国，出现了“庆历兴学”的热潮。

第四阶段，即范仲淹的晚年。他罢相后，在知邓州任上近三年。期间，他在城东南修建了风光秀丽的百花洲及览秀亭。范仲淹对百花洲颇为得意，且留下了许多诗篇。百花洲“许郡民游乐”，[103]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公共园林。

皇祐元年末至皇祐二年十一月的一年时间，范仲淹知杭州。任内，范仲淹遇到了严重的饥荒，而他顶住转运使的压力，以工代赈。但其所兴之工是鼓励佛寺进行营建以及建设“敖仓吏舍”等实用功能建筑，[104]故未涉及景观。

皇祐三年三月，范仲淹到知青州（今山东青州）任上，度过了大半年的时光。到青州时，又适逢青州饥荒，他又投入到救灾中。而且，范仲淹此时身体状况已不佳。他在青州兴龙寺后见“溪中有醴泉涌出”，范仲淹“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105]次年五月，范仲淹在赴颍州途中病逝。

景祐元年（1034）至康定元年（1040），及庆历六年（1046）至皇祐四年（1052）共约十四年时间。除去知开封府的半年，共历八任地方知州，平均每任仅一年半的时间。八任知州（府），除去知苏州、杭州以外，全部有营建公共景观的记录。唯二的例外，适逢苏州的水灾与杭州的饥荒。不难看出，营建公共景观是范仲淹地方施政的极为重要的一环。范仲淹每每在景观营建中主动投注更多的教化意图。兹以他在睦州的活动为例。

知睦州，是范仲淹首次担任知州，实际在任不到六个月。到达睦州不久，范仲淹新作“歌诗一轴”寄给晏殊，并附了一封长信。[106]除了首尾的寒暄，书信分三个部分。

首先，他对睦州民风下了断语：“二浙之俗，躁而无刚。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而且，他认为自己的以身作则，取得了成果“吞夺之害，稍稍而息。”又谈到了自己延见儒生等事。第二部分描绘睦州山水，说“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谁谓幽遐，满目奇胜”。其中说到衢江与歙江交汇东去，下有“严子陵之钓石、方干之隐茅”等名胜。最后，他讲述自己在睦州的生活。

“躁而无刚”、“豪者如虎”、“弱者如鼠”，成为范仲淹刻意要纠正的民风。除了自己“示之以文”“存之以仁”之外，东汉隐士严光的事迹成为端正风俗的素材。严光，字子陵，是东汉隐士，早年曾与刘秀“同游学”。刘秀即位称帝，严光隐居不出。后为人访得。通书刘秀，不屈语言，依然以同学身份称刘秀“君房足下”。刘秀亲至居所劝其出仕，严光不应。两人“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严光终不出，耕于富春山。[107]

范仲淹在严子陵钓台边修建了严光祠堂。虽然祠堂是功能性建筑，但我们不能忽略钓台本身所在的位置。严子陵钓台宋代时在桐庐县南、新安江北岸七里濑。[108]江水折回，击石奔壮，群山错落，行舟水上，即可眺望，本就是新安江胜景的一部分。[109]上世纪50年代，随着新安江水库建成，水面上涨，严子陵钓台也沉入水下。范所修的严光祠堂是只是既有景观增添人文建筑，仍是整体景观的一部分。

严光事迹在气节动人，即便贵如帝王，亦不为之折腰。就纠正“躁而无刚”等民风来说，关系并不直接。但范仲淹却将两者糅合了起来。名篇《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先略述严光与刘秀的事迹，随后用“蛊”卦解严光，“屯”卦解刘秀，并说：“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尚不脱传统对严光的解释。但接下来忽然转折，点破修建严光祠堂的目的“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也”。[110]《严先生祠堂记》勒石之前，范仲淹就已调任苏州。在给求邵餗先生书法的信中，范仲淹说道：

思其人，咏其风，毅然知肥遁之可尚矣。能使贪夫廉，懦夫立，则是有大功于名教也。构堂而祠之，又为之记，聊以辨严子之心，决千古之疑。又念非托之以奇人，则不足传之后世。[111]

再次强调推崇隐士之行，能使“贪夫廉，懦夫立”。因此，严光祠堂的修建就是在为景观注入新的儒家理念。而营建前后，范仲淹判断民风、指出症结、寻找素材、建立景观、化移风俗，步骤清晰而明确。只是他或许没有想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中的“先生”在后人口中，主要不是严光，而是他本人了。

最后，我们回到扬州平山堂，看看欧阳修营建景观的教化用意。在滁州修建丰乐亭、醉翁亭后，庆历八年二月至皇祐二年八月的一年间，欧阳修在知扬州任上。在欧阳修之前，韩琦曾知扬州。于是，欧阳修到任后就给韩琦写了一封信：

仲春下旬到郡领职，疏简之性，久习安闲，当此孔道，动须勉强。但日询故老去思之言，遵范遗政，谨守而已。其余廨舍城池，数世之利，无复增修，完小小斯不敢废坏尔。今年蝗蝻稍稍生长，二麦虽丰，雨损其半。民间极不易，犹赖盗贼不作，伏恐要知。龊龊之才，已难开展，又值罢绝回易，诸事裁损，日忧不济，此尤苦尔。南北辽远，音信难频，辄此忉忉，以烦视听。惭悚惭悚。[112]

除去寒暄之词，书信主要谈到四件事。欧阳修到任即询问故老们韩琦在任的作为，表示谨守其“遗政”。扬州唐末五代，多次毁于战火，宋太祖镇压李重进又遭破坏，宋代扬州破败，不及唐时十分之一。[113]然对于“廨舍城池”，欧阳修表示完全没有修完的打算，只不废坏而已。之后，他对年景表示了担忧，又因近期不允许利用公廨钱回易创收，州衙办公经费困难。

而恰恰在办公经费紧张，廨舍城池等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欧阳修在扬州城西北的蜀冈上修建了平山堂、大明井和琼花亭等公共景观。一年后，当欧阳修到知颍州任上，他又给韩琦写了一封信，回顾他在扬州的工作，只围绕三景说道：

广陵尝得明公镇抚民俗，去思未远，幸遵遗矩，莫敢有逾。独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琼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遗以继盛美尔。（大明井曰美泉亭，琼花曰无双亭）。[114]

在欧阳修看来，他遵循了韩琦“镇抚民俗”的“遗矩”，没有过多更动，只此三景则将韩琦之治发扬光大。显然，平山堂、大明井与琼花亭也是在“镇抚民俗”的关怀下建立的。韩琦在扬州的“遗矩”又有哪些呢？现可考知大约有三项，首先是扩展景祐时所建州学的学田，此是庆历兴学的一部分。其次，韩琦在州衙厅壁，将宋初以来的州守题名刻石，希望“阅其官氏，推访治迹，则善恶皆有所儆”。最后，韩琦在郡圃南建“四并堂”，取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之义。且此堂壮丽极美一时。可见，在他们看来，地方长官当以教化民众，变移风俗为核心关切。除了建设学校建设以外，营建景观落实就是落实这一关切主要方式。

北宋 范仲淹

北宋中期曾经出现过士大夫知州积极营建公共景观的热潮。北宋前、中期，为保证官廨得到必要的维护，廨宇的增损被纳入地方官考课项目。但为防止营建中的摊派行为，宋廷不鼓励地方新建廨宇，更不用说景观了。考课对于知州营建景观或有些许刺激作用，但似不能过高估计。一方面，现有材料中尚未看到营建者、批评营建的人提到两者相关；另一方面，无论墓志、行状等资料，极少将景观营建作为传主在地方的善政加以褒扬。所以，与同时期兴建州县学不同，景观营建热潮并非源自朝廷的提倡与支持，而是士大夫们自发推动。宋廷担心廨宇年久失修，也没有刻意限制知州们的扩建，可视为放任的态度。这间接导致仁英两朝的地方长官临郡必举，视景观营建为地方施政的应有之义，甚至优先于城墻、廨宇、堤堰的修造。神宗即位后，对营建活动严格审查和压制，政风为之一变，营建活动沉寂至北宋末。

细究北宋中期士大夫营建公共景观的主观用意，大约依次第为自适、共乐和教化三个层面。知州们以景观自适，上承唐代的传统。无论郡圃还是邑郊的景观都有满足士大夫们本身寄情山水、宴游酬唱之需要。但唐代的这类景观往往是州县官寄托“吏隐”心意的对象。而在北宋中期，景观与自适，是知州们积极有为的一种表现。休心娱情也是为了更好投入到地方政务之中去。甚至，韩琦这样的士林领袖营建景观超出自适需要，用雄壮宏丽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态度。

共乐的用意，不仅是与民同乐。士大夫们始终是共乐建筑的兴建者、共乐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与书写者。北宋中期的士大夫们高度认同自己的所学所知，自己的价值观，不仅应当为天下所知，更该为天下所秉。他们通过营造景观，标榜自己的生活方式、志趣与审美，再用共乐的方式推己及人，影响民众。民众在景观中欢娱热闹的场景又被士大夫们描绘成盛世安康太平的画面而成为施政成功的证明。

共乐最终会走向教化。钱穆先生曾说，至北宋中期，一批新型的士大夫们“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115]“自觉”会付出行动，源于这一时代士大夫们内心升腾起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儒家文教的一部分，推而广之就能起到化移风俗之效。景观营建承载了这样的寄托，成为他们在地方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赵翼《瓯北诗话》曾评价苏轼：

东坡所至，必有营造，斯固其利物济人之念，得为即为之，要亦好名之心，欲藉胜迹以传于后。韩魏公作相州堂，欧阳公作平山堂，均此志也。至今杭之苏堤，固已千载不朽；颍之西湖，亦尚有知公遗迹者；徐州黄楼虽已无存，而其名尚在人耳目间。名流之用心深矣！[116]

实际上，东坡所营多为民生工程，与欧阳修、韩琦有很大不同。他本身也是晚辈，这种差别也反映出仁、英两朝的独特性。但赵翼对韩琦、欧阳修的评论切中肯絮。无论，韩、欧、范等人是否抱着“藉胜迹以传于后”的功利目的去营建景观，但至明清“其名尚在人耳目间”是客观事实。他们游玩唱和之所成为了名胜，翻修他们所建的景观，抑或新建纪念他们的景观，成为后来地方官们的自然选择。这些景观的功能也从宋代当时的自适、共乐、教化，转为构建本地儒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景观的视角，我们看到北宋士人的自我塑造、对儒家文教的主动推行，和后世的接受认可形成一个文化创造、传播与继承的完整链条。这是历史的偶发还是历史的必然？北宋中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还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维的反思与探究。█

本文载《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3月，总第139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377-382。

[2] 本文所指的“北宋中期”，主要是指宋仁宗、英宗两朝。宋代历史的分期，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是张其凡先生的分法。他将北宋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太祖、太宗、真宗三朝62年，为北宋前期；仁宗、英宗两朝45年，为北宋中期；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60年，为北宋后期。（参见《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后收入氏着《宋初政治探研》，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1-18。）

[3] 如侯迺慧《唐宋时期的公园文化》第四章《地方政府公园与治政绩效》提到：“唐宋时期的公园已普遍地深入一般人的生活之中，其最典型的例证之一便是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办公单位所在地以及地方官吏的宿舍内，大多都造设有广大的园林，并且开放给民众参观游赏。这样的公园，不管是州、郡或县均有，唐代习称为郡斋或县斋，宋代则习称为郡圃或县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页139。鲍沁星《南宋园林史》第六章《南宋官署园林》提到：“宋代官署园林在使用功能方面与之前朝代略有不同，逢年过节官署园林会向市民开放，这已经体现了园林公众参与的性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224。

[4] 侯迺慧《唐宋时期的公园文化》，页139。

[5] 城市史的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开封与临安。牛来颖、江天健的研究涉及宋代地方衙署的营造活动，与景观营建部分沾边。（江天健《宋代地方官廨的修建》收入《宋史研究集》31辑，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牛来颖《唐宋州县公廨及营修诸问题》收入荣新江编《唐研究》第十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宋代公使钱的研究也会涉及景观营造。（相关研究有佐伯富《宋代公使钱——地方财政的研究》，《史林》1971年第1号；俞宗宪《宋代公使钱研究》收入《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编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黄纯艶《论宋代的公用钱》，《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杨倩描《北宋公用钱“新额”时间考》，《河北学刊》2002年第5期；郭志伟《宋代公使库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建筑史方面，郭黛姮先生《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夏金建筑》讨论了宋代州县衙署、郡圃的结构和布局。（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袁琳的《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更为深入，尤其是第四章《两宋地方官署和子城制度》集中讨论子城、衙署、郡圃的结构。第五至七章对建康府、杭州等个案研究细致梳理了子城内各建筑的兴废过程（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园林史方面，毛华松和鲍沁星的研究分梳了宋代园林的类型、功能、建造工艺等问题。（毛华松《礼乐的风景：城市文明演变下的宋代公共园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鲍沁星《南宋园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6] 葛晓音、蒋寅等学者讨论了中晚唐的郡斋诗以及“吏隐”主题。（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挥》，《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古典诗歌中的“吏隐”》，《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杜学霞《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刘红霞《论唐诗中国的吏隐主题》，《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汪国林《论白居易吏隐思想及其对宋代文人的影响》，《求索》2011年第6期；葛晓音《中晚唐诗歌的郡斋诗和“沧州吏”》，《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7] 王啓玮《论北宋庆历士大夫诗文中的“众乐”书写》，《文学遗産》2017年第3期。

[8] 林素芬《“独乐”与“中和”——论司马光园林书写中的修身意涵》，收入刘苑如主编《中国园林书写与日常生活》，台北，中研院文哲所（文学与宗教研究丛刊），2013年，页150-202。

[9] 杨宇勛《政务与调剂：宋代士大夫休闲游憩活动初探》，《南师学报》第38卷第1期，2004年，页193。

[10] 卢建荣《景物寄情：唐宋庭园的文化与政治》，收入熊秉真编《睹物思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页17—47。

[11] 江天健《宋代地方官廨的修建》，页318。

[12] 如〔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六《饶州安仁县丞厅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165册，页241下。王柏《鲁斋集》卷五《保宁军节推厅建造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86册，页79上。

[13] 唐代扬州子城建于蜀冈之上，居高临下，形势俨然，但在唐末五代迭遭兵火。后周显德四年（957）攻占扬州前夕，南唐李璟“驱掳扬州士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不得已，周世宗令韩令坤等“筑故城之东南隅为小城以治之。”入宋后，又经李重进之叛，“兵火之余，阖境雕弊”。宋太祖特意派李处耘知扬州，只见安抚，未有重建的记录。宋代扬州城即在后周小城基础上发展起来，蜀冈子城遂告荒废。

[14] 参见〔宋〕张咏《益州重修公署记》，收入张咏、张其凡整理《张乖崖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78-80。

[15]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乌程蒋氏景宋刻本，《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0年，页641下-642上。

[16]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州宅上》，《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页646上-646下。

[17]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五《苏州十咏•木兰堂》：“堂上列歌钟，多惭不如古。却羡木兰花，曾见霓裳舞。”小注云：“白乐天为苏州刺史，尝教此舞”，《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04。

[18] 《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州宅上》，页646上。

[19] 〔宋〕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绍定）《吴郡志》卷六引蒋堂《北池赋诗并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55。

[20] 据《吴郡志》卷六引蒋堂《北池赋诗并序》，页55。

[21] 《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州宅上》，页646上。

[22] 〔宋〕胡宿《文恭集》卷二七《故朝散大夫太常少卿致仕李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页945上-946上。

[23] 《吴郡志》卷六《宫宇》，页52。

[24]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页646下。

[25]《吴郡志》卷六《宫宇》，页51-52。

[26]《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州宅》，页646下。

[27] 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第5章《个案研究：临安府府治研究》，页91-108。

[28] 白居易诗：“况有虚白堂，坐见海门山。潮来一凭栏，宾至一开筵。”见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五二，收入《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道光本，页3822。

[29]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全集》卷二九《乞赐度牒修廨宇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842-843。

[30]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〇《有美堂记》：“（钱塘）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杏霭之间，可谓盛矣。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585。

[31] 〔宋〕胡榘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三《城郭》，《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影印咸丰《宋元四明六志》本，页5020上、5023下。

[32] 参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考古》2002年第3期。

[33] 舒亶《西湖记》，收入〔元〕王元恭修，王厚孙、徐亮纂（至正）《四明续志》卷一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咸丰《宋元四明六志》本，页6580上-6581上。

[34] 钱公辅知明州在嘉祐五年二月，离任在嘉祐六年七月。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二月乙亥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4614-4616；邵亢《明州众乐亭记》，收入〔元〕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咸丰《宋元四明六志》本，页6273下。

[35] 舒亶《西湖记》，（至正）《四明续志》卷一一，页6580上-6581上。

[36] 邵亢《明州众乐亭记》，收入〔元〕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页6273下。

[37] 《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阳楼记》，收入《范仲淹全集》，页194。

[38] 参见欧阳修撰《居士外集》卷一四，收入《欧阳修全集》，页941。

[39]〔宋〕王得臣撰、黄纯艷整理《麈史》卷中，《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页57。

[40]《吴郡志》卷六引蒋堂《北池赋诗并序》，页55。

[41] 江天健《宋代地方官廨的修建》，页319。

[42] 佚名编、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九〇《令外郡罢任具官舍有无破损及增修文帐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696。

[43]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六《饶州安仁县丞厅记》，文渊阁四库全书，1165册，页241。

[44] 谢深甫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六，收入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85-90。

[45] 包伟民、郑嘉励编《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46] 李焘《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闰三月丙戌条、庚寅条，页934。

[47] 〔宋〕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一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页9334。

[48]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一二，页9334-9335。

[49]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一二—一三，页9335。

[50] 蔡襄《上英宗论兵九事》，收入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点校《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1326-1327。

[51] 蔡襄《端明集》卷二八《杭州清暑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90册，页576上、下。

[52] 李焘《长编》卷一八七，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条，页4509。

[53]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一三，页9335。“房”字疑衍。

[54] 《宋史》卷二〇〇《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页4997-4998。

[55] 关于祖无择案，相关研究可以参考陆俊青《北宋祖无择事迹考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辜梦子《诏狱缘何涉新法：北宋祖无择案刍议》，《学术研究》2012年第5期。

[56] 李焘《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条，页5186。

[57] 李焘《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条引韩驹《南窗杂抄》，页5186。

[58] 〔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二二，《宋元方志丛刊》影印道光本，页3576。

[59] 参见〔宋〕祖无择《袁州庆丰堂记》、《唐韩文公庙记》、《袁州东湖记》，《龙学文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98册，页823上-826上。

[60] 参见〔宋〕范纯仁《祖无择墓志》，转引自扈晓霞、郑卫、赵振华《北宋官员文士祖无择生平仕履疏证——以<祖无择墓志>和<黄氏墓志>为中心》，《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

[61] 苏轼《滕县公堂记》，收入《苏轼文集》卷一一，页377。

[62] 〔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二《当官营缮》，收入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页774-775。

[63] 白居易《草堂记》，页2736。

[64] 〔宋〕苏舜钦《沧浪亭记》，收入沈文倬校点《苏舜钦文集》卷一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58。

[65] 白居易《白苹洲五亭记》，页3799。

[66]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阳楼记》，收入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94。

[67] 侯迺慧《唐宋时期的公园文化》，页196。

[68] 〔宋〕韩琦《广陵大雪》诗，《安阳集》卷一，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5册影印明正德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230上、下。

[69] 韩琦《喜雪答赵宗道学士》，《安阳集》卷一；同卷又有《岁旱晚雨》：“庆历丙戌夏，旱气蒸如焚。行路尽婴暍，居人犹住瘟。……骄阳断雨脉，焦熬逾五旬。……守臣恤民病，心乱千丝棼。”，页231下。

[70] 韩琦《新馆》，《安阳集》卷五，页253下。

[71] 韩琦《题养真亭》，《安阳集》卷六，页255上。

[72] 韩琦《题揽胜亭》，《安阳集》卷六，页255上。

[73] 韩琦《定州阅古堂记》，《安阳集》卷二一，页326下-327下。

[74] 韩琦《定州众春园记》，《安阳集》卷二一，页326上、下。

[75] 葛晓音《中晚唐的郡斋诗和沧州吏》，《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76] 《吴郡志》卷六引梅挚《介庵铭并序》，页66-67。

[77] 〔宋〕胡宿《文恭集》卷三五《润州金坛县清秀堂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88册，页923上-925上。

[78] 蔡襄《杭州清暑堂，记》《端明集》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90册，页576。

[79] 李焘《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正月壬戌条，页4194。

[80] 韩琦《乞知相州第一表》《乞知相州第二表》，《安阳集》卷二六，页356下-357上。

[81] 韩琦《相州新修园池记》，《安阳集》二一，页328下—329下。

[82] 〔元〕迺贤《河朔访古记》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93册，页42。

[83] 参见（正德）《大名府志》卷九《古迹志》，收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二册，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

[84] 韩琦《安阳集》卷六，页255。

[85] 迺贤《河朔访古记》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93册，页42下。

[86] 〔宋〕徐度撰，朱凯、姜汉椿整理《却扫编》卷下，收入《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页176。

[87] 王啓玮《论北宋庆历士大夫诗文中的“众乐”书写》，《文学遗産》2017年第3期。

[88] 侯迺慧《唐宋时代的公园文化》，页2。

[89] 白居易《郡中春宴因赠诸客》，页604。

[90] 欧阳修《丰乐亭记》，收入《欧阳修全集》卷三九，页575。

[91] 韩琦《相州新修园池记》，《安阳集》二一，页326。

[92] 韩琦《寒食会康乐园》，《安阳集》卷八，页271。

[93] 侯迺慧也将景观营造与地方官政绩联系起来，认为这能“取悦民众的娱乐需求，创造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侯迺慧《唐宋时期的公园文化》，页3。）与笔者的看法基本一致。

[94] 据李焘《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九月庚子条：“范仲淹知睦州，不半岁，徙苏州。”页2699。且同条记载，九月庚子范仲淹因修水利工程推辞知明州之命，复知苏州。则其自睦州迁苏州，必在此之前。

[95] 范仲淹在给晏殊的信中他说：“至还郡中，灾困之氓，其室十万。疾苦纷沓，夙夜营救，智小谋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济。”可知水灾持续时间较长。又据《长编》卷一〇五，景祐元年九月庚子条，范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募游手兴作。”（页2699）。

[96] 参见朱长文《乐圃丛稿》卷六《苏州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19册，页28上-31上。

[97] 李焘《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三月己丑条，页2724。

[98] 李焘《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癸亥条，页766。

[99] 〔宋〕毛滂《东堂集》卷九《饶州州学进士题名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23册，页808上。

[100]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道光刻本，1991年，页1034-1037。

[101] 参见〔宋〕史弥坚修、卢宪纂（嘉定）《镇江志》卷一〇引张扶《重修学记》，影印道光丹徒包氏刻本，宋元方志丛刊，第三册，页2385下。

[102] 范仲淹《述梦诗序》，收入《范仲淹全集》，页181-182。

[103] 〔明〕李贤等编《明一统志》卷三〇，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明天顺刻本，1990年，页527。

[104] 〔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页88-89。

[105] 〔宋〕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101。

[106] 参见范仲淹《范文正公尺牍》卷下，收入《范仲淹全集》，页682-683。

[107] 事见范晔《后汉书》卷八三《严光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2763。

[108]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九五《睦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1912。

[109] 如任昉有《严陵濑》诗：“群峰此峻极，参差百里嶂。清浅既涟漪，激石复奔壮。神物徒有造，终然莫能状。”（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一六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5年，页786）。孟浩然《七里滩》诗有：“复闻严陵濑，乃在此川路。迭嶂数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柏氛氲，别流乱奔注。钓几平可坐，苔磴滑难步。猿饮石下潭，鸟还日边树。观奇恨来晚，倚棹惜将暮。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孟浩然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110] 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收入《范仲淹全集》，页190-191。

[111] 范仲淹《范文正公尺牍》卷下《邵餗先生》，收入《范仲淹全集》，页685。

[112]《书简》卷一《韩忠献王》之七，《欧阳修全集》，页2334。

[113]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页123-124。

[114]《书简》卷一《韩忠献王》之八，《欧阳修全集》，页2334-2335。

[115]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页558。

[116] 〔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页68-69。

编辑丨邵莹婷

校对丨孙旭阳

审核 | 陈烨广、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