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声 | 《个体与国家》

《个体与国家》书影

赫伯特·斯宾塞 著；林斯澄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个体与国家》是斯宾塞对英国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国家兴起问题做出的回应，他一方面认识到国家兴起的社会根源以及国际局势使然，但另一方面他也秉承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精神，主张个体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以此来抵制国家对私人和社会领域的干预。

林斯澄：导读

政府职能的正当范围

第一封信  论政府职能

第二封信  再论政府职能

第三封信  论济贫法

第四封信  再论济贫法

第五封信  论战争权利

第六封信  论殖民体系

第七封信  论国家教育

第八封信  再论国家教育

第九封信  论公共健康

第十封信  论不作为

第十一封信  论普遍选举权

第十二封信  总结

个体与国家

前言

新托利主义

奴役迫近

立法者之罪

巨大的政治迷信

后记

斯宾塞著作表

斯宾塞年表与历史事件表

译后记

文/林斯澄

“现在，谁还阅读斯宾塞？”此等豪言出现在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1937年巨著《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开篇。这是帕森斯对斯宾塞下的战书，潜台词不过是：“现今，社会学应该换一个范式了！社会学由我帕森斯话事，而你斯宾塞应该被扫入故纸堆中。”帕森斯这种信心满满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种未曾言明的危机感，因为他知道，斯宾塞的书不是时人不读，而是读得太多了！

斯宾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底有多受欢迎呢？这从他作品的印数中可见一斑。1860—1903年，美国出版商阿尔普顿公司将斯宾塞的著作引进美国本土，共出版368755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斯宾塞著作在英国本土的出版量以及在海外的盗版量。因此，学者迈克尔·泰勒估计，斯宾塞的著作在19世纪的总出版数已达到百万册之巨。

斯宾塞不仅拥有大量读者，而且受众质量相当之高，例如威廉·萨姆纳、托尔斯坦·凡勃伦、威廉·詹姆士、杰克·伦敦、安德鲁·卡耐基、约翰·杜威、托马斯·赫胥黎、查尔斯·达尔文、严复、章太炎等名家。如果那时的书商也时兴用名人推荐语做腰封广告的话，那么斯宾塞著作的腰封设计起来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确如帕森斯所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宾塞的读者越来越少，最终也被众人遗忘。虽然这种命运对于写作者来说并不罕见，然而像斯宾塞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巨大落差在历史上却也屈指可数。为何在现今，不仅是普通读者，而且包括学院专家，对斯宾塞都只闻其名而不读其文呢？斯宾塞理论的历史缘起和现代遗产又是什么呢？这是本篇导读想要浅析的问题。

下面，我们先来追溯一下斯宾塞的生平及其著述。

赫伯特·斯宾塞，1820年生于英格兰中部的德比郡。德比郡虽然不是历史悠久的发达地区，但因为纺织手工业的兴起，逐渐在英格兰经济生活和文化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弥漫着浓厚的不服从国教氛围。[1]斯宾塞的父亲乔治·斯宾塞是一名私立学校教师，主教数学和自然科学这两大正统国教教育所并不重视的学科。在此等宗教氛围和科学精神的哺育下，斯宾塞自小就养成了对自然世界的探究兴趣，而对正统的古典文法教育则意兴阑珊。这种反传统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倾向上，也体现在其日常生活中。少年时期，斯宾塞曾被寄养在叔叔托马斯·斯宾塞家中接受教育。有一次，斯宾塞同叔叔一起参加英格兰乡间常见的舞会活动，有人想邀请小斯宾塞一起跳舞，叔叔义正词严地代替他拒绝了邀请：“姓斯宾塞者从来不跳舞！”家族传统中的禁欲精神和自小养成的科学素养一同成为斯宾塞一生的特质，这既是他成功的因素，也是他痛苦的根源。

这种家族环境和成长氛围促使斯宾塞走上了与传统英国文人不同的职业生涯和写作道路。斯宾塞并非学院派，和查尔斯·狄更斯一样都是在城镇乡间历经摸爬滚打而长大，最终误入伦敦文人圈的。接受完家庭教育之后，斯宾塞因为不服从国教者的身份和对古典语文学的厌恶，无法进入牛津和剑桥等传统大学深造，因而只能较早步入社会谋求生计。他做过铁路工程师、教师、编辑等职业，不过最终还是走上了以文为生的道路。因为早年的写作经历和编辑经验，在19世纪50年代，斯宾塞有幸获得担任《经济学人》助理编辑的机会。自此，他开始长居伦敦，在正式工作之外还以撰写时评和专著为生，以此在传统文人和小说家这两种写作模式之外，找到新的科学文人式的职业写作模式。这段时间，他所撰写的文章都以长文形式发表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维多利亚时代正是报刊等纸质传媒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各种期刊、评论、日报、周报层出不穷。《爱丁堡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不列颠季刊》等观点偏激进的刊物成了斯宾塞的发声场所，他文章的主要议题涉及自由贸易、政府职能、自然教育、铁路政策、演化理论等，这些都是维多利亚女王治下19世纪50年代的主要思想争论。可以说，他的作品时效性和针对性极强，在当时不乏读者追捧。

此后，以文扬名的斯宾塞慢慢进入伦敦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圈中，他结识了乔治·艾略特、乔治·刘易斯和托马斯·赫胥黎等好友。其间，他还与艾略特有过缘分，不过最后理智压倒了情感，斯宾塞从这段情感中退缩，孤独终生。

后来，斯宾塞继承了叔叔的遗产，有了稳定积蓄再辅以一定声望，他决定辞职专心写作。通过订阅制的方式，斯宾塞从美国读者处募集到了足量的预付款，于是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退隐伦敦市郊，雇用起了管家和助手，开始了余生漫长的隐居写作生涯。斯宾塞选择这种离群索居的写作生活，一方面是由于其写作计划极其宏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收集和整理横跨各个学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笔记材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自身的健康考量，因家族整体性的清教工作伦理和禁欲风格，中年的斯宾塞和父亲一样，精神和身体极度紧张，一度陷入精神崩溃的境地。自那以后，斯宾塞坦言自己无法过多社交，甚至不能长时间读书和写作，只能过上一种半写作半疗养的隐居生活，每天工作几小时后就需要散步和休息以恢复精神。然而恰恰在这段漫长的余生中，斯宾塞越发高产，完成了十卷本的综合哲学写作计划。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60年，斯宾塞首次明确了人生的宏图伟业——写作一套十卷本的体系性著作，横跨形而上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五大领域。在构想中，斯宾塞希望以演化论来贯穿人类世界的各大领域，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历史社会的万千现象提供一个合理且统一的解释。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演化”（evolution）这个概念。在斯宾塞看来，演化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同质到异质、由分化到整合再继续分化继续整合的永恒运动过程。当然，此等演化过程不一定意味着事物的向前发展与进步，动态演化也可能导致事物解体。庞大的演化过程虽非完全一帆风顺的，但其普遍性不容置疑。在这套综合哲学著作中，斯宾塞及其助手收集与铺陈了各种演化实例——从纯粹物质领域到宏观社会风俗再到抽象伦理观念，演化无所不包、无处不在。

具体到社会演化方面，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由起先的家庭走向扩大的氏族，然后通过战争不断联合、兼并，形成了更大的政治体。这种以军事行动和自我保存为目标的社会被斯宾塞冠以“军事社会”之名，古代王国是为典型代表。社会的演化过程不仅是规模的增大，也具有功能的分化。这种大规模共同体的形成原先仅仅是为结成临时性军事组织以求自保，但随后为了进一步增强战斗力以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此共同体逐渐在非常规性的军事动员之外，分化产生了常规性的政治权力、思想性的宗教组织和日常性的风俗习惯。三者相互结合，支持起了军事社会的多维度整合与控制。

然而，随着外部敌意的减少，军事社会也将迈向新阶段，演化为“生产社会”。受到法学史家亨利·梅因的影响，斯宾塞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基于契约而形成的生产社会。其典型特征就是强制性社会动员的减弱，个体从社会中解放出来，通过自愿定约结成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生产，个体与个体、组织与组织、个体与组织之间互通有无，形成一个去中心的相互分工依赖的均衡社会秩序。因此，斯宾塞有关政治社会的观点与传统政治家大为不同，他不认为军事社会留存下来的贵族权威可以继续驾驭这个新兴的愈发错综复杂的有机体，生产社会能够实现自我调节和修正。这种论调与英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类似，但不同的是，斯宾塞并没有用数理方法来刻画这种均衡的实现机制。早年基于自身信仰，斯宾塞认为均衡秩序是神圣意志的善意结果；后来，斯宾塞用一套更为自然主义的功利主义人性假设和生物演化机制取代了神意解释。虽然斯宾塞的世界图景有其先后变迁，但自始至终他都认为社会有机体的均衡秩序不单是种静态的力学均衡，不仅无法用数理模型进行精确刻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其演化机制也超出了人类智能所能理解的范围。

正是在斯宾塞等理论家的推动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在把社会想象成一个力学意义上的机械体之外，也逐渐开始把社会想象成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内部互有分工又相互依赖，从而构成一个有活力的整体，这正是著名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在斯宾塞看来，传统政治权威的干预只能扰乱社会有机体的自然进程，使得有机体产生不自然的疾病。因此，在传统政治学之外，人们还需要有一门新型科学——社会学。如果说个体生理学是研究人体等生命体生理特征的科学，那么社会生理学就是研究社会这个超越个体层面的超有机体的整体生理特征的科学。斯宾塞作为英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一开始就将社会学奠基为一门社会生理学，其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这个有机体在受人为干预之前的本来面目。

至此，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演化论之间似乎存在一大缺环。为何中心化的军事有机体会自然而然地演化成去中心化的生产有机体？其推动力真如斯宾塞所言，仅是外部生存压力的减弱与内部管制的放松等一系列宽松环境及其孕育出的相应人性与社会制度？早年的斯宾塞信誓旦旦，认为生产社会是历史目的之终结；但是在晚年，他越发感到人类历史陷入永恒的周期反复中，在军事社会和生产社会两者间周期性摇摆。我们甚至可以说，社会与人性永远朝着现代演进，却从未现代过。确实，将现代社会想象成一个纯然的生产社会，这与其说是社会演化论的必然推论，不如说是斯宾塞强烈现代意识或者英国意识的结果。在19世纪，英国理论家偏好自由政制，热衷于将现代社会描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商业社会或生产社会；而欧陆理论家，尤其是法国理论家圣西门、孔德等人，则承认现代社会即便是生产或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也摆脱不了中心化的特征。在前者眼中，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需要军事或者政治机构作为大脑中枢来对整个有机体实行强力控制，生产与商贸活动、个人社会交往等足以构成庞大的周围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保证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作；而在后者看来，考察社会演化不仅要考究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更要研究作为社会神经中枢的统治精英的更迭情况，研究政治权力如何由传统的贵族与教士传递到现代的科学家与工商业者手中。可以说，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科学模型类比是英法两大社会理论传统在19世纪的一大核心争论。

简言之，斯宾塞把演化理论推广到了人类自然与历史的方方面面。纵使有的时候，演化理论无法圆融地解释世间万千现象，但是其磅礴宏大和深奥玄妙还是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使得斯宾塞成为英美读者心中的哲学大家，时人奉之为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以演化论为核心的综合哲学体系也取代了传统的圣经解释，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理解和解释万事万物之意义提供了一个简明有力的理论框架。

然而，斯宾塞在当时的知识场域中并非无可置疑的权威。好友赫胥黎不满他这种追求整全的写作风格，说其理论很容易被简单的事实击溃。在赫胥黎和达尔文这些受过博物学训练的专家看来，斯宾塞的论断过于大胆，已经超出了经验性的博物学范畴，上升到了形而上学维度，涉及宗教和哲学领域。这导致很多问题不再通过经验归纳来澄清，而需要借助演绎推理来推论。因此，演化理论在经验事实上就难以验证或容易证伪，新兴科学圈子就此质疑斯宾塞的演化论不够科学。

另外，传统学院派出身的文人接受的都是古典教育或者宗教教育，一点也不喜欢斯宾塞的自然主义解释：如果整个世界的根本动力不过是“适应”“适者生存”这些外在机制，那么生命自身的神圣性和活力又从何谈起？因此，传统文人圈子批评演化论过于物质论与科学化。

很可惜，19世纪70年代以后，斯宾塞几乎淡出了公众视野，很少在公共刊物上发表文章来回应人们对他的质疑。隐居生活和辛劳工作使他无暇旁顾，他在晚年更为关心的是自己能否信守承诺，于有生之年完成十卷本的综合哲学著作。回应质疑对早已闻名和早有积蓄的他来说，已不是最紧要之事。此时，他与雇佣的助手一同，终日埋首于整理来自世界各地和出自历史典籍的社会人类学材料，将之编入他庞大的社会学研究体系之中。纵使如此，斯宾塞还是在18世纪80年代写了四篇文章来回应时人的质疑，该组政论文发表在1884年的《当代评论》上，并于次年集结成单行本，以The Man Versus the State为名出版。这就是读者眼前所见的这本《个体与国家》。这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言及斯宾塞的整体演化理论，但也多少折射出他基于自身理论推演对时事的认识与担忧。

19世纪80年代，随着英帝国国力的衰败，内忧外患随之而来。内部是大众政治与劳工问题，外部则是殖民竞争。此时，斯宾塞所预见的保障个体幸福和自由的生产社会并没有到来。相反，为了改善国民福利、赢取大众选票、维持国际竞争力，西欧国家越来越多地采取军事社会才会采取的措施。无论是德法之间的军备竞赛，还是各大官僚制度的建立与铺展，在斯宾塞看来都预示着一种涌动的时代逆流，这迫使他不得不在此书中做出回应。

整体而言，在《个体与国家》一书中，斯宾塞需要应对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保存自然权利，从而限制当时英国无限扩张的议会权力及其官僚制度。在他看来，当英国人对传统神学逐渐失去信仰之后，自然权利概念完全可以奠定在新的自然法之上。这种自然法不同于由议会主权赋予效力的实定法，而是完全基于一个最为纯粹的不可还原的自然事实和生命事实，也即人作为生命本身的生存正当性。从这种个体生命的正当性出发，任何有助于个体生命发展的活动都被他视为正当的自然权利，而发挥生命活动的空间也被他看成个体正当的生存空间。当个体遇到其他具有同等权利的个体时，当两者的生存活动和生存空间产生相互制约时，不受限制的个体权利才需受到伦理限制。除此之外，任何别的性质的干预都是对个体生命本身的不当干预。毫无疑问，斯宾塞的这种理论建立了一套新的不同于传统神学的人性论。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存空间及其形塑的权利观念，不再是一开始就被神圣意志所划定，而是需要在历史互动与社会演化的过程中不断生成与塑形。斯宾塞在开启人性与社会的自然主义解释的同时，也为两者的演化历史考察留下了众多探究空间。

1860年著名的牛津论战

赫胥黎与主教威尔伯福斯就进化论与神创论展开辩论

很可惜，时人似乎无法全面理解斯宾塞晚年的努力。在思想的外在环境上，大众政治和大国竞争使得英国人愈发偏向格莱斯顿等自由党人和海德曼等社会民主联盟人士的官僚集权道路；而在学术的内在理路上，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生理学也遭到学界质疑。贝特丽丝·韦布是斯宾塞好友的女儿，由他看着长大，但她在参加完查尔斯·布斯组织的针对伦敦劳动和伦敦生活的大型社会调查后，开始质疑斯宾塞的社会生理学过于空想。虽然斯宾塞依然强调自身学说作为社会生理学，对社会调查所渴求的社会病理学具有指导作用，然而毫无疑问，在劳工问题越发严峻和大型官僚制日益兴盛的英国，当局和学界其实更需要一门社会病理学及其配套的社会政策研究。

人们在漠视斯宾塞的同时，也在误读斯宾塞。随着作品被翻译和引荐到各个国家，人们对他的误读也越来越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放任”成了时代贴给斯宾塞的典型标签，斯宾塞似乎成了残酷竞争的鼓吹手。其实人们忘记了斯宾塞矢志不渝的坚持，在他看来，竞争从来不是个人生活的目的，生活的最终目的不过是幸福和自由，而个体正是这种幸福和自由真正的感受者和担当者。

1903年，斯宾塞在完成了鸿篇巨作和个人自传后，最终于伦敦病逝，并葬于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与故旧乔治·艾略特和对手卡尔·马克思毗邻。他一生克己禁欲未曾结婚，却留下了丰厚的科学文化遗产，其个人生命的终结多少预示着欧洲黄金时代的谢幕。

诚如帕森斯所言，今天我们已经很少再细读斯宾塞的著作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遗忘了他。相反，斯宾塞的理论多少成了人们思考社会现象的底色。

在学术研究领域，无论是埃米尔·涂尔干和斐迪南·滕尼斯等欧陆理论家有关社会团结和社会类型的讨论，还是二战后英语社会学界与人类学界基于新达尔文主义对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论争，都与斯宾塞的理论传统密不可分。甚至早年想要告别斯宾塞的帕森斯，在晚年为了解释社会变迁也不得不重新拾起社会演化论。此后，在大历史写作中使用宏观的演化理论，在社会学中引入生物学以解释社会现象，也已成为惯常的研究套路。然而十分遗憾，中文世界虽然对斯宾塞传统影响下的学术研究引介良多，但对斯宾塞学说本身的翻译和研究仍有待精进。

而在社会生活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与内卷、调整与适应也不时成为文化生活的热词。可以说，今天我们虽不读斯宾塞，却仍生活在他所描绘的社会图景中。为此，译者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大家回望百年前的斯宾塞，加深我们对自身所处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本文节选自《个体与国家》，赫伯特·斯宾塞著，林斯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不服从国教者泛指英国宗教改革之后，不信奉英国主流国教和实践其礼仪的基督新教信徒，包括卫斯理宗信徒、贵格会教友等，他们大多反对政治和宗教权威，主张个体宗教体验和实践。

编辑丨国曦今

校对丨陈烨广

审核丨李昊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