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声 | 社会学论文写作讲义

《社会学论文写作讲义》书影

杨清媚 张国旺 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写作规范的学术论文是大学生尤其低年级本科生学习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本书针对社会学专业的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方法和注意事项做了通俗易懂而又全面详细的解读，力求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论文写作提供最具实用性、操作性的指导。

第一章 研究选题 

一、社会学学术图景 

二、研究选题 

三、研究选题的具体化 

四、确定选题 

第二章 文献回顾 

一、查找文献 

二、专业阅读  

三、读书笔记  

四、读书报告  

第三章 研究问题 

一、研究性提问 

二、好的研究问题  

三、提问题的策略  

第四章 研究计划书 

一、研究计划 

二、研究计划书的体例  

三、研究计划书的写作示例及常见问题  

第五章 文献综述写作

一、文献综述 

二、文献综述的体例  

三、文献综述的写作  

四、文献综述写作中的常见问题 

第六章 定量研究论文写作 

一、定量研究论文的结构  

二、定量研究论文中的数据呈现 

三、定量研究论文中的分析逻辑 

第七章 定性研究论文写作

一、定性研究论文的结构  

二、定性研究论文中的资料呈现与分析  

三、质性研究的研究提案写作 

四、社会学调查报告 

第八章 民族志写作 

一、什么是民族志? 

二、田野笔记的写作  

三、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的写作 

第九章 理论研究论文的写作  

一、社会学中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区别  

二、如何阅读和思考理论 

三、理论研究论文的写作  

第十章 学术语言 

一、大学生的基本语言能力  

二、学术论文与学术语言  

三、论文写作中的“起承转合”  

第十一章 学术规范 

一、学术研究与学术伦理  

二、学术伦理与引注规范  

三、论文的体例要求  

参考文献 

在正式进入关于理论研究论文写作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社会学中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区别，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何为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许多同学在撰写经验研究的论文时，常常会产生某种困惑：在论文的开头想引用一些既有的理论研究，一方面是为了让读者迅速把握论文关心的基本问题，意识到该项研究背后的思考脉络在学术领域的源流与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说明自己经验研究中可能运用与参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从而明确自己文章的理论意义。但是，老师们又往往在这时会提醒学生们，一般情况下不要引用如涂尔干、韦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这样的经典社会学理论作者的理论，特别是不能直接拿经典作者的理论套在自己的经验研究上，将经验研究变成对经典理论的直接验证和说明。同学们不禁会问：现实的经验研究与经典理论之间，难道不正应当是相互印证的关系？为什么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应当追求这种“严丝合缝”呢？另外，在经验研究中，许多同学常常苦于找不到分析概念和框架去把握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经验材料。这时老师们又会批评说研究只是调查得到的材料的堆砌，没有真正的概念分析和提炼。那么，那些“唾手可得”的经典理论资源，又为何不能“即插即用”呢？

这就需要澄清社会学中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根本，在于借助抽象的概念来表达社会中具体的经验事实，令读者能够从宏观的层面，深入透彻地认识社会现象的基本性质与整体逻辑，对在某一时期的某个文明与社会的基本特征有根本把握。而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意图，则是通过对现实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思考，借助描述或分析性的概念以及学术化的理性叙述，令读者清晰地把握到经验的轮廓与脉络，意识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具体而细致的逻辑。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虽然针对的都是现实中的具体经验，但两者实际并不处于同一个层次。理论研究可以说是要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借助极具洞察力的概念和范式，构建起对于文明与社会之基本特征的抽象理解和认识。而经验研究则更侧重于对具体现象、人物和事件做切中肯綮、提纲挈领的分析与思考，启发读者去认识和把握它们。让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吧。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2001：874）

移民为了使国家在千头万绪中意识到他们的土地冲刷问题的严重性，综合运用了“说”“闹”和“缠”的问题化技术，把移民自身的生存困境和不公遭遇建构为危及社会稳定局面因而是政府无法回避、推诿、拖延和敷衍的紧要问题。所谓“说”是指移民对自身苦难以及苦难的归因的叙述技巧（如“灾民”话语的生产），所谓“闹”是指“逼迫”政府立即着手解决问题的策略性行动（如到电站吃饭和干扰人大代表的选举动员），所谓“缠”是指移民抓住站得住的理由后就采取不间歇地、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并充分利用科层制内的缝隙以上压下、以左攻右，来谋求问题解决的手法。（应星，2001：318）

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上海新文化书社，1920年

第一个例子是《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之否定”“个人所有制”等抽象概念，马克思试图指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发展趋势。虽然他使用的概念极为抽象，但却仍然有着极为具体的经验指涉。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代的是现代社会中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以异化劳动和榨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特征的分工协作方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一概念做了充分的阐述，让人可以看到，这一高度抽象、极具普遍性的概念所指涉的现实经验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生产过程之中。经典理论研究中的抽象概念，不会因其高度的抽象普遍性而无法深入社会中人们的具体经验，而只是将具体经验以极其抽象和凝练的方式来呈现，进而揭示出这些具体经验内含的高度普遍性。而许多经典理论的作者，也会构建出多个抽象概念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构建出宏观的思想体系，来完整地表达在可长可短的某一历史时期中，某种人类文明与社会之一般经验的总体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是社会学理论大师努力的基本方向。

第二个例子则出自应星有关大河移民上访的经典经验研究。我们看到，在这里，作者构建“说”“闹”“缠”这样的概念，并非如在理论研究中一般，旨在构建能够表达一般经验的高度抽象性的概念。这些概念更多是为了描述大河移民在上访中运用的策略，令读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到事件的状态与过程。在经验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并不构建超出其具体研究的现象与事件范围的一般性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经验研究中，不存在更具一般抽象性的分析性概念。如“开口子”（应星，2001：325）、“关系丛”（项飙，2018：409—410）这样一些概念，完全有可能超出其原有经验研究的直接对象，应用于与其具有相似性的其他研究对象上，或对其他经验研究产生启发意义。但我们仍然要看到，经验研究者即使建构更具抽象性的概念，仍是和理论研究有很大不同的。首先，研究者建构这些概念，一般仍然旨在服务于该项具体的经验研究，而非服务于建构具有高度一般性的抽象理论体系。这就决定了它们即使抽象性更高，有一般拓展的潜力，也更多是发挥启发灵感、打开思路的作用，或是用于与自己研究有着相似对象、类型接近的其他经验研究进行对话。许多经典的经验研究，甚至更带有挑战既有理论框架和范式的意图。通过对具体现象、人物和事件的分析，作者旨在揭露通常理论解释的盲点与误区。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所以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虽然都旨在帮助人们去理解和认识文明与社会中的经验，却分别指向不同的经验层次，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理论研究试图借助高度抽象的概念，尽可能地从一般的层面去涵盖具有共同特征的大量经验现象，提炼出其普遍共通性，再以理论概念体系的方式加以表达。所以理论对于某个文明、社会和时代的自我理解具有根本意义。虽然马克思和涂尔干等社会学家的经典社会学理论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欧洲，但时至今日，这些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仍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依然有着极大的价值。即使不能完全照搬于当下的时代，这些理论仍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将它们的一部分根据具体经验和事实加以适当的改造和变化后所形成的理论仍然有着很强的适用性。

而经验研究则是针对某个具体的经验现象或事件进行的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对其机制与过程的分析描述，令读者能够把握到该现象或事件的特性，或对之形成充分的理解和认识。更具一般层次的抽象普遍性不是经验研究的原本目的，而且抽象普遍的层次越高，越可能忽略具体经验现象包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会告诫做经验研究的学生，不能拿经典理论往自己收集的经验材料上套。因为经典理论的高度抽象普遍性，会令经验研究旨在发现和挖掘的那些具体细节和过程消失。只有当研究者从田野调查和经验研究的沉浸中走出，总结出自己归纳与概括的结论，该项经验研究的理论意义才能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但好的经验研究，其调查材料要与有条理的叙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令研究的对象跃然纸上，鲜活可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好的经验研究也绝非不阅读任何理论和前人研究就能做出来。研究者只需要完全沉浸于田野调查和访谈之中，就能够从具体经验中自然地生出理性认识，看到经验现象“本来”的逻辑，这样的看法也是偏颇的。实际上，许多好的经验研究者，往往有着深厚的经典理论功底。只不过在经验研究中，他们将经典理论化为自己观察与思考的深层次资源，激发自己抓住要害的眼光和看到根本问题的洞察力，在无形中发挥作用，而不是生搬硬套地运用理论。好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都不是生硬刻板的描述、归纳、概括总结，而是充满鲜活生命力的，是令人能够在获得理性认识之余更得到深层次的心灵触动与体验的作品。

虽然理论研究重在宏观视野和普遍性，经验研究重在对具体现象之机制与过程的深入分析和把握，但两者都不能脱离鲜活和有生命力的现实经验，只不过双方对于经验的处理和把握方式不同，所以两者也不能直接“贯通”起来。不过，许多作者也尝试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层次上开展思考和阐述。中层理论就既想超越经验研究的具体性，又不建构理论研究的宏大体系，而是在比前者更抽象普遍、比后者更局部和集中的层面上进行研究。如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都属于中层理论性质的研究。它们比经验研究的抽象性高、概括性强，但又不同于真正的理论研究，不追求概念体系的完整性以及概念与现实具体经验的紧密结合。中层理论运用的概念，多比经验研究中的概念更具抽象概括性，从而能够描述更广泛的社会现象。部分中层理论会聚焦于某些可以通过经验调查获得的抽象变量，借助变量之间的联系来建构一种抽象的机制模式或变量模型。一般来说，中层理论的解释力看似高于经验研究，又比理论研究更容易得到实证性的调查材料支持，它似乎能够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方面的长处结合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相比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层理论距离真正具体的经验更为遥远。理论研究借助理论叙述，能够在抽象概念与具体经验之间建立丰富深刻的美联，并借助多个概念的联结来克服抽象概念的单薄性。经验研究更不用说了，脱离鲜活生动的材料和描述，它就无法存在。而中层理论所运用的概念和变量，往往既抽象又有限，从而更容易落人刻板单薄的陷阱。其表面上具有的更广泛的解释力，是以丢失具体经验的丰富性为代价获得的。实际上，许多好的中层理论家，并不主张中层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并且能够随意扩展。他们只是将中层理论视为某种适用性相当有限的工具，其价值在于能令人更清晰明确地把握到经验现象具有的某些特征。但是，这些特征绝对不等于真正的现实。中层理论构建的抽象变量模型，其实只是经过脱水风干了的经验而已。如果有人误以为中层理论是令人能真正洞察和把握社会之“规律”的终南捷径，那他其实离真正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相去甚远。

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阅读理论。通常存在的很大一个误区是将理论研究抽象化，这个问题和上文所述的中层理论的情况是相似的。我们习惯于将包含着丰富经验感和体会的阐述抽象化，转变为貌似明晰的数据和模型。所以也喜欢将理论总结为干瘪的命题和论证。但实际上，这并不是阅读理论的正确方式。虽然理论需要借助概念来阐发，但概念本身不是简单抽象的符号，并非只是包含某种僵硬指涉的东西。概念本身蕴含着作者想要表达的观念、思想和情感，而这些观念、思想和情感又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和事情相联系。因此，好的理论阐述，其实是借助概念来表达经验的过程。虽然理论本身具有抽象性，但我们在阅读时，对理论指向的现实生活，能够产生真实的经验感。只有体会到理论本身蕴含的经验，明白那些概念所要讲的“事情”和“东西”是什么，才是真正有效果的理论阅读。

举一个例子：

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其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霍布斯，1985：92）

霍布斯在《利维坦》第1卷第13章对自然状态的经典讨论，正是从这一段开始的。阅读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这段一开头，霍布斯就点明自己讨论的是“平等”——“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但这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人的头脑有智愚之别，力气有大小之分，怎么可能天生都能力平等呢？别急，霍布斯下面就回应了这一质疑：虽然人天然有体力和脑力的差别，但是每个人“可以要求的利益”是平等的，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资格追求和他人一样的好东西。这仍然需要证明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人人也是平等的。因为弱者联合起来就可以杀死强者。即使个人的力量有差别，但多人联合的力量足以抵消这种差别，并且面对合力时，个人的力量再强大也是相对渺小的。所以在霍布斯眼中，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智慧、道德、力量等天然的差别，或者即使有差别也不大，这差别也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就有天然的等级差别，可以要求不一样的好东西。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社会，不过是无差别且充满欲望和要求的个体的聚集，而非是有自然和品格差异的人构成的有机整体。在阅读理论时，我们需要仔细体会论述所包含的、作者想要表达的经验，弄清楚他想要说的“事情”和“道理”到底是什么。

霍布斯《利维坦》卷首图，1651年

所以，阅读理论并不是急于得出某种意见和结论，而是重在体会其中蕴含的事情和道理，达到真正的“明白”。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无条件赞同作者所言，因为经验也有着文明、社会和历史的差别。即使经典理论包含的普遍性更高，也不等于它能完全涵盖我们的生活。不过正如西谚有云："to understand，to forgive。”只有真正理解了别人的经验，才能够扩展自己的经验，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或借鉴，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更何况在这些理论中，蕴含的是古往今来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那些经验。经验不是纯粹的现实或现象，也不是虚构或幻想，而是蕴含在人的生活之中，能够意识、体会和感觉到的“真实”。

理论所阐发的经验，既有着人性和社会的普遍性，也包含着时代和文明的特殊性。能“读懂”多少，端赖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同情与理解这些经验。这一方面需要读者去静下心来仔细阅读这些著作，去推敲和琢磨那些概念和论述背后的含义，体会作者在著作中想要表达的普遍的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读者了解作者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毕竟他的生活与我们自己的生活不是完全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觉得作者的论述难以理解和体会，正是因为我们和他之间在经验上存在差别。这就需要原著之外的其他书籍辅助我们扩展对作者所表达经验的理解。如包含作者生平的传记，可能会介绍他的成长环境、家庭出身以及受教育的背景，他的宗教信仰和交往的对象，他的工作经历和兴趣爱好，等等。除传记外，记述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著作也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去体会不同于他个人视角的经验。而作者与其他人的通信，以及将他自己的个人历史与时代重大事件结合起来的年谱或生平年表，都有助于我们体会他的个人经验如何与社会的整体经验相互连贯统一。我们还可以关注作者生活时代和社会的其他艺术作品，如小说、戏剧、诗歌、绘画和音乐。这些作品本质上和学术思想一样，都是某个时代和社会经验的凝结，也必然与理论有着相通之处或紧密的关联。我们甚至还可以去观看反映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纪录片或根据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虽然影视更多是拍给当下的观众，在经验上肯定不如同时代的艺术作品本身，但多少也能展现出一些那个时代的气氛和人物的精神风貌。而如果有经典的影视作品是与我们阅读的理论著作同时期创作出来的，那么这些影视文本更是我们体会相关经验不可多得的参考物。因为影像本身既带有极强的时代感，又因其经典性而包含着凝练的经验。

当然，要深入理解理论和思想，还要理解思想自身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没有任何思想是作者单凭个人经验创造出来的，思想都有其源流，也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变化。所以我们还需要从思想自身的角度入手，来扩展我们对作者思考和论述的理解。我们需要了解作者生活时代的思想界状况，与作者同时期或略早于他的思想大师，必定会对这个时代及作者产生深远影响。不了解牛顿和洛克的思想，我们就很难深入理解启蒙运动；不对达尔文的著述略知一二，我们也不容易体会进化论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巨大影响；读了严复的翻译和著述，我们对晚清中国人世界观的变化就能够有所感知。当然，除了同时代思想界的状况和社会整体思潮的变化，我们还需要了解作者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自身的源流。比如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法学说，原本从属于基督教思想传统的一部分，他们如何借用和转化思想传统来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其思想显然很有帮助。又比如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如何自17世纪发展起来，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成为其理解自身的重要思想资源，有着什么样的基本预设和出发点，这些都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以及社会学理论传统有重要意义。再比如英国的士绅（gentry）传统，如何随着现代英国的发展而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对于我们理解费孝通有关中国乡绅和双轨政治的论述多有启发。当然，我们还需要了解作者与其同时代思想家之间的交流和争论，这些都对我们理解作者的立场和思想极有帮助。任何作者的论述，特别是现代以来的思想家，都不可能完全涵盖某一时期的社会整体经验。将其置于整体的思想地图中来看待，非但不会限制我们对他的理解，反而会深化我们对自身经验与他的思想之间关系的理解。当然，我们也有必要去阅读好的关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著作，因为同为理论的研究者，他人的思考和眼光往往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也有助于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解读角度和立场。

British Gentlemen in Rome, Catherine Read, 1750

今天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前辈们的论述做进一步思考和探索。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有自己的理论思考。但在当前如此重大的变革时代，一方面中国的现代经验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另一方面经历了近代的断裂与转变以及新时代的曲折发展，现代中国还尚未建立起真正能够傲然自立的学术传统。社会学的前辈们虽有总体的眼光、对时代和民众的深切关怀，但我们自己尚未将他们留给我们的财富与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实践真正融为一体。所以，理论研究依然需要去深入地理解前人。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放弃理解自己，相反，只有对前人的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对其思想表达的现代社会的经验有了真正的认识，并且能基于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语言来重新讲述它们的道理，表达自己的生活，我们也才算真正看清了自己身处的位置，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才有可能创造真正融会贯通古今中西、继往开来的思想，这或许就是今天从事理论研究的意义。

理论研究论文开篇通常需要对研究议题进行“总起”，即总体性、全局性地交代研究议题的思想背景、学科问题或时代处境，引出文章的研究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可以就该议题在思想史上引起的相关讨论进行文献综述和对话，交代本文的问题意识和论述重点。看起来这部分并不属于研究正文，但展现的却是作者的立意、视野和格局，因此甚为重要，也颇见功力。开头的谋篇布局考验作者是否关心思想学术界的重要动向或潮流，是否对思想史或学科史的相关议题有深入的理解，是否对历史处境有所洞察和反思。好的开头总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并提起整个文章的气势。仅以渠敬东的《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渠敬东，2015）一文为例。这篇文章是作者对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治学思想进行的细致考察。作者呈现了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局，即一种新的经史研究传统的创立。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章的引言部分，作者并没有立刻进入到中国思想史的具体研究和论述，而是指出当今西方社会学的学科研究的潮流及其问题。作者回到社会学诞生之初的语境里，论述了马克思的经典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观，指出社会学应有从沉沦中超拔出来的勇气及路径。这样的引言使读者在进入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具体论述之前，对总体图景能有个把握。

在引言中，作者可以围绕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广征博引”。这种引用是用简洁的语言提炼思想家的观点和逻辑，而无须大段摘抄原文进行分析。这就需要作者非常熟悉文献，既忠实于思想家本人的讲法，也要有勇气自主地对之进行取舍和概括，并使之与自己想要表达的问题发生互动。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文献综述和对话。成熟的论文不同于读书报告，作者往往需要处理多个思想文本，因此，任何的援引都是需要服务于自身的叙述逻辑的，是需要将“文献”融化在自己的论述或论证逻辑里，而不是被文献“牵着鼻子走”。

举个例子。在《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一文中，作者论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他没有大段地直接引用马克思的原文，而是准确地概括并抓住马克思思想的要害之处，有总有分，收放自如：

“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1979：38）为新的科学概况的一种基本方法，其目的是要将其观念的基础植根于具体而完整的经验世界之中，并升华为新的经验和新的生命，从而实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二次航程他对贫困哲学的批判，在于那些深深陷入观念世界的思想家们无意也无力去感受人们当下的实存，就像D.H.劳伦斯（2006）笔下的查泰莱先生一样，在对待他的雇佣工人的残酷外表下是一具无能的身体。马克思（1972，2002）从商品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人在物化生产中的价值（一般价值或抽象劳动）及其宗教形态（即商品或货币拜物教），正是一个从具体经验现象出发来获得总体解释的范例。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州小”丸藏着整个世界的最大秘密。《资本论》中的商品，正是物化劳动中人的本质，而商品生产中凝结的关系，也是现实中的人的社会关系以及西方传统议题中的基督教和国家的关系走向市民社会的写照。(渠敬东，2015：3—4)

作者没有将马克思的著作全部展开来细致分析，也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最初的框架和意图，而是对这些文献进行了二次加工。他用马克思对贫困哲学的批判，来分析当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被强行划分开所造成的学科精神的贫乏；用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来揭示社会学如何能在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里把握经验总体的构成逻辑。这中间有述有评，但都是为整个引言的主旨和论述逻辑服务的。这就使得文章能够“凝神”。

在引言之后，作者就需要进入具体的思想史叙事了。不同作者的理论写作风格可以不一样。但大体来说，有两种思想史的叙事方式。一种是以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为代表的思想史叙事，即通过字里行间的研读(reading between lines)来把握超历史的论证、观点或者微言大义。在与之类似的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看来，研究者要研究的是单元-观念(unit-ideas)。西方思想传统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观念，西方社会的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继承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构成基本的存在，被一代代的思想家重新组织和阐发。因此，研究者在处理思想史的时候，需要根据自己的问题，将这些思想家的体系重新拆解和分割成这些构成性的单元观念。这是一种类似“分析化学”的方法。这也是目前国内比较主流的理论叙事方式。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

犹太裔德国思想家、哲学家，1938年移居美国。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

另一种是以波考克(J. G. A.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达恩(John Dunn)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叙事方式。他们三人就是著名的“剑桥三剑客”，他们认为，没有脱离语境、超越历史情境的思想存在。那些“伟大的”思想文本也并非没有时间限制的真理。他们反对施特劳斯式地强加给思想作品以某种逻辑连贯性和超历史的写作意图，主张研究者需要将这些思想当作某种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来研究。因此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叙事不再以经典文本为中心，不再“咬文嚼字”地去深挖概念的含义，而是转变为探寻规定思想含义的当时时代的语言结构，如新的话语模式怎么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话语模式，或者旧的意识形态如何抵抗新的话语模式的转换。受这批学者影响的国内学者的写作往往围绕产生某些思想的“语境”，包括某一时代的一套词汇、言论、话语、辩论及其反映出来的认知模式。比如，周保巍的《商业、自由与现代早期的国家治理——一种思想史的考察》(周保巍，2020)—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比较精彩地考察了现代早期伴随商业社会的形成，人们对于商业这种新型生产生活样式产生了全新的认知。以“康小姐”(Lady Commerce)的语汇出现为标志，作为一种新型知识样式和国家治理话语的政治经济学兴起。可以看出，周保巍并没有像传统思想史研究者那样从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这一经典文本入手去推敲观念的构成，构建理论的连贯性，而是将政治经济学还原为一种治理话语和视角，将之放在"荷兰奇迹"和"英国崛起”的具体历史语境里，去窥测《国富论》的意涵。在这类文章中，作者注重挖掘和运用“二流”思想家的文学的、论战的小册子和大量史料（如书信集、传记）。因为在他们看来，“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李宏图，2004）。

剑桥学派“三剑客”

从左至右依次是：波考克、斯金纳和达恩

但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者，我们需要在我们自身的学科传统和意识基础上，探索出适合我们自己的写作和叙事方式。正如克罗奇（Benedetto Croce）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我们应关心当下。无论是对西方思想的整理，还是对中国思想的疏证，我们都需要立足于对当前的理解，并最终也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现实所源出的种种脉络。回顾近代中国社会理论家的思想，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潘光旦的“位育”和“折中制家庭”等，都是源于对当前经验和中西传统的重新理解与阐释。中国的复杂性在于在传统文明遭遇重大困难之际，恰又受到外部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与人的生活。现代化的推进，使我们被深深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和话语已然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根据我们自身的学科底蕴，我们既不能陷入施特劳施派的微言大义，也不能陷入剑桥学派的西方历史语境，而是需要回到我们自身的历史和经验中提问题。如果我们做的是西方思想史研究，我们就需要多读读中国思想史研究。反之，如果我们做的是中国社会理论研究，我们则恰恰要多读读西方社会理论研究。只有把视阈打开，我们才能够提出“重要问题”。

比如，肖瑛从“家”出发对韦伯文明比较研究的再阐释，就是从中国历史传统和经验现实出发，对韦伯思想提出理论问题（肖瑛，2020）。他的整个谋篇布局、问题走向、写作叙事，都体现出一种浓厚的社会学味道。作者通过这样的问题意识，重构了韦伯的理论叙事，对中西方理论传统尝试性地进行对接。再比如王楠的《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教育》（王楠，2018），是从当前中国看似已经实现了的“价值自由”的时代氛围出发，重返韦伯的时代，去重新挖掘韦伯思想中伦理教育的面向。如果没有对当下时代的感觉和判断，没有对中国本土现实与历史的基本理解，作者是很难提出这些问题的，也很难在思想文本的解读与重释中与前人有所不同，有所推进，有所创新。

潘光旦（1899-1967）

我国近代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性心理学家，与一些近代学者不同，潘光旦并不认同“全盘西化”，他肯定了中国旧文化的若干价值，提倡对中国固有的文化选择性吸收，希望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能够坚持民族本位，有所融合创造，以此为种族之未来划定社会演进的方向。

在基于具有“社会底蕴”的问题意识之上，我们需要娓娓道来，细致地抽丝剥茧，对思想加以分析与阐发。这需要我们提前构思文章的结构框架，明晰先论述什么，后论述什么，做到逻辑的层层推进和自洽。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需要把握思想家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与写作意图，深入其时代处境与思想学术传统，寻求恰当的写作方式来呈现经典思想家的理论。在这里，以韦伯研究为例，提供几种类型的论文写法方式。

第一种类型是以某个“问题”为中心，围绕该问题来勾勒思想在某个向度上的线索，拓展新的讨论空间。比如李猛在《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李猛，2001）—文中，并没有将韦伯思想分门别类地按部分加以阐述，而是抓住韦伯思想中被忽视的、没有讨论清楚的“英国法”问题，来做不同作者、社会、文明的比较。这种写法无疑在韦伯思想内部打开了一个新的“文明比较”的研究空间，重新让读者理解理性化与现代社会自由的复杂关系。这种写法的特点是，作者以“英国法”问题为线索，将英国法律思想史的文献填充到自己的研究中，其中不乏边沁(Jeremy Bentham)、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等法学家相互对立的思想文本。这就使作者既能借着这些文献进入英国治理思想的脉络，讨论普通法“完善的理性”的伦理意涵，又能返回韦伯的理论叙事里，揭示韦伯的“理性化”概念更为丰富的内涵：多元理性化彼此的冲突与制衡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自由的条件，而吸纳各种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理性，才是独特的西方理性化能够具有普遍历史意涵的原因。可见，文章的结尾回到了韦伯的问题线索上来，但文章的内部却充满了思想史上各种复杂的线索。这种写法看似是在分析和阐发单一思想家的某个问题，实则给予了作者较大的写作空间。作者可以借着这个问题的分析与解释，来论述某一思想或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在某个社会、文明和时代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第二种类型是围绕“概念”，来对思想家的思想进行阐发与论述。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容易借助一两个概念来表达作者的问题意识，避免概念缠绕造成读者阅读障碍。比如田耕的《从“价值自由”到“历史个体”——对韦伯社会科学学说的初步讨论》(田耕，2006)一文。田耕围绕“价值自由”和“历史个体”两个韦伯思想中比较核心的概念来考察其对社会科学的两次奠基。这两个概念分别出自不同的科学学说文本。作者借助对两个概念的讨论，考察韦伯如何从重视“价值自由”的社会科学逻辑走到以意义问题为核心的“历史个体”与“理想类型”的逻辑，这种思想逻辑推进意味着什么。通过这样的考察，作者在韦伯重要的思想文本之间建立了关联。

一般而言，以概念为核心线索讨论问题的文章，该概念就是文章主体章节结构的标题。例如在田耕的这篇文章中，“价值自由”和“历史个体”分别就是两个主体结构的主标题。在各标题下，作者通过不断提问题来层层推进行文的逻辑。比如，在论述“价值自由”的时候，作者首先提出了为什么韦伯要在关于“价值自由”的文章中首先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区分。通过这一问题，作者想要澄清韦伯讨论“价值自由”问题的起点，也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学教育者而不是讲坛先知”（田耕，2006：5）。紧接着，作者提出新的问题：这是怎样的伦理要求？如果价值判断和经验判断的分离只是底线和一种权宜之计，那真正的伦理要求是什么？随后，作者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指出，韦伯的伦理要求是一种“理智诚实”。但这种诚实不是让人们彻底将事实从价值中分离出去，而是让人们通过科学重新安置价值。随之而来的是下一个问题：社会科学怎么才能实现这个“伦理”价值呢？作者通过分析指出，科学在使人们“知道”各种“公理”的同时，也使人保有选择的“自由”。科学越是能保有接近“求真”意义上的伦理可能性，它就越能面对现代人内在的自由向度。

围绕概念来书写的理论文章，需要作者进行极为精细和严谨的推理。作者需要熟悉概念在文本中出现的位置，对概念进行细致的辨析，对概念的不同层次进行区分，在概念和概念之间、文本和文本之间建立关联。对一些核心概念，作者需要标明原词（如韦伯这里是德文或英文原词），甚至需要对该原词进行词根解读以深入挖掘概念的含义。

不过，即便是紧扣“概念”来挖掘思想家理论的内部结构和关系，作者也需要在外部建立一些参照系或比较对象。比如，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隐藏着将韦伯与德国历史学派、18世纪自然法-理性主义传统比较的线索。这些比较和对话就像“多棱镜”一样，帮助作者析解出韦伯方法论的独特性。

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1917年11月7日，韦伯在这里发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

第三种类型是围绕某一思想的发展演进，来勾勒问题意识或思想潮流的变化。比如李荣山的《共同体之爱的政治：近世德国的家国关联》(李荣山，2020)一文，从韦伯的宗教类型学出发，考察了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和韦伯等人的学说，揭示德国政治思想传统中“家”的观念在德国近代史诸节点发生的变化：吸收了自然法-契约政治的现代性因素，而走向君主立宪制，又由于关键条件的丧失而沦为专制帝国，并产生纳粹化的风险。作者很明显地采用了经验与观念互鉴的方法，思想线索与历史线索并行且相互交织。但是，对于这种写法，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历史的逻辑直接解释思想的逻辑，也不能用思想的逻辑直接解释历史的逻辑。那么，作为一篇思想史的文章，如何在写作中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试分析一下李荣山这篇文章的写法。

李荣山在两个地方穿插了历史叙事。一处是在结束对赫尔德思想的论述之后，进入对费希特思想的论述之前。另一处是在结束对黑格尔的论述之后，进入对韦伯的政治时评之前。在第一个地方，作者将思想家的思想解读为一种文化政治方案和主张，与德国现实历史互相对照。

从家庭出发的共同体政治，归根结底要拓展为更大的政治体，但赫尔德的自然政府构想基本止步于家庭和部落。若再往前走，他只能构想出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民族联合体。此时，真实的德意志实行的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空名下的松散的封建邦国制。这种政治体制显然无法对抗西欧的绝对主义君主强国。赫尔德于1803年逝世后不久，拿破仑的入侵导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解体，德意志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此后，追求统一国家成为一代又一代德国人的理想。终于，德意志第二帝国于1871年得以建立。

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注意到，1800年前后，历史主义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即历史主义者之前基本上重视民族文化而不重视国家，之后则越来越把国家置于民族和社会的中心位置（伊格尔斯，2006：48—50）。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德国人此后是完全接受了国家理念，还是对其进行了某种改造呢？（李荣山，2020：108—109）

历史并非由思想来驾驭和主导，而有其自身的偶然情势。作者并没有用历史解释观念，或将观念还原为历史，而是将历史线索并置来映照和反观观念，以凸显理解该问题的多线索性。值得借鉴的是，在历史的叙事后，作者又借助一篇二手研究来印证他梳理的这条线索的可靠性，即思想史确实在1800年前后发生了一个转折。作者继而在这篇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并将思想史的线索推至费希特的观念。

文章中第二个历史叙事与观念叙事交织之处是在作者结束了对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思想的分析之后。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德国人长久以来只有民族没有国家的局面，形成了民族和国家一体两面的现代民族国家，使分裂的伦理之爱与契约政治有了融合的现实基础，一定程度上也是黑格尔君主立宪制落地的表现。《德意志帝国宪法》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套制度中的两院制符合黑格尔对等级会议的构想：联邦议会相当于普遍等级，帝国议会相当于私人等级。后者的设立使1834年关税同盟以来发展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得以进入政治体系。同时，依照《宪法》，德皇并无多大实权，这也大致符合黑格尔的“虚君”构想。

看起来，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制度设计完美地实现了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构想。然而，日后的事实却表明，这套体系留下了使其自身蜕变为君主专制的缺口。在黑格尔那里，君主立宪制的运行要保持稳定，至少有三个条件……而这三个关键条件在随后的威廉二世时代一一消失了。

……韦伯在这场政治剧变中的立场转变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并且对日后的纳粹法学家施密特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荣山，2020：117—118）

作者仍然保持了历史线索和思想线索各自的独立性，并将黑格尔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去反思其理论的局限性和理想图景的限制条件。然后，作者自然地转到韦伯针对德国政治现状而发表的政治论文的经验论述和立场。

所以，当我们选择论述某一社会或文明中思想演变，梳理某个思想脉络的娉变，阐释该社会或文明的变化时，我们需要注意，即使思想史与社会史、政治史交织在一起，思想仍然是把握该社会或文明的基本切入点。

除了以上三种论文的写法外，还有一些别的写法。比如将传记或著述史相结合评述思想家的思想，比如一些思想家的评传的写法。总而言之，理论论文的写作有其自身独特性。这种写作既需讲求因果的有效性，又需蕴含人文学科的精神性。而好的理论研究论文，是能够帮助读者透过概念去体会思想家的作品所散发出来的某种具体而实在的人的原始经验的，是能构成读者、作者与思想家的思想的海德格尔式的“照面”(encountered)的。比如，孙飞宇在《流亡者与生活世界》(孙飞宇，2011)一文中，抓住了流亡作为舒茨的生活本身，从其行动概念入手，将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置于德国社会理论的传统之中，来理解他的作品体现出来的现代人的困顿以及困顿的终极表现——流亡。

阿尔弗雷德·舒茨 (Alfred Schutz, 1899-1959)

奥地利裔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现象学家，现象学社会学的创立者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犹太裔，生于奥地利，并在维也纳学习法律与社会科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终其一生到去世前三年，他的正式职务都是在银行中工作。

在理论研究论文的最后部分，是“小结”或者“结论与讨论”。在这一部分，作者需要将全文讨论的线索和问题提升到一个高度，或对未言尽的地方继续讨论。古语有云：“作乐府亦有法，日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所谓“豹尾”，就是强有力地点题结尾。好的结尾，不仅能发人深省，还能让人回味。如果将写一篇文章比作“画龙”，那么结尾不仅要收束全文的内容，还要能提炼点睛。

以渠敬东的《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渠敬东，2019）为例。全文气韵生动，尤其结语，更是全文的灵魂。作者以“作为社会的命运”为题，阐述了相较于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所刻画的生命状态，中国人的社会生命是由既有结构孕育的。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他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中有着位置。他需要先成为一种同亲同族的共在，去履行在家族和宗族中的义务，才能成为自己。对于中国人而言，“人生犹如一幅画卷，平顺而危机四伏，紧张而坦坦荡荡。只有在多重的社会世界的构造中，在一生的每个关口，无论是自然的历程，还是外界的纷扰，都有亲人在旁，有各种仪式活动给人的升华和超拔，有祖先和神明的护佑，就不会孤单害怕”（渠敬东，2019：121）。

作者用具有强烈生命气息的语言去回应引言所提的西方社会科学的潮流问题，重申中国人需要的社会科学，一定是基于体验的、反躬自省的、将心比心的科学。而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即燕京学派从西方学到的，也是返于自身、归于自身的自觉反省的学问。“因为中国社会之生命本源，就来自于，人和人的心灵交通或精神接触”，就像东林依赖于他的土地、依恋于他的家族那样，任何世间的变故、命运的流转以及国破家亡的危险，都无法割掉他的生命之根。”（渠敬东，2019：122）

值得仔细体味的是，作者最后没有再进行任何理论的叙事或建构，而是直接用《金翼》故事的结尾来结尾，意味深长，余韵悠长：

故事的结尾，年迈的东林依然奋力锄地，一架敌机从头顶掠过，孙儿们仇恨地仰视天空，而老人却平静地对他们说：“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渠敬东，2019：122）

“别忘了将种子埋入土里”，既是《金翼》中动荡年代里老人对孙辈说的话，也是林耀华先生对所有共同生活于这样一个世界中的人们说的话，当然也是作者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者说的话，这时候，读者其实也仿佛置身于这篇文章之中了。作者用一种海德格尔的方式让我们回到我们中国人共在的生活世界里。

林耀华：《金翼：一个家族的史记》

 庄孔韶 , 方静文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所以，理论研究者不能把理论与经验历史割裂开来，将之“束之高阁”，使其失去生命力和精气神。相反，理论研究者要细致地将思想与经验、历史结合起来，呈现思想文本中的丰富性，深入发掘现实社会中各传统的复杂脉络。这就既需要理论的洞察，也需要历史的视野和田野的深入。理论的写作亦是如此。“凤头、猪肚、豹尾”只是技术性的讲法。如何提出重要的问题，建构理论的叙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与创新，其实“功夫在诗外”。

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与困难程度。只有深入理解思想和文明传统，认识植根于历史的当下经验之变与常，才能继承前辈学者和思想家的使命，实现理论的创新。理论创新的本质就是立足当下的经验，接续前人的思想，阐发自己对人与社会的新的理解和认识。这是我们在理论研究论文写作中需要明白的问题。█

编辑 | 黄格尔

校对 | 胡誉泷

审核 | 张喆、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