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合辑：学术史中的马林诺夫斯基

策划人 / 王燕彬

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主导了旧人类学到新人类学的学科演进，促成了历时传统到共时传统的范式转换，而他对欧美结构功能主义和中国功能主义的形成的作用更是学术史上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人类学史的研究通过对马林诺夫斯基“田野方法”的祛魅，却发现了他思想构成的不拘一格。马林诺夫斯基早年求学于波兰雅盖隆大学，广泛地学习数学、物理学、哲学，逐渐确立了反形而上学预设和彻底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此后，他到莱比锡大学就学，进一步接触了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和毕歇尔的经济学理论。但不久，他就决定到英国学习人类学，弗雷泽的《金枝》是重要的原因，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回忆的，1910年本是关键的转折点，一系列重要的人类学事件都在此发生。他深入地阅读弗雷泽、里弗斯和涂尔干的著作，又很快地与上述前辈观点相左。1914年，澳大利亚调查受挫的马林诺夫斯基“决定靠自己远赴热带”，踏上了新几内亚的土地，从此开启了他的特罗布里恩岛时代，以综合了方法论、认识论、人性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的民族志建立了功能主义学说。1938年，他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此时文化科学理论已成雏形，但他在1942年的早逝让这种文化理论戛然而止，而他的身后，二战后的文化学说和他，以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同代人的想法，终究走上了分途。

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经历和学术历程直接体现于他的具体论著中，例如，对弗雷泽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的反思、基于彻底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革命、对初民经济理论和年鉴学派社会实体论的分歧等。他的家庭背景和情感经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和他的同时代人，艾略特，施密特，库尔提乌斯一样，马林诺夫斯基对老欧洲的断念和新世界政治的愿景，深刻影响了没有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

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史形象是复杂的，他是克洛科夫的芝诺，是航行世界的康拉德，也是漂泊的奥德修斯。本次专题选编的五篇文章试图呈现多面的学术史中的马林诺夫斯基。

马林诺夫斯基与特罗布里恩群岛当地人的合影，摄于1918年左右，图源：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ibrary Collections

马林诺夫斯基一生致力于探索和建立“文化的科学研究”。他认为所有广义对人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科学基础，而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首先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原理与经验交叉的学科。他在这篇文章中系统地处理了旧人类学的基本理论（进化论、传播论）、主要方法（比较方法、心理学解释）及其历史倾向。指出旧人类学的本质问题是：孤立文化事项、离析文化现象。在马氏看来，这是非科学的研究；而文化真正的、唯一科学路径是：明确文化事实的普遍相关性与文化的整体性，这就需要功能主义人类学。即便人的观念、思想、情感和行为，也要从功能的角度与文化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察；这是他田野调查方法论的基础，也是他综合精神分析和行为科学的出发点。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淋漓展现了马林诺夫斯基整体论方法的民族志成果，是对一个整体文化进行的全面考察。弗雷泽指出，整体论不仅是方法的性质和文化的定义，更是对人性的理解：人是一个复杂整体，而非多个彼此分离的人性侧面。“原始经济人”的错误观念正是由此而来。此外，马林诺夫斯基还基于特罗布里恩岛的巫术现象重新阐释了巫术的性质；提出巫术与科学是同等的实现经验目的的方式，这个目的深切地和人的本能、需求、事务相连接。这与认为巫术和宗教对立所依据的抽象的文化现象截然不同。

1941年古典人类学巨擘弗雷泽去世后，马林诺夫斯基撰写了《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传记评价》。这不仅是一篇情深意切的纪念文章，更是马林诺夫斯基对以弗雷泽为代表的旧人类学时代的总结和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呈现和展望出的新人类学时代的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弗雷泽的进化和比较的理解图式中，已经含有对制度和需求的重视；而他要进一步地，将对起源的探寻转化成对文化现象的真正分析、对普遍科学法则的根本发现。这既是马林诺夫斯基对弗雷泽的继承与批判，又是人类学史上的一次范式接替与转换，更是人类学的两个时代的延续与更新。正如费孝通在《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中所说，这篇文章体现出马林诺夫斯基从弗雷泽手中接过了人类学的接力棒，“闪烁着两代交替时发出的灼热的火花。”

人类学的经验主义传统使田野工作成为学科的根本方法。在方法上研究者与调查材料的关系，与学理上理论和经验的关系密不可分。马林诺夫斯基所实现的人类学史上重要的方法论革命背后，是他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在他之前，研究者与调查材料相分离，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对他人提供的调查材料和文献进行理论分析；在他之后，人类学家的原始材料则变成社会生活本身，研究者需要自己进行调查，学习研究对象语言，乃至学习土著人的整个社会生活。面对土著人的生活，人类学家不仅在要在身体上进入到其世界的“内部”，还要心理上“内在”于土著人的世界，才能达到真正的“参与观察”。

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岛的研究，被格尔茨界定为人类学学科史上的一次范式转换之旅。他给人类学留下的遗产是一种“参与描述”的困境：民族志工作所要实现的“在那里”（消除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间的距离），不得不摇摆于“去到那里”的田野工作和“回到这里”的民族志书写之间，而这使得“参与观察”的愿景困难重重。人类学家究竟是经验的私我，还是事实的见证？马林诺夫斯基所给出的“我-见证”之命题，正是在层层张力中，以困境的方式反复叩问着一代代人类学者关于自我与他者的理解。

编辑丨杨勇

审核 | 张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