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 · 影 | 福克纳为何无法诠释戴高乐

本文作者为莫里西（Will Morrisey），朱斌译，安蒨校，原题为《评〈戴高乐的故事〉》，选自《经典与解释》第57期《全球化在东亚的开端》（娄林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年12月）。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著，《戴高乐的故事》(The De Gaulle Story)，见布罗斯基(Louis Daniel Brodsky)、汉布林(Robert W. Hamblin)编，《福克纳：布罗德斯基作品集详导》(Faulkner: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Brodsky Collection)(第三卷)，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4。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

在好莱坞，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曾写过一部关于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电影剧本。剧情让人惊讶：故事中的将军，你既不能说他是在约克纳帕塔法县，也不能说他是在洛杉矶县。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克纳本人也是如此。约克纳帕塔法就是虚构版的密西西比州的拉法叶特郡。那是福克纳从小生活的地方，但他不是“跟我所有的亲戚和同乡”，包括“到处借钱和好吃懒做的人”生活在一起，“所有这些人都认为，我今后顶多不过是个流浪汉而已”(他们说不定会回答福克纳说，现代小说家这种人甚至更糟)。至于20世纪40年代擅长自我虚构的好莱坞城，它的城民对福克纳也有些怀疑。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速记小组的负责人回忆道(除特别说明外，所有关于福克纳的轶事都来自Blotner)：

我们听说他要来。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头发灰白，性格安静，亲切和蔼，说话柔声细语。当我们见到他时，我们说：这是一个天才?[1]

然而，这些表象还是有些欺骗性的。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福克纳所在的美国南部地区确与法国有渊源。1682年，拉萨尔(La Salle)宣称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法国所有，而拉法特郡的名字则是为了纪念一位法国侯爵，美国人比法国人更了解这位侯爵。到了1817年，当密西西比州加入联邦时，南方人已经开始崇拜中世纪的具有勋爵封号的人。例如，斯科特(Walter Scott)的小说《昆汀·杜沃德》(Quentin Durward)出版五年后便成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哥特风格引起了怀旧情愫与对现代性的反抗，最重要的是产出了一些自然的和仿造的贵族。这些人既没有物资也没有技术实力去赢得他们为之奋不顾身的战争。

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讽刺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对哥特风格的理解跟任何美国人一样好。他那讽刺性的唯美风格(反物质的哥特主义)提前二十多年就预示了波德莱尔(Baudelaire)特立独行的反应。(“你知道我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地翻译坡吗[始于1846年]?因为他和我很像[Because he resembled me]”)。着迷于死亡、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嘲弄英雄，所有这些都与1865年美国南部以及1871年法国的失败相伴随——不但是这些失败的前兆，也是这些失败的后遗症。

早在20世纪初美法两国的颓废派在美国南方文学界风靡之前，新一代英国诗人就先咂摸出了这种法式混合物(诗人史文朋[Swinburne]25岁那年就在《观察者》[Spectator]上发表了评论《恶之花》的文章)。[2]福克纳(生于1897年)在这种颓废风格中大快朵颐。休·肯纳(Hugh Kenner)准确地给出了评论：

福克纳的那种被人误称的密西西比式哥特风格，其实更像是密西西比式的唯美主义。[3]

只需再加上一句：反讽风格的唯美主义者对哥特风格的那种板着脸的唯美主义者做出了不良反应，因此，如果没有其对手，那么双方的工作都没多大意义。唯美主义者把这种反应看作相互催生，而别的人(比如那些希望南方战胜的人)也许会把这种反应看作相互绝育。

福克纳

个性倔得像头驴的比尔·福克纳(Bill Faulkner)来自一个富裕家族。他的家族里有商人、政治家，也有酒鬼。酗酒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比哥特主义和唯美主义还要古老，当然，它也并不排除现代化的手段。福克纳的传记作者曾无奈地开玩笑说，许多著名的颓废派艺术家都是酒鬼，在这方面，福克纳既丢掉他的家族遗产，也没有丢掉他的艺术遗产。作为一种逃避的方法，说谎甚至比酗酒还要早，而福克纳也能够糅合这二者。(他的妻子说：“几杯酒下肚，他对人什么都说得出来”)。虽然红红的酒杯里可能有些许真相，但却没有多少事实——除了葡萄酒，福克纳还喝威士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曾亲切地对学生们说：

我没有很多的耐心去探究事实的真相，任何作家一开始就是天生的说谎者，若不是这样他就不会从事写作。

他在一部小说中说过，人是真实与虚构的结合体：

所以我对上帝加以改良，他虽然充满戏剧色彩，但对剧院却毫无认识、毫无感觉。

历史、文化以及性格上的这些让他引以为傲的戏剧性的夸张风格，让福克纳与好莱坞似乎成了“天生一对”，虽然双方都不屑于承认这一点。1932年，他第一次在那里为美高梅公司工作，萨尔伯格(Irving Thalberg)就是在这里获得了在文学界的声誉。在接下来的13年里，福克纳一面在好莱坞当编剧，一面在密西西比创作小说。电影工作让他可以养家糊口。他干的是良心活儿，共参与了48个电影项目，其中18个被拍成电影。时不时地如果好莱坞让他厌倦了，他就告几天病假，给自己来上几杯“老爷”(Old Grand  Dad)。

珍珠港事件后，福克纳来到华纳兄弟公司。他曾试图参军，但被空军与海军部队婉拒了。但好莱坞也在战争中尽它的责任。杰克·华纳(Jack Warner)用他的工作室为他的朋友——总统罗斯福(Roosevelt)效力。[4]罗斯福希望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的故事拍成电影，华纳就下令去拍。戴高乐将军自1940年6月后流亡伦敦，当时，法国内阁中唯有他公开反对与德国纳粹签订停战协议。

福克纳对戴高乐颇感兴趣，他读了巴雷斯(Philippe Barres)早期关于戴高乐的传记。巴雷斯在他第一次采访将军后这样写道：

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时代的印记，似乎有某种质朴的东西赋予了他力量，他既是战士也是农民。

戴高乐是颓废派出现之前的法国人，如果非要说的话，那他是一个拥有美德的南方人。他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现实主义者，而非哥特派。戴高乐跟海德格尔不同，海德格尔的怀旧之情甚至比哥特派向前推得更远，他想象着纳粹主义的“内在真理与伟大”就内在于纳粹的反科技思想中；而戴高乐则看到了希特勒制造坦克与飞机的庞大兵工厂，并坚信希特勒造这一切就是为了拿来用的。到达伦敦后，他在对法国人发表的第一次广播讲话中说道：

今天我们会被机械的力量所击垮，而将来我们同样会败给更加先进的武器。这就是世界未来的命运。

戴高乐既欣赏现代科技所带来的力量，也分有古典传统的德性，二者间的张力是对他一生的诠释。福克纳肯定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戴高乐所看到的，因为他从小听的故事就是关于南方骑士如何败给物质主义至上的北方佬的；他还创作了一个故事，讲述南方贵族沙多里斯(Sartorises)家族如何被来自北方的粗俗不堪的斯洛普斯(Snopes)一伙人打败。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

福克纳给剧本“戴高乐的故事”设定的中心人物有二。一是戴高乐本人，一是一对虚构的兄弟，乔治(Georges)与简(Jean)。根据福克纳的解释，乔治“代表法国人个体，而戴高乐则象征着自由法兰西这一抽象观念”。乔治拥有“所有法国中产阶级的美德”，特别是爱国与人道主义精神。资产阶级“从传统意义上讲是民主的阶级，是任何民主制度的支柱”，但福克纳也把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阶级人物”纳入其中，包括农民、牧师、音乐教师、工人，这些人足以代表“整个法国”。

在纳粹发动闪电战的前几天，乔治正回家休假，他打算与村长的女儿结婚。这位年轻人的血气使他与未来岳父在利用马其诺防线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戴高乐上校是乔治所在的坦克训练学校的指挥官，他写了一本书《未来的军队》(VersI'armee demetier，1934)，提倡把机械化反攻作为防御工事中不可或缺的补充。乔治赞成戴高乐对法国所采取的策略的批判，而村长驳斥了乔治，认为这样的批判是对法国的无耻颠覆，并暂时取消了婚礼。福克纳不得不在剧中安排一位通讯员带来纳粹入侵荷兰的消息，以打断二人的再次争论。

村里真正的政治家不是那位村长，而是神父。福克纳让这个人物在教堂第一次出场。他用一种充满挑逗性的口吻开始了他的布道：“起初有大地。”他省略了“上帝造”与“诸天”这些表达，使这第一句话显有坚定的世俗味道；接着，牧师虽然“奉最高和平之名”强烈谴责对枪支的赞同，并将这种亵渎行为归因于“我们已经废黜了他”的事实，但是他在结尾却呼唤法兰西爱国主义。后来，在乔治杀死了一名纳粹士兵后，牧师劝告他应该寻求赎罪——

在每个法国人都必须寻找也将找到赎罪的地方寻找赎罪，那就是：解放法兰西。

就像牧师是一个政治家，戴高乐作为政治家，则像是一位牧师。福克纳向我们展示了戴高乐如何力劝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一任内阁抵制纳粹暴政，之后又如何以自由之名迎接自由法国的新队伍。当戴高乐在检阅军队时，我们听到他名字的功效甚至超越了让法兰西的死人复活，因为这名字“让活着的人也得到了重生”。后来，一个听从维希政府的号召而回到法国的士兵回到了戴高乐身边;福克纳让我们明白，这正是一个政治生命已死的人现在重获了新生。剧本中写到，戴高乐的最后一次演讲预言了法兰西会从“法国的敌人”手中获得解放。福克纳所刻画的戴高乐是先知、祭司以及“所有渴望自由的法国人”的首领。福克纳想要表达的主题是政治上的救赎。这也是戴高乐本人所写的《战争回忆录》(Memories de guerre)的主题之一，该书第三章的标题便是“救赎”(Le Salut)。

戴高乐本人在剧本的后半部几乎消失了，因为拯救法国需要让戴高乐精神来唤醒法国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乔治的哥哥简的思想转变中看出。简是一名海军军官，开始的时候他出于对军事指挥机构的忠诚跟纳粹有限合作，但在看到反抗者们殉道般的勇气后，简最终选择了帮助他们；他们中有一个人为救简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言，简仿佛通过变成另一个乔治，而“让他的灵魂得到了拯救”，他在纳粹的监狱中代替了兄弟乔治(他现在是戴高乐的密友，地下组织的关键人物)。也许你可以说，重建法国既需要一个反抗的亚伯，也需要一个牺牲自己的该隐。

回到村庄后的乔治还需要一次爱的行动以完成肉体上的救赎。神父把乔治放进棺材，然后再让他随船离开，这使乔治日后能够重生。纳粹分子把神父拉去示众，后来，牧师因为朝这些人中一个的脸上吐了唾沫被杀害——吐唾沫的动作取消了“若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一传统的敬虔美德。如此，在彻底改编旧约中该隐与亚伯的故事之后，福克纳又改编了新约中耶稣与拉撒路(Lazarus)的故事。在剧情发展到倒数第二幕时，乔治收到一个好消息，他的妻子已产下了他们的孩子。神父之前曾坚持要乔治在战争期间结婚，想以此节制他的血气——让他为生命效力，而不是拿生命去冒险。孩子的降生表明神父在他死后获得了成功。福克纳自己则会安排一场战争时期政治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盟或联姻：在整个故事的最后一幕，他刻画了反抗者组织在整个法国点亮火把，为盟军的轰炸机照亮道路。基督教中关于婴儿出生的模糊意象，乃是预示基督教的末世意象。在这里显然暗指救世主的降生和二次降临。 

1943年，吉拉德将军、罗斯福、戴高乐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合影

华纳兄弟公司到最后也没拍成《戴高乐的故事》。继约瑟夫·布洛特纳(Joseph Blotner)的解释之后，本书主编布罗德斯基(Brodsky)与汉布林(Hamblin)又给出了以下几个理由：戴高乐与丘吉尔(Churchill)发生争执，“有人把丘吉尔的态度告诉了罗斯福”，后者又告诉了华纳，因此华纳就取消了拍摄计划；还有说法是，制片人表示实在很难找到一个适合扮演戴高乐的演员；在美国的法国作战代表们对剧本不满意；还有就是另一部电影《莫斯科之行》获得了更多的优先权。

罗斯福的公然反对对这件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罗斯福根本不需要丘吉尔来破坏他对戴高乐的信任。自始至终，丘吉尔在战争中都对法国人或多或少保持着信心，但罗斯福和其国务院则很快改变了态度，热衷于与维希以及一帮可疑的冒充者们打交道。1943年11月，当时福克纳的工作已中断，盟军侵占了北非。由于罗斯福的坚持，戴高乐被排除在了此次行动之外，尽管丘吉尔谨慎地提出反对也无济于事。戴高乐对此早有预料。10月，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极具雄辩力的信，警告说：

如果法国因民主的胜利而获得解放时，却仍被看作是战败的一方，那么恐怕她的痛苦、耻辱以及分裂，非但不会把她引向民主，反而会迫使她受到其他力量的影响。你知道那将会是什么。[5]

罗斯福与戴高乐

罗斯福压根儿没有回信。当时他和那些读到信的国务院人员都没有过多担心战后的共产主义。

电影《莫斯科之行》证实了戴高乐的话。杰克·华纳(Jack Warner)在回忆自己工作室的战时表现时颇为得意：“我们大胆拍摄了一幅又一幅关于希特勒、墨索里尼、裕仁天皇、东条以及其他极权主义暴徒的镜头。”然而，当时可不是只有一个极权主义强盗，正如布罗德斯基和汉布林的观察所说：

表面上，《莫斯科之行》是依据戴维斯(JosephE.Davies)1936至1938年间在俄罗斯的经历拍成的纪录片，但实际上，这部影片是戴维斯和华纳兄弟在罗斯福总统和战争情报局的鼓励和全力支持下的杜撰，目的是向美国公众兜售一个观点，那就是斯大林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而与希特勒抗争。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影片的制作者们对当时重要历史事实的处理太过草率，最明显的就是，他们认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和1941年苏联入侵芬兰是对纳粹主义做出的适当而必要的回应。从斯大林允许《莫斯科之行》在苏联放映的意愿来看，这部电影显然成功了。

不管《莫斯科之行》是否真的在华纳兄弟那里取代了《戴高乐的故事》，在这里电影史确与外交史平行。

对于《戴高乐的故事》中“戴高乐”这一角色，巴克纳嚷嚷说：“寻找角色太难了!”的确如此：雷恩斯(Claude Rains)恐怕演不了这个角色；不过巴克纳的确建议让戴高乐在电影中成为隐形人(“为什么要让戴高乐出场?难道就不能只是谈论他吗?”)。法国人则以另一种方式对这一角色提出了质疑：福克纳把这个角色塑造得太渺小，因此剧本不配以将军之名为标题。然而，这些批评无论多么无关痛痒、多么互相矛盾，似乎都表明了福克纳对戴高乐形象的刻画是《戴高乐的故事》中的关键问题。其失误很简单，也是根本性的：福克纳在政治上的民主观念根本无法完全诠释戴高乐。按照这种民主观念，戴高乐只能从电影中消失。

一位抵抗运动成员关于这个主题说过一段话：

所有[纳粹]只能用死亡威胁我们。而小人物不怕死。小人物诚然是小人物，但他们也非常伟大。因为大人物身上也有些小人物的东西，就仿佛所有被践踏、被压迫的小人物凝聚成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知道并记得自己遭遇的一切苦难。

在忍受了太多法国人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之后，福克纳写信给巴克纳：“咱们还是放弃让故事中的戴高乐将军作为一个活人吧。”这使华纳兄弟落得一身轻，因为若是拍电影，那就需要得到戴高乐主义者的认可。

任何历史英雄，天使也好、魔鬼也罢，都不过是他那个时代的傀儡。他的存在只不过是一连串行为的总和，只是他残害或培养、奴役或解放的那些小人物们的集合体。

应当注意，福克纳对“历史”英雄的评价并不适用于艺术家们。他所疼爱的女儿曾试图说服他不要酗酒，她恳求父亲道：“为我着想一下吧。”(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话会起到作用。)这时的福克纳还清醒着，也许只是因为刚刚喝足的原因，他给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的答复：“没有人会记得莎士比亚的孩子。”

相比于艺术家而言，政治家可能会更加认真地对待大众的意见，但戴高乐超越了“他的时代”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福克纳找到了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巴雷斯回忆道：

我离开了戴高乐将军，我没有激动得忘乎所以——因为他太冷峻，不可能让见到他的人产生这种情绪——而是坚信我刚刚的确见到了一个人(man)。

戴高乐冷酷的男性气概暗示他的灵魂中存在一种超越了血气的东西。这种冷酷意味着节制与审慎。在巴雷斯最精彩的一章回忆中，戴高乐对战时地缘政治作了一个扼要而透彻的概述。他在1940年11月对巴雷斯说，希特勒“非常清楚他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最终只能以要么是他、要么是我们的全面胜利结束”，希特勒也知道“是美国在平衡各方的力量”，他进攻非洲的目的就是要遏制南美和中美洲。一旦巴拿马运河被轴心国截断，美国就无法迅速转移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船只，这样一来，德军和日军就可以两面夹击，对北美发动毁灭性的战争。戴高乐断言“这是一场争夺战略基地的战斗”。巴雷斯还补充了一段戴高乐的话：

民主政体由未受过训练的大众和目光短浅的商人及政治家统治，这些人已没有能力理解统治着极权主义德国的一群残暴无情之人的惊人视野与和不顾一切的野心。

而戴高乐当时的许多次演讲也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考虑到福克纳所获得的以上资料，他本应明白这位政治家有足够的胸怀去理解极权主义者的理解，但他没有明白。因此，他无法承担起作为一位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的责任，去同时呈现这双种理解。福克纳的头脑并不擅长思考——他曾经参加过大学的数学课程，想借此锻炼自己头脑的逻辑性，但很快就退学了。他的能力在思考小问题时，比如在写斯洛普斯家族的故事时尚且够用，但是思考大问题就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了。

戴高乐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讲

我们对此倍感遗憾，因为《戴高乐的故事》总归还是个精彩的剧本，它反映了编剧本人那类非凡的人性。像许多酒鬼、南方人和法国人那样，福克纳身上既有多愁善感又有愤世嫉俗，既有虚张声势又有尖酸刻薄。但福克纳个性中也有一大优点：小风会让它弯腰，狂风却绝不能将它摧折。他的长女不幸夭折，弟弟也死于空难，但每次福克纳都做了他该做的事，并没有用酒精麻痹自己。他还能承受滑稽的逆境，比如他在二女儿的婚礼上他保持了冷静，当时的场面对任何人来讲都着实令人沮丧。公共事务方面，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中对美国人、对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他从某种无关道德却颇有道德力量的角度，批评了他的同胞。比如当一些西点军校学员因考试作弊而被开除后，福克纳说：

这些人是他们的父辈、教师、州长那整整一代人的牺牲品，他们鼓吹一个关于我们国民性格中的某种民族性恐惧的假设，并把它公诸于众，说什么美国人无论个人还是群众都没有独立、勇敢、忍耐与牺牲的能力；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团结，因为我们的性格既不受大脑也不受心灵的控制，而是由欲望所决定的，在我们的肚子里；由于不能独立，我们把慈善变成了一种国家制度；由于不能做抉择、自律和自控，我们把对自己最细微行为的控制权移交给了联邦机构。

他还拒绝了美国国务院让他去访问苏联的请求，理由是那个“孕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与果戈理的俄罗斯早已不复存在”：

在我有生之年，我都拥有自由将我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写下来，如果这样一个我去访问俄罗斯，那么，即便我事实上只是表面容忍当前俄罗斯政府所确立的情况，那也是一种背叛——不是背叛了那些伟人，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们，而是背叛了他们思想上的继承者，这些人在写每一页文字时都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那还是一种谎言，因为这个事实将纵容那些也许本该是他们的继承者的羞耻行为，这些人失去了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他们为得到公开写作的特权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福克纳还用不卑不亢的口吻回敬了赫鲁晓夫的预言——“我们会将你埋葬”：“葬礼将在警察埋葬赌博大约十分钟以后举行。”

哥特派是垮掉了的基督教的浪漫派，颓废派是垮掉了的撒旦教的浪漫文学，二者鼓动着文学上的“现代派”(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词来定义它)“推陈出新”，去重建或重新发掘人类生活的基础。完成这项事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建设者的创新或探索者的才智?这是细心的政治学学生熟悉的问题。然而，还没有一个讲英语的“现代派”曾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把政治充分地融入对现实的再创造和模仿之中。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超越哥特派和颓废派对政治的诋毁。而诋毁政治总是伴随着诋毁审慎。

老年的福克纳也许看懂了这一点。他为自己设想了另一种生活：

我想变成一只秃鹰。没有谁恨它、嫉妒它，也没有谁崇拜它或者需要它。从不会有人去惊扰或伤害他，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他的食物。

这只秃鹰目光锐利，面对死亡眼也不眨一下；既可高飞鸟瞰，也可俯冲而下，察看地上的小小猎物；它在密西西比州或加利福尼亚州都很少引起人们的议论，也无需为了生计而劬劳——它比狗更像哲学动物。瞧，福克纳终究还是想到了些什么，只不过他还需要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去实现它。

注 释

[1]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关于福克纳的个人轶事均出自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2 volum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2] 史文朋(Swinburne)25岁时在《观察者》(Spectator)发表了对《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的评论。

[3] Hugh Kenner, A Homemade World: The American Modernist Writer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75, p.196.

[4] 华纳回忆说，“事实上，我每天上下班的地点都在白宫，扮演着宫廷弄臣的角色，但我为此而感到骄傲……”。

[5] Milton Viorst, Hostile Allies: FDR and De Gaul. New York：Macmillan and Company，1965，pp.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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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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