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毅丨“竹内鲁迅”： 在“挣扎”中建立主体性

7月14日，“三联学术论坛”邀请日本政治思想史、东亚史和鲁迅研究等领域的相关学者，从文学与思想的内在张力出发，探讨当代日本的两位重磅思想家——竹内好和丸山真男——如何在战后日本的历史语境中突围出各自不同的思想路径。薛毅老师的发言着重论述竹内好与鲁迅的思想关联，学术通讯今日推送，以飨读者。

薛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无词的言语》《当代文化现象与历史精神传统》；主编有《现代语文读本》（全四卷）、《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全四卷）、《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鲁迅与竹内好》、《陈映真文选》等；论文有《人文精神的讨论》《鲁迅与1980年代思潮论纲》等。

“竹内鲁迅”： 在“挣扎”中建立主体性

文丨薛毅

首先，我要表达对孙歌老师的敬意和感谢。1999年有一份刊物《学术思想评论》，它的第四辑上面登载着一篇孙歌老师的文章，主标题叫做《文学的位置》，我从读这篇文章开始就成为孙歌老师的忠实粉丝了。这篇文章就是《竹内好的悖论》里的第一章，它对我来说很重要。竹内好的小册子《鲁迅》，1986年已经翻译到中国来了。我们当初的阅读，说实话对他的主题有点把握不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学主潮比较期待文学能够从社会、政治方面跑出来，而他里面的一章谈政治与文学，我怎么读都有点读不懂。他谈论的鲁迅的绝望，在八十年代的鲁迅研究里很常见，我们可以稍微附和一下。那个时候正在流行存在主义，竹内好对鲁迅的很多论述可以组装在里面。可是一讨论政治与文学的话题，既不是政治主义的立场，又不是文学主义立场，不太能够看得懂。孙歌老师《文学的位置》这篇长文把竹内好的思想的整体带进来，就比较明白竹内好到底想说什么了。这个时候我觉得竹内好的文学和孙歌老师《文学的位置》真的是有无穷的魅力。

竹内好 著，《鲁迅》

1999年，那个时候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是往窄化的方向发展的，孙歌老师在她的序言里面说到了，那个时候文学有点画地为牢，孙歌老师就干脆从文学研究里跑出去。跑出去后，她的首批成果却又和文学息息相关的，所以我看了非常喜欢。当然有时候作者也可能会受粉丝所累，比如《竹内好的悖论》的增订版，我看序言就觉得有一个做法有点奇怪，而且有点不以为然。她交代把“文学的位置”这类语词改成另外一些说法，我想何必呢？你是从文学的位置开始的，为什么把文学的位置改掉呢？

后来发现我的不以为然是不对的。比如说，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处“文学的位置”改成叫做“主体性的生成”。“主体性的生成”正好是竹内好的文学里面的核心部分”。我概述一下我对竹内好认真接触鲁迅前对文学态度的印象。竹内好1932年到北平留学住了一个月，据他说，他对中国人很好奇，也很喜欢，可是有一个障碍对他来说没法克服，语言不通，他不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他说自己以前读书是吊儿郎当的，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拼命阅读中国文学，目的就是为了去体认中国人感受事物的方式，和深藏在感受事物方式背后的生活本身。这是一个非常简朴的对文学的看法，实实在在打动了我，他不是画地为牢的文学，而是要重建文学和生活的关系。这个关系太重要，这是一个真正第一意义上的文学。竹内好以此为起点，转而去批评日本的学问方式。这就是体认和感受他人的方式，和自我改变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你去了解别人，同时让自己发生变化，是一张纸的两面，是无法分开的。他拼命去反对日本那时候盛行的文学研究的方式，即文学的对象可以和生活完全分开。竹内好批评，这种文学的研究好像是一种旁观者的研究。而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是把欧洲所谓的科学的认识论平移到日本的文学研究当中去，这样一个认识论的主体是把历史、经验、记忆，把所有感情全都抽空的。这会导致一个情况，你去理解他人最多能做到的就是“支那通”，而不能反过头来去重新了解自己。他认真接触鲁迅之前，他勾画了一个在我看来是蛮打动人的一个图像，就是说个体应该是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去包容他人，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掠夺性的，而应该是给予性的，这个话是非常打动我的，他在《〈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的这篇长文里面表述了他的理想的用来克服殖民主义的世界性原理。

我最近重新阅读这篇文章有一个感受，还没有和孙老师交流过。我感到这篇文章里包含的意思是很漂亮的，可是我又觉得这篇文章散发着一种西田几多郎和他的弟子们的那种哲学性的气息。他的话可以说得很漂亮，可是事实本身和这个话之间有可能是相脱离的。我这样说也是为了由此而证明竹内好后来认真接触鲁迅的重要性。他前面在《〈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这篇文章里重复地讲了一个自我否定的原理，可是自我否定的内在机制他没有说，而自我否定的内在的机制我觉得就存在于他后面的小册子《鲁迅》那里面。我觉得他对鲁迅最大的一个发现——竹内好发现之前没有人发现这个——就是发现了鲁迅作品中的一个关键词叫做“挣扎”，假如用日语勉强翻译就是叫做“抵抗”。我最近重新阅读一下，我对竹内好对鲁迅“挣扎”的这种所谓凄怆的活法的体认有了一些认识。“挣扎”这个词在鲁迅的文章里，通常在行文里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挣扎”这个词往往是和忍受、呻吟相匹配的。另外一个“挣扎”这个词又和觉醒、反抗连为一体，好像是觉醒、反抗之前有一个“挣扎”的环节。假如我们纯粹把“挣扎”作为环节的话，可以把它整个理解为从鲁迅和这个世界处境之间的关系，从呻吟、从悲凉的绝望的呻吟到“挣扎”，然后到觉醒、反抗，这是作为一个环节。可是我觉得竹内好是把这个所谓的环节单列出来了，赋予它独立的地位。大概只有鲁迅才能够用“挣扎”这个词描述他自身。

竹内好从李长之的对鲁迅思想的概括谈起：“人总得要生存”。鲁迅的作品里面，大量写的是人的死亡，李长之说鲁迅不能称为思想家，因为他只有这样一种朴素的思想。而这一点正好是被竹内好重新发挥构成了鲁迅文学的一个原点。在竹内好看来，所谓人总得要生存，这个观念不是李长之生物哲学意义上的那种观念，而是被升华了的。为什么说被升华了呢？竹内好说，这里面鲁迅是充满了宗教感情的，鲁迅是不信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可是鲁迅有非常强的一种宗教感情去坚守这个信念。为什么竹内好的这个判断非常有价值呢？因为在竹内好看来，鲁迅说人总得要生存的这样一个宗教般的概念，和鲁迅眼中所看到的人的死亡是连在一起的。从秋瑾到范爱农，从刘和珍到柔石，这样一批一批人的死亡，而这些人的死亡鲁迅无法忘怀，他必须和这些人的亡灵相伴，就是恪守着、死守着，这是鲁迅的文学生命的根本。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鲁迅所谓“挣扎”这个词的悲怆感就在于，他的自我里边内在地包含着“他者”，以他人的死亡的这样一个形式，由自己去背负他人的死亡。因为他人死在黑暗里，所以自己永远也没法超生。这是鲁迅“挣扎”的原本意义。

竹内好还在引申意义上使用这个“挣扎”。他把“挣扎”这样一个所谓的悲怆的活法引申到了鲁迅面对新观念或者所谓新时代，和新观念、新时代对阵。面对新的观念，鲁迅是要和它对阵，他不退让、不随从、不跟随，而是和它对阵。这个对阵当然是包含了质疑、反驳，可是同时又包含了另外一层——自我去接受新观念的冲击。竹内好将其比喻为“涤荡”——猛烈的水的冲击，好像人在水里面经过了没顶般的涤洗一样。可是鲁迅原本表现和新的思想观念的对阵时，用的不是水洗而是火烤。鲁迅在1928年，我们都知道，他和日本来的中国小青年在进行论战的时候，鲁迅一边确实是不退让地和他们论战，一边他又大量地去翻译苏俄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方面的文章。翻译这些文章的时候，鲁迅说别人以为这是普罗米修斯一样的行为，给人家带来火。可他说我本意是煮自己的肉。而煮自己的肉的含义和竹内好所说的涤荡正好是相关的，当然一个是指水对人的涤荡，另外一个是指人经受火烧、火燎、火烤。

竹内好在表达鲁迅和新观念对阵的时候，说他是付出了自身的所有的身体记忆、所有的价值来和这些东西进行对阵的。对阵不是为了阻挡、拦开新观念，而是和新观念进行一种大幅度的纠缠，而这个纠缠的结果之一就是新的观念在鲁迅身上真的生了根，成为鲁迅有机体的非常结实的一部分。1928年鲁迅和革命文学的论战结果之一就是鲁迅对阶级论的独特接受。到了1936年发生国防文学论战的时候，当周杨等人基于抗日形势而解散左联，鲁迅则以孤独之力，奋然重举左翼的旗帜。竹内好说他“死守左联传统”。竹内好对鲁迅的心态有着独特的洞察：

鲁迅知道， 1931年9月让持有武器，“曾经训练过的‘民众’”出来对付为对日出兵请愿而徒步赴南京的学生团的革命官僚，和1919年5 月4日杀害抗日学生的军阀官僚一样，都不是真实的迎接抗日的力量。鲁迅还知道，“‘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 通敌的鬼域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鲁迅知道，害怕镇压而背叛了革命作家的大众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不是民族主义正确内容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真正承担者;鲁迅知道，在对内敌斗争方面背叛同伴的卑劣者，在对外敌的斗争方面也有背叛同伴的危险;鲁迅比任何时候都深刻地知道，无论战线统一如何必要，毋宁说战线的统一越是必要，仅仅依靠妥协形式建立的统一就越是妨碍形成真正的统一。

鲁迅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鲁迅的“知道”，并非作为思想的“知道”。那是作为肉体、作为投身其中的“挣扎”，作为倾注了文学家诚实的行为，通过他一生的体验所获得的“知道”。

竹内好用“挣扎”这个词打开鲁迅世界，也表达自己的思想核心。在《何谓近代》一文中，他对“抵抗”进行多层次的描述，并一再声明“抵抗”是鲁迅身上有的东西。这个“抵抗”不是观念和观念之间的对阵，而是富有身体感的，包含了感情生命的，或者用竹内好的话来说，是一个强韧的生活者，以一个强韧的生活者的姿态和所谓的新的观念进行反复的纠缠，而新的观念在这样一个反复的纠缠过程中，会有一种再创造，有一种创新式的东西。而这正是竹内好力图要发现的“亚洲的抵抗”。亚洲的抵抗不是对欧洲近代价值的阻拦和拒绝，而是亚洲的自我否定和再创造。

往期回顾

推荐阅读

竹内好的悖论（增订本）

孙歌  著

精装，432页，定价: 99.00元

ISBN: 978710807497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竹内好，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开先河者，鲁迅研究扛鼎之作《鲁迅》的作者，战后日本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曾写下《何谓近代》、《近代的超克》、《作为方法的亚洲》等多篇名作，对战后日本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被著名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视为“畏友”。

本书是竹内好的思想传记，初版于2005年，增订本对初版进行了补充修订，并新增三章近7万字，集中分析了竹内好对日本亚洲主义与根据地哲学的独特见解，更完整地呈现出竹内好的思想理路。

近代的超克

[日] 竹内好 著  孙歌 编

李冬木 赵京华 孙歌 译

平装，360页，定价: 2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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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作为日本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竹内好不仅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和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力，也对日本现代思想的形成有着潜在和深远的影响。他追求“在状态之中”的思想方式，与对学院知识生产体制的根本性质疑和抗拒，使他的知识立场彻底地非体制化，亦使他如其终生敬仰的鲁迅一样成为了一位思想斗士，而不只是“学者”。

本书遴选了作者写作于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数篇代表作品（包括名文《鲁迅》《近代的超克》等），昭示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竹内好的思想方式和知识立场的形成与发展，及其一贯的、与众不同的思想特质。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修订译本）

[日] 丸山真男 著  王中江 译

精装，325页，定价: 78.00元

ISBN: 978710807375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丸山真男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初版于1952 年。丸山在以本书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运用独特的思想史方法，对日本近世以来的政治思想做了开创性的阐发，奠定了战后日本的新政治学的基础，也创建了超越政治学领域的、为战后日本社会科学所共有的基本研究范式——从日本人的深层心理和精神构造入手，分析其政治乃至社会行动样式，从而寻找从人和文化的角度而非经济结构的角度来深化社会科学认识的途径。

在书中，丸山致力于寻找日本思想自身的现代性资源，从而打破日本的现代化是由西方引起、日本的现代性思想也是西方影响的产物的通说。他着重描绘了作为德川幕府统治意识形态的朱子学的解体过程，以及与此相伴的徂徕学、宣长学等富含现代转换契机的学说的发展和演变。在朱子学被视为封建腐朽思想的日本学术界，丸山这种新鲜的视角无疑为审视朱子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此外，丸山还从满怀现实观照的视点出发，对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特点进行了论述。

如今，本书在日本知识界早已成为一个典范，是后世无论持何种论点的人都要参照的坐标，也是丸山真男以其超凡才智谱写出的“作为思想史家”的华彩乐章。

日本的思想（岩波全本）

[日] 丸山真男 著  唐利国 区建英 刘岳兵 译

精装，203页，定价: 59.00元

ISBN: 978710807393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日本的思想》是丸山真男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有着越出学院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全书收入文章4篇，是丸山1957—1959年面对战后日本的现实状况，在历史和当下的张力中进行思考的结晶，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在书中，丸山对近代以来日本思想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天皇制、传统与现代、锁国与开国、组织与个人、知识分子与大众、抵抗与转向、政治与文学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放到整个日本思想史的广阔视野下来讨论，概括出日本思想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如“杂居性”和“无构造性”等。通过本书，读者可以领略丸山惊人的敏锐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方式，也可在与日本不尽相同的中国的语境内，读出丸山的思想对我们自身的启示。

我店曾出版《日本的思想》节译本（2009）。为更完整地呈现丸山真男的思想，本次出版，根据1961年岩波新书版进行全文翻译，是为“岩波全本”。

绝望与希望之外

鲁迅《野草》细读

孙歌 著

精装，281页，定价: 48.00元

ISBN: 978710806718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一般认为，《野草》是最能透见作者“灵魂的真与深”、最能揭示鲁迅个人真实的生命状态的作品，孙歌将鲁迅和《野草》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借助竹内好与沟口雄三的独特思想路径，来重新解读鲁迅与传统的关系，五四落潮后鲁迅的孤独、战斗与坚守，以及鲁迅在“绝望与希望之外”追寻生命原点的深刻体验与人生思考。

通过逐一细读23篇文章，作者重新阐释了诸如“中间物”“明暗之间”“无物之阵”等《野草》中的核心观念，尤其对鲁迅的 “求真”意识和他的“反传统”思想做了独具匠心的体味。作者认为，鲁迅不是一般的“反传统”，而是“一直在传统中用断裂、决绝的方式继承一些最关键的要素”，因此既要厘清“传统”的多面性和多义性，又要辨析传统在现代的分解和转化，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求真”就与明末的李卓吾一脉相承，实际上他是“进入传统的脉络有选择地进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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