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胶卷像子弹一样摆在身边，他说，“黑白寒暑之间，我真的动用了灵魂。”| 艺境
来路是违背不了的，
趁早顺着原路捋回去，
看看自己是什么人。
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的镜头对着的就不会是这样的人。
”
“心怀悲悯，
直面苍生，
苦行僧般探寻，
并记录着这个时代的真实，
念念在定。”
汪涵对摄影师严明的评价不能更恰切。
严明自觉是“散漫型”的人，比起“短平快”的专题，他的“大国志”系列持续了近10年。2014年出版的摄影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详细记述了严明无数次走南闯北的旅途，他曾在衡山伴着林间的夕照走了五个多小时，也记不清多少次乘船去瞿塘关的夔门，把胶卷像子弹一样摆在身边。
我们见过许多纪实摄影师喜欢把刀锋直接切进事件和现场，展现一个个生鲜的社会病理切片。严明回避了这种直截了当的说事方式，他的镜头关注的是经济热潮背后小人物的大悲悯：拈花路人的无言一刻、庭院里的无头将军石雕、礁石上独自垂钓的男子……它们已经越来越像一首挽歌。
“黑白寒暑之间，
我真的动用了灵魂，
天真地用诗意去对抗实用。”
史航曾说严明不是往前凑，而是往回跑。“往哪里去已经根本不重要，我只想用剩下的时间找我的从前。”严明30多岁才开始摸相机，在此之前，他做了10年摇滚乐手，又做了10年记者养家糊口。“我清楚什么可以变卖，什么我始终不舍得。”最终，野外散落的精彩意义打败了聚集在写字楼里的自危，原来我们喘着气，是为了那些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刻。像有情人成了眷属，严明回到了他想要回到的本意。
严明
Q
《大国志》这个系列的概念是怎么样的？
A
我不是老学究，但也觉得现在经济飞速发展，某些地区事实上是以牺牲了一定的文化历史传统为代价的，不管是有形的，如古迹被铲除改造、给商品房和开发区让路，还是内在精神上的，曾经是约束、滋养我们的仁义礼智信，讲起来好像死板，实际上是灿烂的东西，是智慧的。做摄影十几年的过程，是个由内向外跳出来看社会、理解社会的过程。我做了10年记者，车祸、火灾等大事小事报道过很多，说说原因，提醒大家引以为戒，但它所谓的意义可能也就是这样了。当然我不是说人民生活疾苦的事不大，只是慢慢觉得还有更普遍性的状态和社会发展相关联的东西可以去关注。
Q
所以你会特意去挑像你说的，古村落之类的传统人文场景去拍摄吗？
A
其实会。之前是先不挑地方，广泛去拍，两三年之后淘自己照片的时候，明摆着我对历史、文化的东西感兴趣，对文化遭破坏颇为关注。这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它欺骗不了自己，就渐渐会往那个方向去。总体上来说，吸引我的是未知，没去过、特别感兴趣的地方会反复去。西北去了，东北没怎么跑，再规划的时候，就会在合适的季节往东北去。
Q
我看过一种说法，摄影有“三气”，运气、才气和努力寻找最佳机会的大气。你的“最佳机会”是什么样的？
A
随着年数增加，我自己有个理念，就是去拍之前不给自己定什么要求。跟着心动，你吃惊的地方自然就会打开包把相机拿出来。这个方向不是逆的，不是我定了一个菜，回过头来去找配料。我认为这样的拍法不别扭，自己也不累。摄影是视觉艺术，最初我就觉得这两个字不得了，你看了东西后你有感觉，你用你的选择、记录、判断和挑选方式拍你自己的认识和阅历。所以摄影是个人的事情，所以你才敢讲你是在搞创作，你是在搞艺术。要不然别人拍个花美，你也去拍花，好像你比普通老百姓有个性一点（事实上好多人在做这个事），其实没有态度，那种个性实际上是种共性。
我自己是拍120胶片的，方的，挺老式的机器，摁一张还要摇一下。和以前当记者时一秒10张相比，技术上是弱的。弱的也好，给我提供了一种拍摄节奏。拍到了就拍到了，拍不到我也不会着急上火，不会用高速连拍来把它包围住、把握住。你等待的就是那一次触动。谁都有大量废片，我有成箱的。
Q
这种行走的状态还在持续吗？
A
前一两年父亲生病，年初去世了，受了点影响。但去年还是去了两次青海，十几天就得回来了，以前会走上三四十天。和其他摄影师比，我这个做法还是很有优势的。你知道一个感觉，你朝一个方向跑三四十天。三四十天能去多少地方，见到多少人、多少场景？我对这种生活还是挺喜欢的。最近在老家学开车，晒得很黑，打算赶紧学会了秋冬就要往北方去。
Q
你常拍摄到一些十分怪诞、魔幻的画面，有问题的地方就有痛点，这和你做记者的经历、经验有关吗？
A
做记者那些年有很大帮助，虽然改成了用胶卷机，但到了一个场景，讲通俗点，有没有戏，这是不是一个比较有戏剧感的画面，还是比较有心得的。事实上不做记者的时候，碰不到什么大事了，后来就会在一些小事上看到背后的东西。比如《双鹤人》，民间庙会上两个穿仙鹤衣服的老头，就像是踩高跷旱船队伍里的。衣服很罕见，可能就是村里大妈缝的白毡子布，头套形状是丹顶鹤的嘴。我觉得这意象很有趣，很中国。起码我活生生看到这种文化在延续，在这一瞬间我看不到功利。事实上我后来再去看那庙会，就是两个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我还是感到很安心的。
再比如《小镇青年》，“土洋土洋”的，但他自觉在当地可能是比较前沿、时尚的。想想我们每个人现在的打扮，过几年之后回头看，就是土的。我能感觉到他自得、执着的眼神，某种角度看是一种酷，某种角度看是一种小小的荒唐，甚至还有点滑稽不堪。并没有站在某种角度笑话他，只是理解了他，在那一瞬间。
Q
即便如此，你也说过：“我拍过的、我遇到过的这些人，我是爱他们的。”你对这些图景持什么样的态度？是揭露这些悲哀还是传达一种安慰？
A
这跟我的出身很有关系，小地方（安徽定远）出来的人，永远不觉得自己曾经有过什么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不都是在生活着的人吗？我不是那种很能写的文人作家，我只是咔嚓一声呈现了一个问题，摊开了一个问题，并没有在上面打上水印或写好长的图片说明来解决这个问题。常常是只能提出问题就不错了，很难说明答案，或者说答案自在观看者的心中。
Q
做记者是种“输入”的过程，那种创作感不是为自己，出来自由摄影后，找到自由和自我了吗？
A
我中毒中得晚，30岁以后才摸相机。一开始做文字记者，要拍采访对象、活动现场，我会带摄影记者。看他们拍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就开始拿他们的器材玩，问这问那。慢慢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买个相机？导致自己走火入魔。然而做摄影记者也不自由，叫你去就是拍配图的，要有图有真相，而且到得早才有。拍摄是任务性的、完成式的，完成得好只不过是腿快，是手头活好的能工巧匠。我对事件的看法很难注入进去，拍春运要拍出繁忙，拍重阳节要拍出老年人登山的喜悦。而艺术是和我有关的事，别人代替不了我。
Q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喜欢上了一件事情，就甘心放弃掉他之前所拥有的事情。
A
我骨子里是天真、孩子气。我在南方报业最好的时候干了10年，努努力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像是做摄影，对皮肉之苦痛感比较强的人就会放弃了，或者拿出一半、三分之一的时间干，忙时种地，闲时从艺。我喜欢一样东西事实上我觉得我还是认真的，真会在意，不用全力自己会觉得不对。大家都说我几次改行天差地别。我本来是一个师范生，后来喜欢音乐，就去拜师学吉他、组乐队。为了生活又去了报社，去跑演唱会、唱片采访。稿子写到后来觉得没有价值了，只是交了稿、领了稿费，不是作品。可照片拍得好的话不就一张一张留在我的电脑里了吗？那时觉得自己有作品意识了。我换电脑的时候稿子也放在文件包里，但都觉得可以不要。后来就是不要了。我现在最怕我要是迷上电影了怎么办？
Q
其实我觉得你的文字并不亚于你的照片。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
做摄影记者的时候经常讲新闻几要素，要写清楚图片说明。我是属于很不喜欢把图片说明写长的人，影像工作者用图片传达就可以了，写那么多，好像身体不行需要拄拐杖。一开始有编辑约稿，挺排斥的。但机会难得，出版社又很好，就试试看写。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讲真心话，讲自己的真实经历，哪怕是告诉大家哪地方危险我栽过，或是小镇青年摸爬滚打的经验，比别人周折得多。
Q
第二本书《大国志》相比起上一本，写了更多童年的事情，这就是你说的，来路是重要的。
A
童年是根源。来路是违背不了的，趁早顺着原路捋回去，看看自己是什么人，从哪来的，父母是什么，给过你什么样的教育和成长记忆，有什么样的老师同学朋友。千万不要试图把自己做成一个不是你的人。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的镜头对着的就不会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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